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定义的时代变迁

三月

好人，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百姓用语，用来评价一个人却分量不轻。做一回好人不难，一辈子做好人却不易。随着时代的变迁，“好人”的内涵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那个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回顾那个时代的英模好人依然有指引意义。社会的车轮前进至今，今天的好人又该独具怎样的风采？

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评价白求恩的一生，定义了那个年代的“好人”;40年代，毛泽东亲致悼词高度赞扬了张思德的义举，“为人民服务”也成为那个时代“好人”的考量标准。60年代初，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雷锋俨然成为那个年代的“好人”典范，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成为雷锋精神的最好阐释;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对“好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不仅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还要“五讲、四美、三热爱”……

“好人”本来就是一个集聚了民间烟火气息的词语，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好人”这样的道德模范被行政命令架空，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宣教也略显教条，不那么亲民随和。道德模范一旦被披上政治的外衣，似乎马上变得神圣高远，遥不可及。受表彰者也大多集中在干部、警察、军人等体制内人士，鲜有草根阶层荣膺此荣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各职业阶层的丰富和细化，“好人”形象逐渐立体生动起来，“好人”的范围也史无前例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