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海战失败教训看人民海军战略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杨丽坤

[摘 要] 战争的胜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思维和决策的正确与否。从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领导的战略失误具有决定性。因此，我们要吸取清政府和北洋水师领导层对国家战略价值认识模糊，对甲午战争所面临形势认识不足，以及被动应对甲午战争的教训，从而进一步提升对人民海军战略思维能力重要性的认识。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海军 战略思维 战略价值观

战争的胜负乃至国家兴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思维和决策的正确与否。战略思维是“对战略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的认识活动”[1]p53。它是战略主体（群体与个体）通过对于所处环境和敌我战略态势的综合衡量，进行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思维活动。战略决策是战略思维付诸实践的全局筹划。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虽然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领导的战略失误更具有决定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2]p284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从甲午战争，尤其是海战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外界的规律性，不断提升推进海军改革发展的战略思维能力，避免重蹈覆辙，确保海军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一、吸取清政府和北洋水师领导层对国家战略价值认识模糊的教训，厘清人民海军发展的战略价值观念，增强海军改革发展的目的性

对战略价值的追求，是战略思维活动的起因。战略价值观念的形成和追求是由战略思维主体的利益需求决定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和民族利益始终是军事战略思维的出发点与归宿。但是当时的清政府，缺乏对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清醒认识和有效维护，导致了甲午战争战略处置失当、造成最终败局。

1840年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朝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这表明了近代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中法战争后，远东的国际环境趋于缓和，中国赢得了10年的发展机遇，国力有所上升，但中国是列强殖民对象的现实并未根本改变。清政府对此缺乏正确认识，沉浸在西方列强的“友善”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军备意识比较松懈。在甲午战争进程中，清政府又对列强的干预寄予厚望，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实际上，虽然列强之间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从中国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支持日本侵略行径的，并且伴随着中国在战争中不断失利，这种支持更加坚定和露骨。例如，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德国和法国希望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一味依靠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实为战争之大忌。而对于这些清政府认识不清，结果既贻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最终导致战争失败，加重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

历史证明，小国依附大国可以在夹缝中谋求生存，大国则不行。庞大而落后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西方国家宰割的对象。

当前，我国的战略利益是什么？这就是：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我国的主权领土、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我们必须充分认清海上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清晰而坚定地认识到国家和民族的战略利益在海上，在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壮大海洋防卫力量上。这就是海军发展的战略价值之所在，也是海军改革发展的价值追求。

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赋予了海军部队新的历史使命，为海军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这一战略价值观，我们必须形成明确而坚定的目标理念，搞清楚“朝哪个方向走”，“达到什么目标”。我们战略思维的范围必须立足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放眼世界海域，全面反映国家安全发展利益的诉求，不仅关注海上安全利益的维护，更要有效维护海上发展利益。因此，我们要以超越陆地边界的海洋战略思维来思考海军力量建设和运用，牢固树立“保卫海上安全”和“捍卫海上利益”相统一的海军战略价值观，增强海军战略目标的明确性。

践行这一战略价值观，就要有针对性地做好维护海洋权益的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提升舰队作战能力。要坚定不移按照战斗力标准进行训练，要将谋划视野放大、放远、放深入，按照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最大限度设置实战情节、最大限度不搞摆练、最大限度检验武器装备效能的要求，形成常态化远海对抗训练机制。我们要使未来的海军战略能力与维护海洋权益的需求、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相适应，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海上战略环境。

二、吸取清政府和北洋水师领导层对甲午战争所面临形势变化认识不足的教训，强化人民海军建设的全局观念，增强海军改革发展的整体谋划

战略思维是思维主体对关系事物全局、根本与长远重大问题进行谋划的思维方式，它不仅要求对战争所处的内外部形势进行科学分析，而且要始终以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依据，把关注形势、了解形势作为战略判断的基点。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清政府缺乏对于时代背景、敌我状况、战争的任务要求以及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等方面的正确把握。

第一，清政府不能把握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缺乏对于整个海军长远发展的谋划。19世纪美国战略学家马汉提出了海权理论，制海权理论成为各主要海军强国的军事战略理论，英、美、法等国家纷纷制定了海军发展战略。而清政府却缺乏对这一世界军事变革形势的清醒认识，虽然建立了海军，但是继续实行“防民胜于防寇”的方针，不断压制加强海防、建设船炮水军的各项举措。北洋海军成军后，清朝当局认为渤海门户“己有深固不摇之势”，中国海军自守有余，没必要继续发展。在这种认识下，清政府没有制定关于中国海军下一步建设的明确规划和方针。也就是说，中国海军建设实际上停顿下来，在19世纪末期世界海军军事变革的潮流中中国落伍了。

第二，清政府和北洋水师的领导层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准备认识不足。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与日本都是被侵略国家，中国在中日冲突中一直占据优势。不过，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壮大，制定了侵略并战胜中国的扩张政策。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首先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在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以海军作战之胜负为关键，要求迅速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而夺取黄海制海权。为了实施海军进攻战略，日本不仅极力加强物质准备，而且对舰队的编制体制和海军主要指挥人员的人事安排也作了相应的重大调整。与之相比，清政府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战争前，清政府的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比如李鸿章就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在黄海海战前半个月，出任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曾在一封信中透露了北洋海军的情况：“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仍一无举动！”[3]p55

第三，战前清政府缺乏明确的作战目标，战争进行过程中又主动放弃了黄海海域的控制权，结果不断受制于日本，导致战争失败。在甲午战争发动前，由于清政府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也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缺乏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在黄海海战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黄海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命令海军舰队困守港口。

这些都表明，清政府在从甲午战争发起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存在对战略形势判断不明、缺乏全局指导和整体谋划，以及有效的应对举措等问题，这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就要不断增强对于整体形势的把握能力，尤其是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提升战略思维水平，不断强化海军发展的整体谋划能力。

当前以及今后较长时期内，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斗争日益激烈，海上军事斗争准备形势日益严峻。海军各级领导在谋划海军改革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从思想和行动上紧随海军转型的阶段性改革进程，通观全局，以宽广的眼界看到和看清全局这个大系统中所包含的诸多要素，以及影响这个大系统的外部因素，以系统化的战略思维引领海军系统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要高度重视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展，尤其是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的革命性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要强化敌情观念，从战略高度抓好对手研究、敌情研究，增强侦查预警能力。要紧紧围绕增强海军战斗力这一核心，优化部队编成，确定充实、合成、多能、灵活的发展方向，形成多种能力和广泛的作战适应性。要坚持把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作为战略发展重点，增强以制海权为核心的新型作战能力。当前，制海权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延伸到制水下权、制空权，甚至制太空权。在发展海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方面，海军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战略全局审视，在科学思维的基础上全面论证，系统谋划当前掌控制海权的各方因素，加强海军、空军、二炮部队等联合作战力量建设。

三、吸取清政府和北洋水师领导层被动应对甲午战争的教训，强化人民海军发展的主动作为意识，增强海军改革发展的主动性和预见性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奉行“防御战略”，但是防御并不等于被动挨打，而是不主动挑起战争；同时为了防御的有效性，要有“争取主动”的战略意识。围绕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可能面临的威胁，“主动准备、主动作为”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但是清政府和北洋水师的领导人却放弃了这一条，清朝海军的发展遵循“消极防御”战略，不能实现以守为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水师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呈现出封闭自保、消极迎战、准备不足、临阵退缩等现象。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领导指挥失误，发挥不了己方舰队在舰艇数量、大口径火炮和防护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而且在开战不久就失去统一指挥，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反观日本，却一直关注着中国，制定了侵略并战胜中国的战略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始终保持积极主动作为的态势。一方面，日本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在甲午战争前就绘成了包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另一方面，日本努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自1890年后，日本军费支出大幅增加，1890年为20%，1892年就高达40%。为了解决海军军费，明治天皇甚至“宣布在六年内每年从宫廷内拨出二十万日元，文武官员献出薪俸之十分之一，并自己带头献金造舰”[4]p72。举国上下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士气大振，准备战争。

吸取甲午战争失败的这一教训，必须提升海军建设的主动作为意识，抓住“积极防御战略”的精髓，努力增强海军发展的主动性和预见性。

要居安思危，主动准备、充分准备，具备对手不可能战胜的强大力量基础。当对手意识到不可能通过战争来获得所要得到的利益时，战略的主动权其实就已经在我们的手中，对手就有可能会放弃战争，我们遏制战争的目的就有可能实现。因此，我们的眼光一刻也不能离开世界，我们的思维一刻也不能脱离战争。我们不会主动去挑事，但是如果遭到挑衅，那必然要进行还击，而且还击就不是很轻的。习近平主席讲，中国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只睡狮，醒了之后世界为之发抖”，现在这个狮子醒了，是一个可爱的和平的文明的狮子，但是这个狮子并不是一个可欺的狮子，如果受到了欺负，它发起怒来，那对方所受的伤害也是不轻的。

要密切关注国际军事斗争的热点、焦点，适应世界军事发展大势，用前瞻的眼光来思考海军的改革与发展，主动作为，敢于实践，大胆探索，努力开发外军没有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宽海军实战化训练的领域，不断加大海军实战化训练的力度。

要教育引导官兵充分认清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谨记“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抓训练、谋打赢，切实增强海军“召之即来”的使命担当和“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作战能力。

要始终关注世界海军发展建设的前沿，增强谋划海军发展的主动性和预见性，提升战略指导力量。美国海军战略是当前海军力量发展的风向标。美国组织的ISS是一个讨论战略层次问题的海军论坛。ISS的运作，充分反映了美国海军的战略思维和动向。比如，第15届的主题是“海洋世纪的海军战略”，表明美国海军战略发展动向，包括推动由美国主导的各国海军在政治、政策、作战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发展“非战争行动”理论，将前沿存在、军事同盟、维和行动、抢险救灾、反恐怖主义、海洋环保、国际海上执法等都纳入海军战略理论，以新思路拓展海军使用的空间[5]。这些对于我国海军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借鉴和引导价值。我们要积极研究海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努力在世界范围内谋求锻炼、运用海军的机会，提升海军军事指导能力。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加强军事战略指导，还要深化作战问题研究。要认真研究美国海军联合作战力量建设理论，把遂行作战任务的作战指导、战法运用、指挥协同、综合保障等重大问题搞清楚，从而更加充分地做好海上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C]，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丛笑难.甲午战争百年祭[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5]张炜.美国海军战略思维的新动向——评第15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J].现代军事，2000（6）.

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