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陋室写出鸿篇巨作

陈新

1923年，沈从文（1902-

1988，湖南凤凰县人，著名作家，代表作《边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21岁，脱离军阀陈渠珍部队，带着“寻找理想，想读点书”的念头，冒冒失失来到北平。几番周折后，为了便于到北大旁听，住在西城的庆华公寓。这是一间贮煤间改成的“仅可容膝”的阴湿屋子，沈从文给它起名为“窄而霉斋”。沈从文一生荣辱起伏，跌宕迁徙，这个斋号，却几乎用了一生。

1949年前沈从文已著作等身，贵为教授，收入不菲，他为什么不置一所宽敞亮堂的住所呢？他的表侄黄永玉有一段生动的说明：“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送也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不打一个。”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1946年8月27日，沈从文飞往北平，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年底搬入沙滩中老胡同32号北大宿舍。这是一座深宅大院，原是前清珍妃入宫后的娘家，此时住着北大二十几位教授。红漆大门，进去不远又有一道二门，绕过好几栋平房，在西北角有一个小小院落，便是沈从文的住所。届时教授地位高，北大也尊重他们，想来这个院落是个安适的所在。

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沈从文受到思想上的冲击，显然已不适合在北大教书了。他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到四川参加土改。沈从文既已不是北大人，妻子张兆和也待不下去，只得迁出，在交道口大头条胡同11号租了一处私房。当沈从文从四川土改回来，疲惫地拖着行李，找到这里，还站在院门前，先询问沈从文在不在这里住，确认后，才找到自己的新居。沈从文在给大儿子龙朱的信中说：“搬了好，我们没有权利住下去的。不过地方太僻，和一切隔绝，即和图书馆还隔得那么远，要读书也无可为力。”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不能读书，是最大的痛苦。

1953年3月，沈从文搬入东堂子胡同51号历史博物馆宿舍，三间平房，面积虽不大，但尚过得去。但到“文革”，被勒令让出两间，一家只好挤在十二三平方米的一间里。

1969年9月，张兆和下放湖北咸宁干校，同年11月沈从文也下放咸宁干校的另一处，仅剩的一间小屋被一个姓王的主任借去给儿子睡觉。

1972年2月4日，70岁的沈从文因病获准回京治疗，未久，因出版《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正式调回北京，东堂子胡同小屋已不住人，但王家不肯搬走东西。大儿子龙朱去交涉后判断，王家可能“非要这间房子不可”。沈从文笑笑说：“好，被逐出以前，还是工作吧。”

同年6月30日，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气候已上升卅八，房子特别闷热，到下午即成蒸笼。无从工作。”还说，“院中今早张大妈和李大妈大吵一小时有余”，“近于短兵相接……把我的工作日程全打乱了。”在给小儿子虎雏的信中还谈到，前后二院17家每户都搭建了厨房，只有我还在露天做饭。

同年7月，张兆和即将退休回京，沈从文急坏了，写信给小儿子虎雏说：“我除了工作无可为，而且工作也不能定时定量，如办公，得看体力。在工作时，自然是房中乱糟糟统无所谓，总经常会忘了洗脸、吃饭、理发……忘了炉子和煮的什么。忘了离开桌子。有人来商谈工作，又照例说个不休。那么一间房子中，已经使她无个转身处。”她“回到东堂子一同住下，将不免会迎面摩擦，矛盾突出”。在沈从文的请求下，张兆和单位增配了小羊宜宾胡同5号，一大一小面积为19平米的房子。张兆和在小间堆杂物，作厨房，另12平米作卧室。

沈从文仍住在东堂子胡同。斗室里到处是书、图片、零零碎碎的纸条，床上一半堆着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沈从文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白天如果天气好，并有需要，沈从文就在院子里搁块门板，摊开各种图样资料。

不管冬天或夏天，下午5时，沈从文提着一个南方带盖的竹篮子，到二里外的小羊宜宾胡同去吃晚饭，并把第二天早上和中午的饭带回去。夏天天气热，他的屋子又特别闷热，带回去的饭很容易变馊。表侄黄永玉表示担心，沈从文说，我有办法——“我先吃两片消炎片”，叫人忍俊不禁。

后来沈从文将东堂子胡同的一间让给了大儿子龙朱，搬到小羊宜宾胡同与夫人和侄女同住。虽然免去了每天两处来回跑动的麻烦，但没有了独自的空间，而且那间东西有窗的斗室，夏天时，上午东晒，下午西晒，根本无法工作，每天还得去街道公厕方便，苦不堪言。

1979年1月10日，《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历经艰难曲折，终于整理完成，更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出版。消息传出，国外出版商赶来接洽，愿以最高稿酬出版。沈从文为了国家的尊严断然拒绝，又几经周折，后经社科院党委书记梅益决定，交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社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羊宜宾胡同与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1张藤椅，主客谁也不愿独坐，只好到院子里畅谈。那天北京正值大雪，两人谈兴正浓，早已忘了纷飞的雪花湿了衣襟。

在等待校样期间，同年5月4日，沈从文给小儿子夫妇信中说：“如今正愁校样送来时，上千种图纸无个摊开一一校对处。也许还只能在院子中赶工，临时用门板作工作台。反而觉得付印无消息压力较少为合理了。”

1980年2月，在致巴金信中，他描述了住处的狼狈状况：

因住处只有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这样下去，哪能支持多久！

巴金认为，“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巴金之前曾向周扬提出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希望帮助解决，周扬答应可以帮忙。

同年5月2日，沈从文搬至前门东大街3号社科院宿舍大楼507室，房子不足40平方米，且面对北京交通要道，日夜有上万车辆经过。在这种噪声环境中，沈从文常感精神疲惫，难以正常工作。此后三年间，曾有多篇文稿在这里动笔，大部分没有完成。但从此沈从文不再使用“窄而霉斋”这个斋名。

1986年春，在胡耀邦的亲自干预下，沈从文迁入崇文门大街22号601室四室一厅新居。84岁的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把资料摊开”来，进行研究和写作了。

两年后——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