直面明镜 点亮心灯
——浅析《第七天》叙事中的“真实”

陈怡泉 （南京大学文学院 210000）

直面明镜 点亮心灯
——浅析《第七天》叙事中的“真实”

陈怡泉 （南京大学文学院 210000）

《第七天》的面世，引来关注之余带来了更多争议。首次采用新闻互文式写作的余华，将当下生活里的“真实”重新包装，带领我们在逼近“现实真实”的同时，对“人性真实”也展开了新探寻。本文就试从叙事学角度，浅析《第七天》里的“真实”。

真实；叙事；现实；人性

《第七天》——这部被余华本人称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收获了专业研究者的支持，同样也遭受了普通读者的质疑。而这一切，都源自书中对“真实”的刻画与表达。

美国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有一部著作《镜与灯》，提出了“作品、宇宙、作家、读者”的文学四要素，并在序言中指出：“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这里不妨借此角度，对《第七天》试做分析。

一、 直面明镜——向“真实现实”的再逼近

1.触手可及的社会热点。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七天》是一部极具可读性的作品。除去情节走向的吸引力，更多快感还来自于小说的各项选材——特权、官商勾结、拆迁、虚假新闻、食品安全、上访，卖肾……

而也正因为选材的过于“真实”，读者很自然便有了“新闻串烧”的不良感觉。对此，学者张新颖认为：“我觉得余华把这些东西当成日常生活来写，其实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我们远远没有看清楚、不愿意讲的东西。”而余华自己表示，故事中的现实实际并非表现重点，并意识到“小说中的现实已经太多了”。然而，这种互文式写作，大量“直白”的影射与寓言，还是令读者感到疑惑，这究竟是再现真实？还是消费了真实？

在笔者看来，大胆多量的选用新闻、热点并非不妥。关键在于，作者如何通过他们，展示小说的魅力，又引领我们的思考向何处去。在《第七天》中，余华选择了一种冷漠的客观叙事来面对真实。叙述者“我”是一个已经失去生命的人，“我”与现实间有一种奇特的距离感，似近实远，因而叙述也就呈现出冰冷、平静的无力感。

而为了刻画真实，余华还格外注意叙述细节的运用，这让已被人们熟知的素材又有了新的文学性生动。论及文学中的真实，他说：“当那个从高楼跳下来自杀身亡的人由于剧烈的冲击导致他身上的牛仔裤崩裂，一下子就变得与众不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同样的，殡仪馆里的叫号、进口炉与国产炉的区分、“我”读报看到李青时的震惊……这些独特的细节刻画，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与带入感，更向我们展现了与新闻媒体视角不同的社会真相。

2.遥不可及的“死无葬身之地”。与社会新闻相对应，文中反复出现了遥不可及的“死无葬身之地”。谈及这一设置，余华曾表示自己的重点：“是在死亡的世界。”“‘死无葬身之地’这么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写我们的现实世界。如果有人问我文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说就在这儿。”

在写这个与现实反差巨大的世界时，余华借助第三人称的叙事，打开了原本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用最简单、平实的语言追述了现实社会中的过往，而主人公“我”则化身为一个冷静、认真的旁听者。当被问及现实世界里的痛苦时，冤家兄弟已一笑泯恩仇；组成新家庭的受难者们对补偿抱以安慰；而因执法不公冤死的老游魂也已平静淡然。现实中的“真”在追述过程中被一一还原成“假”，而“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理论上的虚妄之地，却在反衬下显得愈发“真实动人”起来。现实真相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而在“死无葬身之地”，不可能拥有的情感体验却得到了永恒。余华运用这种反差，造成了一种特别的陌生化效果，这不禁让我们转向对内心的拷问——事实真相与人性的真相，究竟有多远的距离，是否像这虚幻的“死无葬身之地”，遥不可及？

谈及“死无葬身之地”，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名字的刻意安排与用意。余华表示，他的寓意附着在《创世纪》上帝创造世界的“七天”。那么何以为“第”？在笔者看来，第七天，神的造物即将完工，而人心的追寻却尚未完结。现实中光辉的世界落成了，而在虚妄的精神世界里，却有那么多平凡无过的小人物栖息在“死无葬身之地”，进行着哀悼与自我哀悼。“死无葬身之地”，比现实更有力地提醒了我们的存在。

二、 点亮心灯——对“真实人性”的再发现

1.赞神。在余华笔下，亲情、爱情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主题，尤其在父子情的拿捏上，已然形成自己的特色，丰富而不失细腻，特别而又显真切。如果与他借用《创世纪》上帝造物的寓意相结合，我们不妨可以将《第七天》中对美好情感、正直人性的礼赞，称之为是一种对“神性”的向往。无论是“我”与李青间朴实的爱情，“我”与父亲间感人的亲情，还是冤家仇敌别世后的兄弟情，都与现实社会中盛行的普世价值观有所不符。而这样至真至善的情义如今只能当脱离“人”的身份后，在“死无葬身之地”进行找寻，这无疑是对真实人性的一种探寻与讽刺。

在着力描写这些令人礼赞的正直人性时，余华大多采用了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第一人称的表达，不仅更具主观感受的冲击力，还增强了真实感与可信度，而一些大段的独白讲述，也让“情感集中而且沉重”。吴树桥曾评价：“第一人称视角刚好可以让读者看到叙述者内心最隐秘的角落，同时又将小说世界限制在叙述者能够观察到的范围之内。”这样的好处是，余华既可以通过主人公“我”之口，叙述发生的故事，又能借助“我”之口，表达自己的认知与态度。

《第七天》里，余华就运用第一人称的自我陈述向我们展示了小人物的高尚。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人公“我”与父亲间感人肺腑的父子情。父亲于“我”虽然只是养父的身份，然而却给我了比亲生还要多的爱。这份厚重的爱，由已成魂魄的“我”一一道来，在文中其他乱象的对比下显得弥足珍贵。小人物的高尚在“死无葬身之地”并不少见，而在现实社会中，却几乎成了神性般的异类存在。如果说余华刻意放大了现实里的残酷与卑劣，那么面对美好与正直，他则采取了韧性深入的方式，给予了从心底绵延的长久感动。

2.避恶。除了“赞神”，“避恶”更是《第七天》所要表达的重点。要“避恶”，首先就要认识“恶”，揭露“恶”。余华在《第七天》里揭露的社会之恶，虽然看起来大胆直白，实际上却另辟蹊径地保留了其中的批判力量，使得故事中的“死无葬身之地”真切、实在，而现实却虚幻、飘渺。这是一种对现实批判的新尝试，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叙述语言上的冷静与克制。

我们不难发现，余华在《第七天》里讲述了许多荒诞、寒心的故事：认亲变为做秀；戏弄、围观促成自杀；超度出国需另外收费……然而这些从“我”这里叙述出来，语言却显示出出人意料的平静与漠然。对此，余华自己解释说：“这是一个从死者角度来叙述的故事，语言应该是节制和冷淡的。”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冷淡、节制的语言，才显示出“我”对现实丑恶的无力，表面上看，这是“我”作为一个灵魂的无力，实际上，更是“我”作为一个现世中普通人的无能为力。而通过阅读，我们更常常能发现心情、感受的如此雷同。对此，吴树桥谈到：“余华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偏偏在小说当中沉默着，让我们看不到什么未来。这难道不就是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困境？”张新颖也表示：“其实不仅仅是语言没有力量，主人公整个人就没有力量。在今天，一个比较正常地持有日常观念、日常生活方式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力量的人……我觉得余华很形象地把一个正常人在当代社会里的那种无力感、那种无可奈何感，表达出来了。”

3.行勇。而无论“赞神”还是“避恶”，余华的勇气都值得肯定。对当代作家而言，如何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如何选用热点的新闻素材，如何展示与社会变化相对应的人性状态，又如何处理现实中的真实与荒诞，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尝试的问题。而余华选择了勇敢直面，通过努力重建当下的现实社会与精神百态，去勾勒一个读者熟知却又别有洞天的文学世界。《第七天》的出版商经理陈明俊对此也有这样的表示：“写自己生活的时代时，特别难保持真正的文学姿态。当下的细节，你写出来很容易让人感觉像新闻，写这样的题材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而余华坚持了这样的勇气，某种程度上说，也坚持了对自己心性的再探寻。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一路走来，每一次从选材到表达，都尽力贴近现实真实，并力求变化。大胆的想象、奇特的情节与客观的叙述语言融为一体，以一种独有的平民式坚韧向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从《活着》频用“死亡”，《徐三观卖血记》的“卖血”切入，《在细雨中呼喊》初试长篇、架构时空，《兄弟》里选材、语言上的突破与颠覆，一直到《第七天》中怪诞、变形的手法，每一次写作，他都努力用更特别的角度重审现实。和莫言、苏童等当代作家一样，余华没有单纯写实，而是以虚写实，另寻超越。

余华自己也曾提及这种变化着的现实所带给他的阵痛：“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这种呈现真实与怪诞的自觉虽然在《第七天》里用新闻、死亡、荒诞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疑问——然而他创作所引起的关注，所点亮的心灯，却值得我们的肯定与赞许。

总的说来，《第七天》不是一部容易下定论的作品。它的复杂其实也正如当今现实的复杂。身处在一个如此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重要的信息源，却未必能成为重要的生命个体。我们每个人也都渴望真实、独立、自由，却又总在无意识中跟随了大众，泯没于大众。说到底，书里奇奇怪怪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只是我们本着看故事的心去看，从而就有了“见怪不怪”和“别有所待”。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感谢余华，用一次勇敢的探索与尝试，让我们重新站在镜子前，透过社会热点与“死无葬身之地”的魔幻现实，审视了当下这个常被言说却经不起拷问的真实现实。也要感谢这一份用心，在撕开人性真面目的同时让我们期待信仰，正视丑恶，增添勇气。

而至于作家所写的是社会热点还是亲身故事，遵循写实还是巧用荒诞，在笔者看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作品的艺术性如何融洽地配合思想表达，并运用这样的写作指引我们往何处去。《第七天》也许指出了来处，然而归途，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

[1]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言》.

[2]潘卓盈.《余华反击读者批评：〈第七天〉是最能代表我的小说》，载《都市快报》，2013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