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的游戏：自然物产与自然偷盗

农村游戏的消失，预示着农村童年秩序的崩塌。这种秩序建立在土地之上，它之所以崩塌，是因为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不再亲厚。

这其中，自然环境的恶化是其中一个原由，但更重要的是，农村自生的人文美学，在功利十足的城市化浪潮里，不断地衰弱和自卑。

大院子弟回忆童年，总是要讲一些逼格很高的事情。比如说王朔，“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看什么吗？总参作训地图！”普通市民回忆童年，则免不了老城区，大杂院……像我这样的农村子弟回忆童年，勉强能提一提的便是那些年，在山河麦田里玩过的种种游戏。

这种游戏不是学校里规规矩矩的小把戏，而是发生在旷野里的胡作非为。

游戏是分季节的。因为每种游戏都需要季节里的物产和风景相配合。

对孩子而言，春天不是特别好玩的季节，尤其是早春，大地一无所有，只有阵阵黄风掠过孤寂的村庄。

这种平静的萧索需要一种特别的游戏来打破，那就是“放火”。

那时，冬雪早已消融，小河里的水量降到了最低点，岸边全是大片大片枯黄的野草。带上一盒火柴，你能看着火烧到很远的地方。

如果放火是在夜晚，那简直会产生一种打渔杀家、火烧连营的历史幻觉：星星之火映衬漫天星辰，而水面又像镜子一样将这一切截取下来……

当然，即便是在农村，这种行为也是不被鼓励的。老人们这样谆谆教导：小孩子不能玩火，玩火会尿炕……

一场春雨过后，大地开始渐渐温柔。或许记忆总是选取一些美好的东西存储，在我印象中，每年春雨到来的时刻，总是会在夜晚听到植物生长的声音。

极风雅的时刻到来了。一夜之间，柳条舒展，桃花开遍了河岸。在春天的暖阳下，半大的孩子便会去河里摸鱼。也没有什么钓具，只用一个罐头瓶子泡上几粒馒头渣，扔到水草茂盛的地方，不一会儿，便会有一些小鱼钻进来。

鱼都不大，一上午最多也就只能钓一小碗，裹上面糊炸了吃，很香。

一天的时间，只有这点收获自然是浪费大好春光，所以我们在岸边搜寻茅草芽，它类似于一个极小号的带皮青玉米，里面是白白的芯，吃起来略带清甜，诸城土话叫它为“扎银”。

当然，一些摸鱼高手是不屑这些小打小闹的。他们赤脚下河，空手便能掐出近半尺长的“大鱼”来，用柳条一串，举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在天光下过街穿巷，骄傲地如同战胜归乡的将军。

他们是孩子中的英雄，能下河摸鱼，能从很高的树上折下挂满榆钱的树枝，能从看似一无所有的土地中寻出地瓜和胡萝卜，还能在冬日的雪地里，带上黄狗撵野兔。

他们的骄傲源于收获。收获是一种最古老的人类仪式，从中生发的笑容则是最古老的人类表情。如今，我们已很少看到这种表情，因为我们失去了某种来自远古的技能，这种技能拒绝投机，是我们肢体最初的荣誉和骄傲。

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收获，那就是偷。我相信，几乎所有的农村少年，都有着偷瓜摸枣的经历，在讲起这些行为的时候，心中也不会有太多的愧疚感。

盗亦有道，孩子们的偷只限于土地上的物产，它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不过是在游玩的时候，看到田里翠绿的西瓜，便去偷一个来解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更像是一场学习生存的自然偷盗，是在未知土地上的一场冒险。

当然，有时候也会被看瓜人抓住，狠一点儿的，便扒光这些七八岁孩子的衣服，然后通知家长来领这些“光腚猴子”。家长到了后，通常都是怒不可遏，劈头盖脸一顿打，看瓜的人便会劝住家长，如此这般地讲一番，最后又硬让孩子带上几个西瓜走，当然，家长一定会满面羞愧地放下钱，看瓜人又一定会追出来把钱再塞回去……

这是一种乡邻式的惩治程序，有一点儿滑稽，但程序完备，仪式十足。

作死的游戏：英雄荣誉以及孩子群中的角色选择

除了这些关于收获的游戏，我们还会玩一些“作死感”十足的游戏。

比如夏天去河里洗澡，从很高的拦河坝上一跃而下，跳进下面十几米深的水中。姿势掌握好的话，水花较小，自然会迎来一阵掌声，反之，肚皮或者脊背就会平拍在水上，甚至会有被拍晕的可能。

那时，我们还玩过一种更“作死”的跳水游戏：十几米深的大机井，抱着分量很重的石头跳下去，为的就是能够潜到最低处，然后抓一把井泥上来。

这些行径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跳烟筒的行为有些相似，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把叛逆视为英雄壮举，把“作死”当成荣誉勋章，可惜并没有女孩旁观。

几乎是每一年，我都会听到有小孩淹死在河里的消息，学校和家长对下河洗澡一事严防死守。每次游玩回家，爸妈都会用指甲在我手臂上划一下，如果显出白色印记，那肯定是又去洗澡了，于是便免不了一顿打。

每个游戏都会聚集起一大帮孩子。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孩子王，他精通所有的技艺，除了念书，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每一天都能想出一个新的玩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圈子中，学习好并不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它无助于增长你在圈子里的威信，只意味着一种柔弱胆怯和面对自然的无能。

那时候，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于是便在伙伴中有些自卑，这让我不得不去做一些更危险的事情来证明自己。

有一年夏天，我们正在潍河里洗澡（我一直不用游泳这个词，游泳是在池子里，是城市孩子们戴着救生圈玩的把戏。），忽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抬眼一看，黄色的水浪连着天际，席卷而来。河堤上的人大呼：墙夼水库放水了，大家快跑啊！

我跟着队伍跑了几步，不知怎地就觉得有些羞愧，于是便停了下来，双手叉腰，看着即将到来的水浪。

水声越来越大，伙伴们已经跑上了堤坝，他们在喊什么已听不太清，但我向他们大喊一句：操！你们不行！

为了这种“作死”式的装逼，我还背诵了一段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这些都做完后，才装作不紧不慢的样子向岸边走去。

那时候，我怕的要死，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铺天盖地的水。上了堤坝之后，大家看我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了，带我出来玩的堂哥先是揍了我一顿，然后又把此事告诉了我爸妈。结果可想而知，又是一通胖揍之后，我还迎来了将近半年的禁足期。

作死之后，我也迎来了一个对孩子而言极其重要的收获：从那以后，我不再是堂哥的小跟班，而是孩子群中名副其实的“三巨头”之一。

他们像姑娘一样安静

狭义上的童年游戏有很多，比如撞拐、弹玻璃球、“打元宝”、过家家，这些游戏至今仍在延续着，但我所讲述的那些关于收获、关于“作死”的游戏却几乎消失不见了。

即便是我们这些生于八五前的一代，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也开始不自觉的淡化身上的野性。

从那时起，孩子们开始分流。街机、网吧的兴起让一帮孩子沉迷其中，升学的压力又让另一帮孩子足不出户。而我的堂哥，彼时名震乡村的孩子王，在这种潮流面前，孤独寂寞，无人诉说。

从初三开始，他就辍学了，而我则不得不去实现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这是我父亲的梦想，起码在最初时候，它不属于我。

我们之间开始变得陌生。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他在一棵榆树上摘榆钱，树下围着一群小他很多岁的孩子。他向我打招呼：哎！上来玩啊！

“不玩了，一会儿还得去上课。”

他笑了笑，挥手让我走。没走多远，一株挂满榆钱的树枝丢到我身前。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召唤还是一种告别，我只是捡起树枝，向他挥了挥手，继续走开。他吹了一句口哨，旋律大概是《真心英雄》。

或许从那时起，我们就走入了不同的世界。从此，我的世界逐渐通往城市，而他的世界在某种不可抗力之下，也变得面目全非。

如今再回到农村，我发现，不论是街道上，还是田野间，成群结队的孩子几乎不见了。他们大都规规矩矩，无论对人还是对田野，都带着一种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冷漠。

“其实孩子们聚到一块儿挺有好处的，这对他性格的发展，以及未来在团队中的角色选择都挺有好处的。”我对堂哥说。

“……现在住在村里的年轻人本来就少，都去县城买房子了，小孩自然就少，聚不成堆了。”堂哥这样跟我说，他的儿子坐在一旁玩着电脑，安静的像一个姑娘。

“就是想出去玩也没什么可玩的。小河早就断流了，苇子地也没了，大树也都被砍了，潍河全是挖沙炸鱼的，到处都是险窟窿，还有什么好玩的。”

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了，所以，孩子们只能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此时，电脑已经普及到了农村，他们熟练地打开网页，但当你注意到他们时，他们又赶紧关掉，盯着XP系统那张经典的蓝天草地图片，那是他们父辈们曾肆意玩耍过的场景，而他们视若无睹，装作发呆。

（丁爱波，《齐鲁周刊》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