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钱玄同的晚节

陈福康

钱玄同先生的日记，早在十几年前就出版了影印本。我当然深知这部日记的重要价值，但当时略为翻了一下之后，一直鼓不起勇气去细看。因为它的字实在太难辨认了！钱玄同的日记从青年写到老年，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考虑让后人来对它研究，因此常常字迹潦草得很，而且还喜欢用各种古文字

（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和当时尚在讨论中的汉语拼音，还用了日文、法文、德文、世界语、国际音标，甚至还有他自己生造的字！很多地方简直就像“天书”一样，看得人晕头晕脑。直到二零一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天石先生主编整理的排印本，我才得以痛痛快快地翻读。从杨先生写的前言中得知，他们的整理工作断断续续做了近二十年。又在报上看到杨先生的访谈，他戏说这是他这辈子所做的“最傻”的事。实际上，这真是一桩功德！当然，这个工作难度太大，报上已有读者指出其书中仍有误认之字 （我在阅读中也发现有认错日语字母等错处），但这些读者也都是首先高度肯定杨先生等人的功绩。

我是读了 《读书》 今年二月号上袁一丹的 《再说钱玄同的“晚节”》 （本刊2015年第5期曾转载），有所感而写本文的。而袁一丹和我之所以能够根据钱玄同日记来研究他的“晚节”，其实都是托杨先生和北大出版社之福！

关于钱玄同的晚节，好几年前曾经有过争论。有人认为，他不过是“死得其时”，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因脑溢血逝世了，不然的话，就很可能是第二个周作人。我当时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实在太轻率，太不负责任，也不了解事实。当然后来也看到有辩驳文章，现在袁一丹的文章就讲得更清楚了。我今想再补充一点：从钱玄同日记看，他深受中华民族爱国、气节的传统教育和激励，这与周作人对比是非常鲜明的。

我们知道，钱玄同原名师黄，辛亥前改名夏，以示参加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革命。而抗战时从一九三八年春起，他毅然恢复几十年前的旧名钱夏，则是表示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这是他的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据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钱玄同日记，当时他还取号“忆菇”（其祖父葬于故乡菇山），并说“亦可简称‘忆翁（思肖之字）”。可见他在抗战时期明确地以南宋爱国士人郑思肖（所南）为效仿的榜样。而这乃是他在清末参加民族革命时的基本立场，此时又赋予全新的含义（侵华日寇与中国历史上的猾夏异族，毕竟性质不同），重新起步。他的这一人生轨迹是十分清晰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语丝》 杂志第八期，钱玄同发表的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 就写道：

因为我那时志切光复，故于一九零七年入同盟会……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和满廷为同样之仇视。那时做了一本 《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我这种书法底主张，出于郑思肖底 《心史》，亡友陶焕卿先生深以为然。

今存钱玄同日记始于乙巳年 （一九零五） 他在上海准备东渡时。此时，适逢梁启超在日本重新写序的郑思肖《心史》 在上海广智书局刚刚排印出版。钱玄同即买了一本，携至日本后认真阅读，对他影响很大。除了上面所引的他的回忆外，一九零六年一月五日钱玄同在日所作日记更可为证：

上午看 《心史》。余素于诗词一道性不相近，今观此编中之诗，字字血泪，言言沉痛，不觉亦触起我民族观念。文字移人之力可谓大矣！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日记中提到“郑所南正论”，就是指 《心史》 中的《古今正统大论》。可见他一直坚持民族立场：

清史馆送来商例七份与大兄、坚士。七人者：一逖先，一冷僧，一吴廷燮，一金兆蕃，一卢彤，一袁励准，一王桐龄，一清人常荣。除逖先及吴廷燮，咸无足取。常荣以清人为己族说法，自有回护之词。然时至今日，犹欲读“应天顺人”，“深仁厚泽”，亦大可笑矣。王桐龄狗屁不通，不伦不类，而抬头空格，誉扬建夷，甚至避去“仪”字，拟改 《仪卫志》为 《舆卫志》，而稿中“仪”字犹缺末笔作“義”，此真是死做奴隶者，何怪其谓三皇五帝皆无其人。盖不取消自己祖宗，恐为[谓]他人父而人不要也。阅至此，愤气填胸，恨我不谙史事，否则必撰一部 《珠申史记》，用郑所南正论贬绝其僭天子之称。……不料果不出吾所料，竟有此等放屁乱谈出现，然则夷夏大防其可忽乎！

一九三零年二月十三日，钱玄同记其又新买了一本梁启超作序的 《心史》：

下午逛厂甸，今日是阴历元宵，末日矣，故必逛之。……买了十种书。…… 《心史》，一角五分，广智印本，乙巳年在上海读书时买之，后无，今天复得之，可喜也。（此系梁任公所印，前有序—序不见于文集。）

一九三五年九月，北平师范大学 《教育与文化》 编辑熊梦飞 （仁安） 请钱玄同为日寇侵华“九一八”事件四周年题辞，钱玄同十六日记：“因拟为师大之 《教育与文化》 ‘九一八号题郑所南诗，检梁任公与欧阳竟无之两种刻本 （编次不尽同）观之，并记其 《郑所南年表》 如左……”可知在此抗日救亡运动时，钱玄同不仅读了梁启超与欧阳渐分别作序的两种版本的 《心史》，还根据 《心史》 的记载而编撰了《郑所南年表》。他为 《教育与文化》 题写的是 《心史·中兴集》 中 《二砺》 二首之一，深深寄托了他的爱国抗日情感 （陈按，日记整理本“有”字误作“多”）：

愁里高歌 《梁父吟》，犹如金玉戛商音。

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

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啮空林。

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

应该指出，钱玄同所作 《郑所南年表》，实际上是南宋两位爱国人士郑思肖和邓牧的合谱，虽然十分简略，但却是研究者最早撰写的郑思肖年表。我想起，同样也是在日本留学时读 《心史》，同样也是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郑贞文 （心南），同样也在抗日战争中编撰了南宋两位爱国人士郑思肖与谢翱的合谱，则时在一九四一年，要比钱玄同晚了六年。

北平陷于日寇后，钱玄同更经常以 《心史》 等爱国文献激励自己。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日记：“至室内翻阅 《心史》、《伯牙琴》。近来‘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一九三八年五月七日更详记自己的感受，并论述了 《心史》 的真伪问题 （陈按，整理本日记“歌”字误作“影”，标点亦略有误）：

竟日在家未出门。精神甚坏，心绪甚恶，恶闻人声，闻即心中烦躁，噫！……下午，杂翻架上书，看 《心史》 所南诗集，点阅 《谪麟[麐]堂集》 之施墓表、刘传、赵氏后记，《亭林诗集》 等等。时觉心酸泪下。（顾、郑诗集固欲下泪，施、赵两人叙戴之苦，亦引我自喻也。）

《心史》 一书，信为真者：张国维、顾炎武、钱肃乐、归祚明（见 《亭林诗稿》 卷六，4页， 《井中心史歌序》）。不信者：王敬所、阎百诗、万季野、全谢山。万谓是姚士粦伪作，全信其说 （见 《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四 《心史题词》，商务本1143—1144页）。又见 《外编》 卷二五之 《杲堂诗文续钞序》 亦言之。但全氏此文中似非十分肯定之词，云“或且以为姚叔祥之赝本”，又云“叔祥赝本之患”。又，徐乾学所作 《通鉴后编》 之 《考异》，见 《四库提要》 卷一七四，别集存目一。按，此书见 《提要》 四七，史部编年类。《提要》 谓是书徐氏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所编，则全所引万、阎之说与徐氏同出也。不信为姚士粦伪作者：厉鹗。云：“叔祥岂能为此诗文！”

我以为，照思想、见解、文章、气节，非郑不能作。当认为真书。万、阎诸公盖猜测耳，非有实据。徐不足道，厉说最有理。姚士粦只会造 《杂事秘辛》，做 《见只编》 耳，乌能赝此书耶？或井中铁函之说，是好奇者故作神奇耳！

今天看来，所谓万斯同（季野） 认为 《心史》 是伪作，全然是全祖望的误记！万氏乃清代宁波籍著名史学家，全氏崇敬的乡先贤，但万氏非但从未说过 《心史》 为伪，相反，还在 《宋季忠义录》 等书中明确肯定 《心史》 为真书！而且，万氏父亲万泰、侄子万言等人，也都有诗文高度肯定 《心史》。全氏致力于乡邦爱国文献的整理，万氏一家之书都应该看到过。全氏此一误记简直匪夷所思，钱玄同未能识别其误记，但他正确地指出“全氏此文中似非十分肯定之词”。实际上全祖望另有大量诗文，也是肯定 《心史》的。至于徐、阎及王的“伪书说”，正如钱玄同所说——“不足道”，因为没有说出任何根据。上引日记离钱玄同辞世只有八个月，当他在日寇铁蹄下“精神甚坏，心绪甚恶，恶闻人声，闻即心中烦躁”时，是以拜读历史上爱国主义经典作品来激励自己的。他读时，“时觉心酸泪下”，“亦引我自喻”，并明确写到“气节”二字！试想，这样的人，怎么会去做汉奸呢？试问，在当时周作人的文章、日记中，有谁读到过这样的话？

周作人当然也很可能读过 《心史》 的，但在他的文章中似乎从未提及。一九三三年一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孟森教授病逝，他写了挽联：“野记偏多言外意，遗诗应有井中函。”挽联写得很好，孟森号“心史”，可见周作人亦确认 《心史》 出于井中铁函。但令人遗憾和气愤的是，他自己则背叛了 《心史》 体现的爱国精神，附逆于日本侵略者。不料，今却有论者辩 （美） 其名曰“淡化气节”，有人还说这种“淡化气节”论是一种了不起的新论！请不要搞笑了，作为一个人，气节亦可“淡化”乎？这不就好像说一个人的骨架也可以软化一样吗，那他还能站立吗？

（选自《读书》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