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的苏联空军

2015-07-22 03:52徐秉君
百年潮 2015年5期
关键词:斯大林空军苏联

徐秉君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空战是现代战争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空战。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空战中,交战方第一次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投入到空中战场,从而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喷气时代的空战,并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空军在局部战争中的空战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开的交战双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空军。随着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国当年的档案逐渐解密,苏联空军参加抗美援朝的历史日益清晰。

中国为什么敢于顶着压力参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海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杜鲁门总统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7月初,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介入了朝鲜战争。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登陆。然后,大举进犯北朝鲜,并越过“三八线”逼近平壤。这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机之中。为此,金日成紧急向苏联和中国求援。

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请求中国尽快出兵支援朝鲜作战。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迅速做出反应。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7日和10日,由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保卫国防问题,并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会议决定,迅速抽调第13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以应对朝鲜战争的复杂局面。毛泽东接到朝鲜金日成首相10月1日的求援信后,即于10月2日致电斯大林,告知中国政府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作战,并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援助。4日至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会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境内支援朝鲜人民作战。

10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抗美援朝问题。会谈中,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中方对朝鲜局势的分析和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并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立即出兵支援朝鲜作战。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三个月才能出动支援志愿军的作战。会谈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明会谈情况。

斯大林推迟出动苏联空军入朝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无疑给中国出了一个大难题。中国如果按计划入朝参战,就意味着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作战,这无疑会加大入朝作战的损失和代价。如果推迟入朝作战,那么在“联合国军”强大的攻势下,朝鲜很可能由于得不到及时支援而出现更严重的危机局面。

10月18日,毛泽东再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已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出兵援朝等问题的情况。鉴于斯大林虽不同意马上出动苏联空军掩护入朝志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大家为苏联采取暂缓出动空军的立场深感不快,尽管眼下出兵有许多不利条件和困难,但毛泽东仍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令美国、苏联,令整个世界为之骇然的决策:“不要再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抱有什么希望了,我们务必先走!没有空中支援也要出兵!”会议最后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19日入朝作战。

散会时,彭德怀起身,目光凝重地看着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员,我等着你的空军呐!”众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刘亚楼身上。刘亚楼语气坚定地说:“请彭总放心,不论苏联空军出动时间早晚,我们空军都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拉上战场。”

19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就在这天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这时朝鲜战局已万分危急,金日成紧急向中国政府通报,要求把朝鲜党和政府新组建部队、国家机关、军事学校、部分医院等,转移到靠近朝鲜的中国东北安全地区。

在24日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第18次常委会上,周恩来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报告阐述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但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在谈到可能性时他强调指出:“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中国政府做出抗美援朝决策,是基于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及和平阵营的安全来考虑的,尽管新中国百废待兴,但如果没有和平稳定的安全保证,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因此,面对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无论代价有多大,中国人民也要全力支持朝鲜人民抵御美国侵略的正义战争。

苏联空军的参战时间和作战范围

10月13日,还在苏联谈判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在没有苏联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也要出兵朝鲜的电报后,紧急约见苏共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的电报内容,要他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听了莫洛托夫的报告后深受感动,半晌沉默无语。

在这之前的谈判中,莫洛托夫曾赞同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参战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因为当时中国空军正在建设中。斯大林也答应,除有偿向中国支援军火外,还提供16个团的空军参战,但由于苏联空军还未准备好,要两到三个月后才能参战。

可是,在周恩来回国之前,斯大林又突然改变主意,让苏方告知中方,支援中国的苏联空军即使在两到三个月后参战也不能进入朝鲜,只能在鸭绿江边保卫中国领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工业目标。这一突然变故无疑给中国出兵朝鲜带来巨大压力,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愤怒了,但他仍以平和的语调却十分坚定的言辞告诉苏方:“我们中国人也可以不管别人的事,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刚决定的事,怎么又推翻了呢?!不行,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们中国已经决定了,是一定要出兵的!”

而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跨过鸭绿江之后,斯大林并非无动于衷。据西方披露的史料记载,当斯大林得知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了眼泪”,并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尽管这些史料还没有在俄罗斯解密的档案中得到印证,但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出乎苏联高层意料之外是肯定的。这从斯大林随后即转变了态度,并决定苏联空军很快参战就可以得到证明。

实际上在此之前,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苏联空军部队就开始陆续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主要担负这些地区的防空任务,重点是防御台湾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袭扰,并帮助中国训练年轻的空军部队。从1950年8月至12月,苏联空军部队先后共有12个师进驻中国布防和轮战。其中别洛夫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8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这是苏联空军对侵朝美空军作战的第一支部队。

苏联第一批次参战的有三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第28歼击航空兵师,辖第67、第139航空兵团;第50歼击航空兵师,辖第29、第177航空兵团;近卫第151歼击航空兵师,辖第28、第72航空兵团。这三个航空兵师配置在中国境内的鞍山和安东等机场,装备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苏联米格-15歼击机。不久,上述三个航空兵师合编为第64歼击航空兵军,军长为别洛夫少将。苏联航空兵克拉索夫斯基上将为首的苏联空军作战组对苏军参战的航空兵实施总的领导。

俄罗斯国防部战史研究所在解密的相关苏联文件按语中说:“为了重新培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人民军驾驶员,保卫中朝边界和准备向北朝鲜投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苏军同意在中国东北地区创建苏军空军作战集团。”

现在公开的许多资料都认为斯大林不肯出动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入朝参战,而实际情况是,志愿军在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七天,即11月1日,苏联空军便投入了战斗,尽管作战范围仅限于鸭绿江上空,但也足以说明斯大林态度的转变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

支持。

尽管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提前参战,但他依然对苏联的介入有顾虑,因而对苏联空军的作战任务和作战范围加以严格限定,即: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

为了避免与美军发生公开冲突,苏联空军还做了许多特殊军规。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佩戴志愿军的徽章;作战飞机和地勤车辆全部改涂成志愿军空军标志;参战的苏军飞行员每人发一张卡片,上面印有俄语读音的汉语和朝鲜语的飞行专用语,要求飞行员作战时不能用俄语通话,等等。

另外,苏联空军的作战任务也有特殊规定:只配合中朝地面部队进行中小规模的空战,主要是在朝鲜北部空域巡逻,截击美机,阻止其对后方桥梁、机场的破坏,保障从中国到朝鲜运输线的畅通。为避免与美军大规模空战,苏军每次出动飞机要控制在30架左右,在战术上也多以截击、伏击为主。因此,苏联空军参战部队仅有歼击机,而没有轰炸机,所以并没有协同配合中朝地面部队作战。

苏联空军承担主要空战任务且战绩卓著

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美国空军占据绝对优势和制空权,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地,肆意轰炸,对推动战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李奇微在他的回忆中这样评价美国飞行员:“至于说到飞行员,如果没有他们,这场战争可能在60天之内就会告终,整个朝鲜也就会落到共产党手中。……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昼夜不停地工作,从狭小的跑道或光滑的甲板上起飞作战,因而仍得以在战争之初消灭北朝鲜的空军,摧毁其大部分装甲车辆,并将急需的人员和补给运往最危急的地点。……空军则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

1950年11月1日,苏联空军正式参战,给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从而改变了战场形势。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六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美军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但朝鲜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至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四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仅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的部队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由于苏联空军参战,夺取了部分制空权,并挫败了美军的战略图谋,以至于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要求的美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个北朝鲜的边境城市等战略目标都难以完成。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由于苏联空军的介入,美国战斗机无法给在鸭绿江地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轰炸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

1951年1月21日,美军为了改变被动局面,隐蔽出动50多架喷气式战斗机,企图偷袭位于中国安东机场的苏联空军,当雷达发现敌情后,苏联空军在团长帕什科维奇上校带领下,紧急升空与美机在空中厮杀,全团一举击落美机11架,而自己无一损失,空战取得了全胜。

1951年初,“联合国军”趁中朝联军进行补充休整时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了配合地面进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订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新作战方案。其中最主要的轰炸目标集中在鸭绿江桥及其附近的重要设施。1951年4月12日,美国空军出动152架飞机企图轰炸鸭绿江大桥,其中B-29轰炸机72架、F-80和F-84战斗机48架、F-86战斗机32架。苏联空军第324歼击航空兵师全部投入战斗,共出动歼击机60架,空战持续了40分钟,苏军拼死一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共击落美机14架,其中B-29轰炸机10架、F-80战斗机4架,从而彻底粉碎了美军企图炸毁鸭绿江大桥的战略图谋。

尽管苏联空军的军事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苏联空军仍处于弱势。因为苏军投入作战飞机的数量远远少于美国空军,所以苏联空军只能用小机群对美空军的大机群进行伏击和截击。据苏联军方统计,到1951年4月,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

然而,美国空军并没有完成摧毁这些目标的战略意图。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不仅保证了鸭绿江大桥的畅通,也较好地保证了各条运输线的安全。重要的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上空,建立起一条令美国飞行员恐惧的“米格走廊”,从而使“米格-15歼击机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飞行员大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许多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首批入朝作战的指挥官阔日杜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德机63架,是苏、美、英等反法西斯盟军打下德机最多的飞行员,并连获3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朝鲜战争中阔日杜布作为地面指挥员没有升空作战,但他指挥的部队击落美机258架,创造了新的辉煌。而另一位苏联英雄、“王牌”飞行员佩佩利亚耶夫上校在朝鲜空战中创下了一人击落美机23架的最高纪录,并将一架美军“王牌”战机F-86喷气式战斗机击伤迫降,这架战斗机成为苏军在朝鲜战场获得的唯一珍贵的战利品。

苏联空军入朝参战初期,由于米格-15飞机性能占据明显优势,因而战绩显赫。从1950年11日至1952年1月,苏军击落美机与自己损失飞机的比例为7.9∶1。但随着美国空军把最新型的F-86战斗机投入朝鲜战场后,由于其性能与米格-15相当,从而使战果比发生了变化,1952年为2.2∶1;1953年为1.9∶1。尽管战果比例下降,但米格-15战斗机在性能上仍占上风。

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这些辉煌战绩并没有载入中国、苏联、朝鲜和美国等交战国的战史,在中国、苏联、朝鲜携手作战的三国,甚至都没有为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苏军将士建立纪念碑。

2000年2月,一级战斗英雄、中国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上将在《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对苏联空军参战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后来的大机群作战,特别是与F-86大机群作战,仍由苏联空军唱主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协同其完成作战任务……没有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空军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志愿军空军也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中、苏、美为什么秘而不宣

二战结束后,美苏根据《波斯坦协议》先后从朝鲜撤军。先是苏联于1948年底完成从朝鲜撤军,而美国则于1949年开始从朝鲜撤出全部驻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介入使朝鲜半岛局势突然变得异常复杂。但美苏双方都试图避免直接冲突,故在双方的对局中都采取了秘而不宣的策略。

美国直接军事干预朝鲜并非没有顾虑。尤其是在仁川实施登录以后,美军就是否突破“三八线”也曾顾虑重重。对此,美国高层认为,“一旦我们越过这条象征性的界限,也可能会招致苏联的参战。然而,问题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歼灭北朝鲜人民军,而让它爬回庇护所去医治创伤,那么,要不了多久它还会进行入侵的。因此,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进入北朝鲜作战。”由于麦克阿瑟认为,“苏联或中共主力部队未进入北朝鲜作战,对方没有决心参战的声明,也没有发出威胁要在朝鲜与我们进行军事较量”。所以,美军毫无顾忌地向北朝鲜推进,并试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当时这样祝愿麦克阿瑟:“我们希望你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在战术和战略上不会遇到障碍。”以至于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入朝参战后,麦克阿瑟竟然令人费解地拒不承认已有大批中国军队参战。而后来麦克阿瑟的接任者李奇微在其回忆录里,对美国当时的决策做了这样的描述:“尽管我知道苏联未必会发动进攻,而且,我也决心贯彻杜鲁门总统的指示,避免发生可能把我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的任何行动。但我还是全力以赴地设法使我的部队保持战备状态,准备对付敌人能够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会采取的行动。”

苏联则担心直接入朝参战激化苏美之间的矛盾,因而在为中国入朝参战提供空军支援问题上出尔反尔,犹豫再三。据解密资料分析,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提前出动空军入朝参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斯大林不能坐视美国在远东极度扩张势力,从而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威胁。之所以有所顾虑,主要是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以避免战争扩大。再就是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惨重,急需一段和平时期发展经济和积聚国力。二是由于朝鲜战局变化太快,苏联空军出兵的确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但一个重要因素是斯大林要视时局的发展变化而下最后决心。因此,以苏联空军未准备好为由,静观事态发展,推迟出兵也正说明苏联已做了两手准备,而且给进退都留有余地。三是美空军开始轰炸苏联远东空军基地是促使斯大林最后下决心参战的一个重要动因。1950年10月8日,海参崴附近的苏哈亚列卡空军基地受到美军喷气式战斗机轰炸。实际上,这种空袭自8月份以来就开始了,只不过轰炸是沿苏联边界进行的,从而直接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尽管美国起初极力否认空袭事件,但11天后又以“意外事件”向苏联赔礼道歉。然而,斯大林绝不能容忍自身安全受到美国的威胁,必须予以反击。四是中国军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甘冒巨大牺牲和代价依然出兵朝鲜,的确让斯大林感动,他随即转变了态度,并提前出动空军入朝参战。此举不仅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而且加大了苏联对中国参战部队武器装备的支援。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空军参加对美空战后,美国并非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对手是苏联人。后来成为美国宇航员的约翰·格兰说,他清楚地知道在同苏联人作战,而当局不仅知道米格飞机里有苏联人,而且知道苏联飞行员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据许多参战的美国飞行员反映,他们在与对手近距离格斗时甚至都看清了苏联人的面孔,而且到后期都能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俄语。这一情况上报美国高层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苏联人参战的消息公之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建议保密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美国也力不从心,它在欧洲仅有150架作战飞机,不足一个师的兵力,还不具备与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实力,要想与苏联交手至少还需要两三年的准备时间,所以美国只能选择隐而不宣。

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北京的这种心照不宣,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数十年。直到1988年,美国人首次披露了“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这一重大机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高级智囊人物赫伯特对媒体透露:“我们必须保守住这个秘密。当时一旦把它揭露出来,我们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我们与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苏联解体后,随着大量档案解密,俄罗斯也开始公开谈论这一敏感话题。1992年6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给美国参议院战俘和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信件中公开承认:“我们认为,有1309架美国飞机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有262名美国飞行员得救。” 随后,这一沉寂多年的历史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编辑 潘 鹏)

(作者是空军某部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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