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
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过去吗? 对象已不在眼前,今人能做的顶多是拼凑过去的一鳞半爪,做“局部”的复原。我们掌握过往时代必定不如当时人,正好比一个外国人不会比本国人更了解其地一般,这难道不是自明之理吗?
我在这里郑重地指出:这个庐山中人方识此山的观点是错的。一个古埃及的村民不会知道同代有巴比伦;法国大革命在里昂进行期间,里昂人对巴黎革命的讯息会比今人少。事实上,当时人所知比我们还要“局部”。只掌握了“局部”之不足感只是我们统摄性意向的投射,如追求永生一般,把上帝式的全知当作终极理想,即使拥抱这个理念,比起古人来,今人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族。统摄“古”者是“今”,“今”之不存,“古”将焉附?这个“今”越往后移、离“古”越远,能化在将“古”这张意义锦缎的纹路编织得更精致的功夫就越多,因此,历史(过去)不只需要“新”,它需要“日新又新”。
在这里,亦必须纠正自然科学已进入范式阶段、史学仍局处每个时代各说各话的前范式阶段的误判。在全球化意识骎骎来临的今日,而比较历史学已与之配合之当前,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这也是《新世界史》之所以以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开其端,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关键在两者之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形成于农牧革命诞生地的环两河山侧带西段之日趋干旱,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显示“牧”并非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