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五四”文学传统的另一个维度
——评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

⊙林英魁［宁波大学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理解“五四”文学传统的另一个维度
——评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

⊙林英魁［宁波大学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自1991年发表起，至今已经有二十余年，这篇回顾和反思“五四”文学传统的评论文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史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本文用文学史的视角，对这篇文章的写作源起和内容进行解读，对重新理解“五四”文学传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晓明 “五四” 文学传统重识

一、“五四”文学传统重评缘起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文化及思想状况与“五四”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个形成了广泛共识的话题。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80年代开端,人们关于新时期文学文化的理解与构想当中，也体现在经历80年代转折后,人们立足于90年代的社会文化现实对80年代的反省当中。

在20世纪80年代，50至70年代受到批判并处在边缘位置的文学形态和文艺观念渐次成为主流。但“文革”后文学的转型却并不仅止于此,一个更重要的文学传统的重新启用,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的文化想象和文学建构的方式，这就是被重新评价的“五四”文学传统。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重心在于，突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意义，并将其视为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榜样。与此同时，人们在文学实践中，也找到了新时期与五四的契合点。李泽厚写道：“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之后的惨痛复归。”①

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第二个“五四”时期，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被视为类似于“五四”时期那样的文学复兴。但经历十年的发展，原本将出现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总结,并没有获得预期中的深入展开。因此，在反思80年代学风空疏并希望重新选择学术传统时,讨论者明确提出了走出“五四”的说法。而90年代初文化界展开的“人文精神”论争，则在直面90年代后的商业化冲击和大众文化兴起时，将问题的症结诊断为以“五四”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些讨论使得王晓明等知识分子开始对走过的路程进行深刻的反省，并直接导向了对“五四”传统的重新评价。

二、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脉络下的“五四”重评

“重写文学史”思潮构成了整个上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对文学历史的重新书写,并不简单表现为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调整,更为深刻而内在的是内涵于这种书写活动中的文学、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诉求。它不仅建构出一种不同于50至70年代的文学史图景，同时更为80年代的文学实践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②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陈思和、王晓明在最开始的宣言中指出，开设这个专栏，是为了“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目的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③。从1988年到1989年，“重写文学史”栏目一共推出九期，对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经典作家、作品、理论思潮都进行了重新解读。表面上看，“重写”涉及的是对个别作家、作品的评价，但其最为重要的意义体现在对既定的文学史秩序的冲击上。“重写”带来的冲击性的价值打破了文学史的固有图景，带来了新的研究可能性，为这个学科释放出了一种“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想象，打开了研究者的新视野。④

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是对文学史的全新解读和重新评价。文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对既往的关于“五四”的评价展开了颠覆和重述。无论是写作背景和思想方法，文章都与“重写文学史”思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文中，王晓明着重分析了《新青年》的生产过程，总结了《新青年》的四个个性特征：“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措辞激烈，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绝对主义的思路和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⑤而考虑到“在1919年以前，《新青年》可以说是中国唯一倡言新文化的大型的文化学术杂志”⑥，而在那个时代，对于经国济世的诸多看法“大部分只有通过《新青年》才能够变成铅字”，这样，一方面是“生产”——使得一些人的看法得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就不可避免的是“压抑”——对于异己的声音的排斥；《新青年》个性也就在这“生产、压抑机制之中逐渐扩散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个性”⑦，并且逐渐形成了所谓“新青年话语”，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占据中心位置。关于《新青年》的影响，被作者精辟地形容为：“最初是由谁来掘松土层，将这枝新芽引导出土,又是谁向它施加最初的养料，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日后的生长状态。”⑧而“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则进一步地发扬了《新青年》的传统，将文学家们集合到一个类似于后来“文联”中的体系里，为文学灌输了“文学应该有主流、有中心的观点”“集体文学目标高于个人文学梦想的观点”⑨……从这个视角来看，与其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抗战”以后的发展）是对“五四”传统的背离，不如说那是表面上的背离，恰恰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他从来就没有走出过“五四”传统的阴影，而我们之所以会认为那是背离，原因仅仅在于我们对“五四”的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

在这个基础上，王晓明的视角与以往关于“五四”的观点产生了对立。王晓明在深挖“五四”与之后的文学走向的连续性时，不再把“五四”视为简单的历史受害者，相反可能是掘墓人。这样的认识并不仅仅建立在对史料的分析之上，其中隐含着更深层的理论的转向。

王晓明将需要重写的对象扩大，将着眼点从作家、文本和思想内容拉向了更加广阔的历史现场之中，要求人们关注“文本”周围的“一大批也佩戴着‘文学’徽章的事物”⑩，将文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文学外部的文学设计和文学机制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以解读期刊、社团文学策略来考察文学运行机制的方法，开创了期刊、社团研究的新模式。在文中，王晓明着重考察的不是现代文学是什么样的问题，而是现代文学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试图从话语和权力的角度，在“五四”文学传统中寻找现代文学的一些独特性质的根源。

三、历史同构中的理性审视

王晓明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单纯地停留在对历史的反思上，更重要的是要以古论今，用“六经注我”的方式，借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评价来反思当下。王晓明在经历了1989年深冬这样一个巨大变化之后，亲自体验了20世纪80至90年代的转折之后，对刚刚过去的重写文学史风潮，乃至整个80年代的文学研究和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警醒到刚刚过去的整个80年代，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文学创作实践，依然没有脱离“五四”文学传统的一些阴影的笼罩和影响。敏锐地发现我们内在的文学定位、文学观念和生产机制等等深层次的问题依然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历史又走上了循环的怪圈——80年代的知识分子同“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完成了启蒙和教育大众之后，仍然没能成为时代的主宰。“也许现在回头去看看那八十年代的文学历程，竟会不断在其中发现形形色色的《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影子，发现它们所锻造的文学规范的影子；也许在赞同那‘重返五四’的呼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提出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从五四文学传统——至少是一部分——的阴影下走出来?”⑪

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不同于80年代的结论。例如洪子诚总结道：“对‘五四’的许多作家而言，新文学不是意味着包含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后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50至70年代的政治文学时代，并不是‘五四’文学的背离和中断，而是它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⑫这一结论指出，“五四”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资源，但是认为它本身并不是单一的性质，而是包含了复杂冲突与悖论的现代性矛盾的统一体。正视“五四”现代性的多重内涵，进而探讨不同脉络的现代想象在“五四”之后的展开过程，是重新研究2O世纪中国历史和新文学的重要环节。

四、结语

《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理性审视了“五四”文学传统，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了颠覆性的重述，启发后来者将眼光拓展到了文学设计、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等等外部因素上，并以此来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文学史和文本本身。但这篇文章也存在情大于理，叙述大于论证的问题。但就全文来看，这些缺陷都无法掩盖其思想光芒和其中蕴含的深刻现实意义。

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页。

②贺桂梅：《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

③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④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⑤⑥⑦⑧⑨⑩⑪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上海文学》1993年第5期。

⑫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作者：林英魁，宁波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