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溜与啰唆——张中行的难题

北京 启之

作 者：启之，本名吴迪，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读名家散文，有几句话看着别扭——

一、要说想对读者再说点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高论。

二、先想到原则，是忙事不好说，最好谈闲事。

三、西瓜，种类不少，印象深的有两种，一种深青色皮，红瓤，一种名三白，意为白皮白瓤白子，形细长如枕。

四、只要把瓜子给留下就行。

我把这四句话发给十位朋友，请他们挑毛病。回信的意见几乎一致：

第一句，一句话里有两个“说”，啰唆。

第二句，删掉“是”，改为：先想到原则，忙事不好说，最好谈闲事。

第三句，删掉“意为”和“形”。改为：“西瓜，种类不少，印象深的有两种，一种深青色皮，红瓤；一种名三白，白皮白瓤白子，细长如枕。”有一位朋友还从汪曾祺的散文《夏天》中找出这样的句子：“天下皆重‘黑籽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作为删节的根据。①

第四句，删掉“给”。改为：“只要把瓜子留下就行。”

这四句话，都是从张中行的文章中挑出来的。前两句出自《诗词读写丛话》中的《再说几句》和《上场的几句话》。后两句出自《负暄三话》中的《吃瓜》。

我敬佩张中行的学问和人品，他的理性主义和怀疑精神，他的渊博、识见、忍耐与坚韧。但是，我不爱看他的散文。尽管评论界称其为“散文大家”“文坛老旋风”，“未名湖三雅士”（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燕园四老”（三雅士再加上历史学家邓广铭），季羡林说他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美感是个很自我、很顽固的家伙，它我行我素，“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张中行的名气再大，也改变不了我的不喜欢。理由上面已经透露了——我嫌他絮叨啰唆。

有评论家说，张中行之成功，除了学养外，端赖其“极具个性”的文风：“一是‘句子短’，每句话很少超过十几个字。‘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绝不呆板，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季羡林语）二是‘语言白’，他推崇的是叶圣陶先生的风格，‘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三是文中几乎见不到成语、诗词、名言、空话、套话一类东西。”四是行文，“先生讲求的是‘惜字如金’。他赞成叶圣陶的观点，‘你写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说明你不行’”②。

这四条至少有两条不靠谱。

张中行文中没有空话、套话不假，但是说他不用成语、诗词和名言则大谬。这位评论家大概是想把张中行跟“桐城派”挂上钩，桐城派标举“雅洁”。其首义就是文章用语的“五忌”：“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③这里的小说，指的是俗言俚语；语录，指的是程朱（程颢、程颐、朱熹）的言论；诗话，指的是诗词中的隽语名句；时文，指的是八股文中的藻丽俳语；尺牍，指的是空话套话。这五忌，张中行能做到四个，他的散文中，没有红色时代留下来的政治语、战争语，没有时文中的空话套话，也很少坊间的流行语，但他不能不引用诗词成语和古人的名言——这是他表情达意的长项。

第二，说张中行“惜字如金”值得商榷。如果上面的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再看看下面这段话：

有事走上街头，各种瓜，几乎由这一头摆到那一头。瓜多种，单说惯于生吃或可以生吃的，不知为什么，近些年来，我很少吃。主要原因是不怎么想吃，不是吃的机会少。可是看的兴趣却像是没有减少，觉得如西瓜，那些个儿特别大的，黄瓜，笔直的一排，顶端带着黄花的，都好看。觉

得好看而不想吃，我有时禁不住想到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语句，是：“老了，不中用了。”口和肠胃不中用，心却不甘于不中用，那就想想昔日的，当年勇，如果有一些，总比彻底无好一些吧？④

这段话，我也发给了那十位朋友，有七人认为“可有可无的”文字至少有五处：

（1）“有事走上街头”——“有事”二字可以省掉。因为你说的是街上瓜摊上的各种瓜，它们不管你有事上街，还是没事上街，都在那儿摆着。

（2）“不知为什么，近些年来，我很少吃……口和肠胃不中用，心却不甘于不中用。”——前面说“不知为什么”自己很少吃瓜，后面又说，很少吃是因为“口和肠胃不中用”。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说“不知为什么”？这是明知故问。

（3）“《打渔杀家》中的语句，是：‘老了，不中用了。’”——“是”多余。

（4）“口和肠胃不中用，心却不甘于不中用。”——改成“口和肠胃不中用，心却不甘”，省了四个字，意思照旧。

（5）“那就想想昔日的，当年勇。”——“昔日”就是“当年”，同义反复。改成：“那就想想当年勇。”

此段一百八十二字，删掉上述十五字，改变了原来的意思和语气了吗？

这十位朋友，年龄在二十六岁至六十七岁之间，职业是教师、编辑、工人、大学生、动画设计师、图书馆馆员，其中只有两名是中文系毕业。可是英雄所见略同，几乎删掉了原作的十分之一。张中行衡量文章的标准是：“你写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说明你不行。”

张中行，行不行？为什么普通读者看出来的问题，文章高手看不出来？

据我看，不是他不行，是他不想。张中行早就说过：“作文，遣词造句，当然要尽力求顺溜，避免别扭。念着、听着顺溜，不别扭，是表达方面的一个境界。”这种境界的标准是“读时轻快流利，不磕磕绊绊”。因此，他推重的，是像说话一样的文风。这种文章要念着顺口，听着悦耳。“顺口的口，悦耳的耳，显然是就话说的，因而可以说，‘顺’和‘悦’是话的天下，你想要‘顺’和‘悦’，就不能不向话靠拢。”⑤

“向话靠拢”是很微妙很复杂的事，如果掌握不好，不但会出现上面说的那些繁琐的文字，而且还会给累赘啰唆找到理论靠山，气壮如牛地招摇过市。比如，下面的句子——

这中间还出现一次小误会，是.有一次……

（《负暄琐话》）

记得在西方的什么书上看到过，某名人有一句名言，是：没有任何人在他的仆人眼里是伟大的。（《负暄续话》）

推想喜欢听听闲话的诸君未必有耐心听，但是语云，人各有所好。（《负暄续话》）

但是语云，兔子急了还能咬人，况人乎？

（《流年碎影》）

上例中，标着重号的“是”和“语云”都属多余。在张中行的文章中，这种用法多多，它们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张老自以为是，人们习焉不察。

说话与文章毕竟是两回事，说话不免重复啰唆，而文章则有一个简练准确的要求。这意味着，“向话靠拢”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个度，就违背了文章的要求。张中行早就看到了言与文之间的差距，并有专门的分析：“文像话，还必须以‘话能像文’为条件，就是说，事实上有一种境界高的话，内容充实、明晰，语句简练、确切、有条理，流利而不轻浮，典重而不生硬，等等，可以充当‘文’的样本。如果‘话’不可能或极少达到此境界，则‘文’之所以成为文，就应该以‘不像话’为条件了。”（《作文杂谈》）张中行知道，这种话是不存在的。因此，文与话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与话“接近而又自成一套”。（《作文杂谈》）

自成一套，他就要坚守文的底线，而不会把“走上街头”说成“上街”，也不把“一种名三白，意为白皮白瓤白子，形细长如枕”说成：“有一种瓜的名字叫三白，意思是白皮白瓤白子，它长得又细又长，像个枕头。”按照叶圣陶“隔壁念文，以为说话，是为上”的标准，张中行坚守的底线，恰恰成了叶圣陶的软肋。这说明叶圣陶的标准超过了限度，过于强调“文像话”。说明把叶圣陶标准举在头上的张中行，说一套，做一套，并没有遵照老师的指示办事。

张中行的“阳奉阴违”是无意的，因为他在宣传叶圣陶的衡文标准时，并没有看出这种说法存在的问题。他只是跟着感觉走，在话（口语）与文（书面语）之间努力寻找平衡。

然而，这绝非容易之事，你需要敏锐的语感、娴熟的技巧和“弃子入局”的决断。你既要小心翼翼，睁大眼睛，防止“话”偷越国境，闯入“文”的领地；又要尽可能地满足“口耳之欲”，保住文章语气的顿挫，避免文字韵味的流失。我的朋友们给张中行挑的毛病，都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好度，纵容了话。而我不喜读他的散文，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能够理解张中行追求韵味的苦心，有的朋友主张把“各种瓜，几乎由这一头摆到那一头”中的“一”删掉，我不敢苟同。“由这头摆到那头”，固然没有改变原文的意思，但减损了原话的节奏和味道。张中行深谙其中的道理，他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

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传说他应北宋名相韩琦之请，为韩作了《昼锦堂记》，开篇云：“仕宦致将相，富贵归故乡。”内容雍容，文字典重。韩琦读完全篇，大加赞赏。可是过了几天，欧派人送来另一篇，说前一篇不妥。韩拿前后两篇对比，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后一篇开头换成“仕宦而致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加了两个“而”字。前后意义无别，只是后一篇，读起来显得更顿挫，更凝重。（《作文杂谈》，第181页）

文言与白话虽然大不同，但是在顺口悦耳上，有一致处。写白话的张中行与写文言的欧阳修的心思是相通的，他们都把“口耳之欲”放在第一位。只不过“六一居士”不会有“未名湖雅士”的难处。

①见汪曾祺：《人间草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②俞晓群：《张中行：在暮色的流光中归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5月10日。

③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9页。

④张中行：《负暄三话·吃瓜》，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0页。

⑤张中行：《作文杂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