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三味

康子兴

一九○一年，《原富》全书译毕，分两部分于一九○一、一九○二年相继出版。自一八九六年严复提笔译书起，便陆续将译稿寄予吴汝纶校阅，并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因此，吴汝纶应最能理解严复翻译《原富》之苦心。一九○○年，严复请吴汝纶为即将出版的书稿作序。在这篇序言里，吴汝纶阐释了严译的意义，其论述亦能体现出一代学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以及时代之精神。

吴汝纶首先强调了财政对国家存亡之重要性，认为“国之庶政，非财不立”。进而论道，就其情势而言，清末之窘局似因西夷入侵而起；但究其实质，则国运之危败乃根源于自身的学术传统。中国士大夫传统讳于言利，其实际行动便有轻视财富之趋向，在法律政策上则呈现为“重农抑商”。其结果便是：“财之出于天地之间，往往弃而不理”；致使“睨其傍者” 攘臂而并争。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下，国家给养“取给于隘生之途”，终至“上下交瘁，国非其国，财非其财”。国力之衰竭实由自精神之积弊。所以，在国家显露危败之形的当下，虽欲求变，却又不得“所以变之之方”。

吴汝纶对中国学术精神的批评中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士大夫对“利”与商业的贬抑有违自然之道。财政的“隘生之途”源自士大夫的隘生之学。上天有好生之德，“生”乃自然之理，“隘生”则有悖于自然之道，甚至悖于儒学的总体精神。无论就晚清之危败情势而言，还是就学理的自然基础而言，我们都需要破除“重农抑商之故见”。只有这样，国家和士大夫传统才能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