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漫笔

□王巨才

王巨才，1942年生，陕西子长人，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中国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作品以散文为主，兼及文学评论，结集出版《退忧室散稿》《退忧室散记》《退忧室散集》等。

黔北往事

一

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由中国政府选送的陶瓷、漆器、珐琅彩、丝绣、编织等手工艺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眼球。人们留连在这些美轮美奂的展品前，以旖旎的想象揣度着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翘起拇指，交口称奇。

而在人头攒动的农业馆，那排泥黄色的茅台酒瓶就显得灰头土脸，少有问津。中国参展团领队陈祺经过思量，认为如果将它放在食品加工陈列馆，应该是能引起关注的。就在工作人员移动展品时，一瓶茅台从展架上猛地掉了下来，随着一声冰裂的炸响，一股馥郁的浓香扑地而起，立即四溢开来，弥漫到整个大厅，人们于是调头回身，闻香寻迹，纷纷围拢过来……结果正如所知，这种以独特工艺酿造的白酒，在有41 国参与的博览会上，毫无争议地由高级评委会直接授予金奖。

对这个往事有不同看法，有人觉得太传奇，太蹊跷，不可思议。但无论如何，自1915年在巴拿马博览会获得金奖，茅台便与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蒸馏白酒。近百年来，我不知道还有哪种酒，像茅台这样以不可动摇的“国酒”的品位，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内政和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节点有过那样密切的关联，时至今日，仍能在商品大潮的波峰浪谷中，以固有品质和良好信誉赢得世人的赞美。

那天参加完酒厂的重阳祭酒大典，雨后的晚霞余晖中，我们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出神入化的得意之作，硬是在险象环生的危急关头，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巧妙调度敌我双方，成功地将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的重重围困，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奇观。

想起黄炎培先生那首不无诙谐的《茅台酒歌》：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吾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我问讲解员真有洗脚一说吗？小姑娘笑笑，说完全是御用狗仔的瞎编乱造。实事是，1935年3月16日三渡赤水前夕，毛主席和军委首长来到突击架好的浮桥上，边走边夸“工兵连有办法”，当时正有几名警卫员掮着从酒厂买来的竹筒散酒走来。毛主席问：你们扛的么子？陈昌奉答：王连长搞了点酒，给大家搽搽腿脚，消消伤。毛主席笑说：茅台出名酒，不过用来搽脚，太可惜了……

其实，我何尝不是明知故问！我当然没有提到黄炎培先生的那首诗，也没有讲那首诗的由来。

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与其他几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曾与毛泽东就如何走出“其兴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作了著名的“窑洞对”。这件事通过黄炎培本人所写《延安归来》及此后大量文艺作品的征引，已广为流传。鲜为人知的是，就是那次访问，还有一段有关茅台酒的佳话。

黄炎培等到达延安次日，即与毛泽东在枣园会面。走进会客室，客人们赫然发现，窑洞墙壁上挂着一幅画，为沈钧儒先生的次子沈叔羊所作。上面画一个酒壶，上书“茅台”二字，旁有几个酒杯，而画上的题诗，正是黄炎培亲写的那首《茅台酒歌》。这幅作品作于1934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滋事，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之时，题诗中一个“喧”字，委婉地讥讽了谣言的荒诞与无聊，一个“客”字，又暗含对红军将士的信任与尊敬 。黄炎培见到这幅画，睹物度人，如遇良友，一种对共产党重情重义的知遇之感油然而生。

是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茅台酒宴请黄炎培一行，宾主开诚布公，相谈甚欢。席间，陈毅看众人兴致正高，提议大家依黄先生酒歌原韵，联句为诗，以纪雅聚。于是公推毛泽东起首，毛泽东略作推让，随即吟道：延安重逢饮茅台。周恩来接句：为有嘉宾陕北来。黄炎培或是出于幽默，或是谦逊，仍用旧作原句：是假是真我不管。陈毅只好接应：天寒且饮两三杯。毛泽东见状，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不算不算，随又换韵起句，其他人仍依次承接，重新联成一绝：赤水河畔清泉水，琼浆玉液酒之最。天涯此时共举杯，唯有茅台喜相随。

光阴似箭，时移世易，历史的逻辑正如毛泽东所言：“人间正道是沧桑。”7年之后，已是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南京招待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两人抚今追昔，感慨尤深，遂又即席赋诗。陈毅：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赋歌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黄炎培：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江山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些见诸正史和报刊的历史珍闻，苦乐交织，记载着来路的艰辛与人情的温暖。因缘际会，又总与茅台相关。由此，我这个并不嗜酒也不写诗的人，此时此地，竟也对这种千百年来不断向人间播洒芬芳与友谊、激情和梦想的佳酿生发出一种虔诚礼敬情愫。我甚至认为，即使把茅台酒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源，陈列进国家级的博物馆，也应顺理成章，当之无愧。

二

返回遵义时，按行程安排，是要顺道去一个叫“苟垻”的革命旧址参观。“苟垻”？这在众人的党史常识中显然十分陌生。陪同解释说，那里离茅台镇很近，景色又很好，非常值得一去。

这果然是一个地势开阔而又风光秀美的小平原，在多山的贵州十分少见。四围青山隐隐，远近阡陌纵横，十多个村民小组散落在荞麦花、油菜花、格桑花盛开的原野间，相距都约里许。显然经过新农村建设的“打造”，民房崭然一新，皆为白墙黛瓦的小楼。村际小路多以水泥、石板铺就，路旁偶见供行人饮茶小憩的凉亭。时值晚秋，清风习习，漫步其间，游目骋怀，确是一处天高云淡远离尘嚣的休闲胜地。镇党委书记讲，自建成红色旅游观光点，每年至少接待50多万游客，村民人均收入已达9000多元。

苟垻旧址在远处的马鬃岭山脚下，为黔西一带传统的木结构大型四合院落。据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生国介绍，没有在这里召开的军事会议，就不会有随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中国革命的进程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夺娄山关，取得突围转移以来首次重大胜利。3月4日，中央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在胜利情绪鼓舞下，3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此时，红军正集结在苟坝所在的枫香镇和鸭溪一带，寻找战机，待时而动。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军委发来“万急”电报，称驻守金沙县的敌军是我军手下败将王家烈部队，建议立即攻打县城打鼓新场，并拟定了具体的兵力部署和进军路线。朱德接到电报，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利中央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赞同林彪建议，而毛泽东则认为，金沙县城城坚壕深，易守难攻，且有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守卫，贸然行动绝难取胜，故极力反对。前敌司令员和政委发生分歧，这真是给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和“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出了个不小的难题。

于是，张闻天立即在四合院堂屋召开有政治局成员、军委委员、军委局级干部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林彪建议。会上，绝大多数同志和红军战斗员一样，迫切希望以新的胜利创建云贵川根据地，纷纷赞成“打！”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在反复申述意见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又犯了湖南人的犟脾气，竟以“这前敌政委我不干了”相“要挟”。对此，有人同样犯倔：“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争论异常激烈，气氛益发紧张，最后只好付诸表决。结果可想而知，毛泽东不仅意见遭到否决，还丢掉只当了6天前敌政委的“官衔”。

回到住处，毛泽东神情黯然，“夜不能寐”。恰在此时，接到军委二局和三局送来的情报及敌军往来电报的破译稿，情况表明，蒋介石正在频繁调兵遣将，构筑防线，准备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一场关乎3万红军命运的危险一触即发。毛泽东心急如焚，连忙提着马灯，摸着夜路，跌跌撞撞，气喘吁吁地敲开周恩来的房门。周恩来刚刚起草完准备明天一早便要下达各部队的作战命令，听了毛泽东的汇报，大吃一惊，遂与他一起来到朱德住处。经过商量，取得一致看法，于是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硬打”的计划，毛泽东刚刚被褫夺的前敌政委，又官复原职。

这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共党史上或许未及详述，但在毛泽东记忆中从没有淡去。

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就曾说过：“比如苟垻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此处所说的“要到四川绕一圈”，正是他知己知彼，成竹在胸，避开强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构思。

苟垻会议后，“运兵如神”的毛泽东即巧妙排兵布阵，挥师茅台，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继而调头，夺取遵义，又“分兵马鬃岭”，虚张声势，掩护主力红军南下，接连取得突破乌江与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的胜利。终于把3万多红军带出蒋介石40万大军的包围，踏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新征程。

杨生国在述及这段历史时，以归结性的语气感叹：“看来真理有时真在少数人手里。”

好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们忘记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由此想到，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一生追求真理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下，阅人论世，审时度势，也难免判断的失误和举措的失当。想想看，如果没有包括1953年对梁漱溟先生那次声色俱厉的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倾盆大雨的“回击”，以及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党内党外的政治生态将是何等地生动活跃，社会主义建设又将少走多少弯路。

毛泽东毕竟是人，不是神。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我们应该做的，正是在提倡法制思维法制精神，大力推进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奋斗中，完成他的遗愿，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黔北之行，耳目一新。所见所闻，感触颇多。明年即是茅台酒巴拿马获奖100周年和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想来会有一些纪念庆祝活动的，我未必参加，能有机会提前参访，温习历史记忆，体察时代律动，也算一次收获不菲的远足，是以为幸。

扬州旧闻

我揣想，旧时扬州其所以有名，吸引那么多巨贾富商、名流雅士蜂拥而至，很可能与“竹枝词”的传唱有关。

相较于传统诗词的温柔敦厚，扬州的繁华绮丽、浮艳浪漫，更适合民歌野调去表现。传统诗词尽管典雅，但毕竟限制太多，要“言志”，要“载道”，要平仄对仗，合辙押韵，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大多只在文人圈子里相互酬答。而流布于市井闾阎的竹枝词，则要率意得多，放达得多，一曲既功，风靡远近，社会效果往往出乎专业人士的意料。

正因为竹枝词切近现实，广受民众欢迎，不少文人士大夫也放下身段，加入这种民间文学的创作，在“普及与提高”良性互动中，催生了不少自然流畅、雅俗共赏的优秀之作。其中有写扬州地理情景的，如“吴钩遥接汴河开，江上春潮日日回。夜半桨声听不住，南船才过北船来”。有写市井风貌的，如“绿杨影里酒旗高，流水斜通婉转桥。多少情娘争扭捏，无穷浪子看招摇”。此外当地人文胜迹，乡土习俗，三教九流，七行八作，竹枝词都有反映。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写得轻佻香艳，极尽奢靡富贵之气。

也有例外。也正是在一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氛围中，一些有识见、有担当的文化人敏锐察觉出其间的衰颓之相，他们怀着深刻的隐忧，对日趋严重的社会病态作了含蓄的揭示和委婉的讥刺。其中影响最大也饱受争议的，是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

董伟业，字耻夫，原籍沈阳，后流寓江都（扬州）。阮元在《广陵诗事》中说他狂简自喜，愤世疾俗，因写《扬州竹枝词》声名鹊起，毁誉俱来。某县令意欲招之训诫，竟遭他拒绝。后借口有人举报，强执至县衙，枉加罪名，施以笞刑。审讯时，县令见他赤臂敞怀，情态狷狂，便“刁难”道：“汝善诗，望作对，可赦汝。”即出联曰：“耻夫遭耻辱。”盖羞辱之也。董冷冷一笑，未加思索，应声而对：“竹板打竹枝。”盖言伊之被笞者，因竹枝词之过，非他过矣……

一则精短文字，绘声绘色，将这位耿介之士的孤傲不羁尽现眼前，读来饶有趣味。

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作于乾隆五年（1740）。作者在题记中写道：“稽古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习俗也。余家居无事，偶有所感，辄成绝句，共得九十九首，总题之曰《扬州竹枝词》。噫！纪土风乎？讽习俗乎？”其意显在提示人们，对他的这组词作，勿作寻常笔墨视之，而应体察其中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如：

保障河中晚唱船，徐宁门外蚤春天。只栽杨柳莲花埂，不种桑麻芍药田。

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尽，又抬飞轿学盐商。

万树松栽费万钱，万松亭在万松颠。更添胜景超前辈，另凿平山第五泉。

城隍宫近杀人场，和尚奇穷不点香。有客读书无客至，诗成且共鬼商量。

一方面，抑农重商，田园荒芜，经济凋敝，民生唯艰，另一方面，主政者耗费民资民力，大兴土木，营造政绩工程，以致富者日富，贫者愈贫，连昔日香火鼎盛的寺庙也人迹罕至，变得像杀人场般肃杀荒败。这些冷嘲热讽、专事“挑刺”的“不经之作”，显然有损扬州“歌舞升平”的形象，势必招来既得利益者的指责；且此种负面舆论一旦传播开来，达于上峰，势必会影响地方官的仕途升迁，其作者身陷官司、迭遭封杀当在预料中。

就在《扬州竹枝词》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作者遭到围攻、打压之际，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为他辩护张目。此人即是大名鼎鼎的郑燮郑板桥。这位有着深厚平民情结，后来写过“衙斋卧听萧萧竹，疑似民间疾苦声。吾侪些小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江南名士，对董作家的才气、品节十分赞赏，在为董作所写序言中，极力肯定这些词作无非实话实说，真实反映了社会现状，虽语辛辣，但并非刻意“抹黑”：“盖因扬州风俗之变，愈出愈奇。而董子调侃之文，如铭如偈也。”故不必兴师问罪，大张挞伐。

郑板桥坦言，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董作家这样的气节，不计祸福，敢于直言，“招尤惹谤，割舌奚辞”！他对董刚正不阿，洁身自重，虽半生落魄而不攀权贵，不傍大款，“身轻似叶，原不借乎缙绅；眼大如箕，又何知夫钱虏”的操守极为敬重，以至竟有“识曲怜才，焚香恨晚”之叹！可以看出，“乌纱掷去不为官”的郑板桥是把董作家引为同调，故惺惺相惜，给出如此高的评价。

力挺董伟业的不止郑板桥。当时活跃在扬州文坛的一帮体制外文化人，如诗书名家顾于观等，也积极呼应郑板桥，仗义执言，竭力声援。顾于观在给董的题词中写道，抑恶扬善，原本是文学应有的功能，连孔夫子删《诗经》，也还保留若干刺讥之文。现在对董先生的竹枝词，誉者固多，毁者亦复不少，无非认为它有失温柔敦厚之道。但“扬州风俗，江河日下，得懂子诙谐以激励之，可以返浇为淳，去华就实，则此书为功扬州不小。斯正风雅劝惩之义，虽谓之温柔之教可也”。

在众多民间人士的鼎力声援下，身陷围攻的董伟业总算摆脱干系，一场文字风波归于平息。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证实乳腺MR动态增强扫描与扩散加权成像联合检查在乳腺病变诊断方面效果显著，临床诊断准确率较高，具有推广应用优势。

有意思的是，竹枝词的创作非但没因这场风波遭受挫折，反而越来越盛，董伟业之后，《续扬州竹枝词》之类的效仿之作连篇累牍，竟成一时之大观。而书坊印社，也因看好市场前景，纷纷汇编刊刻，成为民间和官方的热销读物。清代以降，这样的汇编本屡有刊行，使我们至今得以窥见旧时扬州的风花雪月，兴衰得失。

近几年两次到扬州，亲眼目睹了在“以人为本，建设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理念指导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一个环境优美，经济繁荣，传统与时尚、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现代化城市活力四射，令人衷心欣羡。2011年那次，偶尔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以“内部准印”印制的《扬州竹枝词》，由夏友兰、陈天白、顾一平先生汇编，冯其庸先生题签，定价只0.35元，虽装帧朴素，但我非常珍爱，不时翻读，总有感触。

这样的书，无论当地人还是外地游客，官员还是民众，都是值得看看的。

祝福草原

去草原的路上，我问司机包叔到牧民家有什么禁忌。包叔说你尽管放心，草原人民热情好客，把每一位客人都看作尊贵的朋友，无论到哪里，都会受到善意接纳，真诚款待。

包叔，名包虎，蒙古族，市文联资格最老的工作人员。同事都称他包哥，或包叔，人缘特好。

早晨从海拉尔出发，朝鄂温克旗方向南行，半个小时后汽车拐进左手一处开阔的豁口，眼前猛然展开一片舒缓起伏、青翠耀目的草地。草地最高处，一座巨型敖包插满柳枝和五颜六色的哈达，在蔚蓝天幕衬托下，格外鲜艳，庄严，祥和。这是巴彦和硕草地，鄂温克民众拜天朝圣的地方，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举办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又因是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外景拍摄地，一曲《敖包相会》名扬四海，现在已是来呼伦贝尔必至的景区。

按民族礼仪祭祀过后 ，站在敖包近旁放眼四望，白云悠悠，碧草连天，心底蓦然涌起莫名的感动。那醉人的草色嫩绿嫩绿，从脚下蔓延开来，无远弗届，恣意晕染，一直铺排到四围的天际线上，弥漫在恍然若梦的胸臆间和意象中。真不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浩瀚的绿色！也许沈从文是对的，当年他躺在山地上，面对一片绿色，就曾感叹：“企图用充满历史霉斑的文字来写它时，竟是完全的徒劳。”而我此时，搜索枯肠，反复联想，也只能将这绿意盎然的大地比喻为一张巨幅的画板，因为在我的视野中，一条亮晶晶的河水正从天边蜿蜒而来，这河水弯弯曲曲，宁静而温顺，如同远古人类留给草原的一条哈达，祈福苍生，寄意悠远；又像某位云间书画大师的神来之笔，收放自如，奥秘无穷。包叔说，那是伊敏河，由此向北流去，与海拉尔河会合，再一路绕行，汇入额尔古纳河。我们的行程中，随时都会看到它的身影。

时近正午，预定时间早过，但人们的灵魂都像融化在这圣洁澄明的环境里，意识“断片”，失去时空感。经一再召唤，正欲启步，山梁背后忽然传来一串悠长的牧歌，歌声浑厚而低沉，苍茫而忧伤，静静听来，怅惘的情绪，直欲让人心魂震颤。我揣想，那一定是一位孤独的牧人马背上的吟唱。包叔说，这其实是一首古老的蒙古歌曲，是年老的阿爸唱给远嫁的女儿的，也可能是小伙子在思念他曾经的恋人，大意是：

岸上的骏马拖着缰绳，

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

出嫁到遥远的他乡

………

说来不可思议，听着这荡气回肠的优美歌曲，我此时竟有一种强烈的跪拜的冲动——是为了这辽阔洁净的白云蓝天，碧水绿野，还是为了这马背上强悍而重情的民族，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我这是第一次来呼伦贝尔啊，脑海里何以总是回旋着那句同样牵魂动魄的歌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回到车上，包叔说，这才是开始，呼伦贝尔八万平方公里天然草场，三千多条河流，五百多座湖泊，三十多个民族，多姿多彩，越走越好看。

果如所言。这一路从海拉尔到满洲里，沿伊敏河和额尔古纳河穿行，西山森林公园，红花尔基林海，巴尔虎草原，额尔古纳湿地，留在脑子里的，满是“绿遍天涯”的记忆。最难忘的是扎赉诺尔的几处牧场，那才真叫“花的草原”。想想看，丝绒般油绿油绿的草地上，金黄的金针花，紫红的苜蓿花，窈窕的韭菜花，灵动的蝴蝶花，富丽的芍药，娇艳的山丹，星星点点，灿然夺目。微风过处，草偃花摇，芳香冲鼻——想想看，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致！难怪人们冲出车门，纷纷四散开来，前奔后突，忽蹲忽站，咔咔咔愣是一通狂拍。包叔说，没花的草原还能叫草原！我在队里放牧时，每天清晨骑马跑一圈，露水打湿的裤腿上都会沾满花花绿绿的花粉，拍都拍不掉。

包叔插队的地方，是贝尔湖附近的一个嘎查（生产队）。贝尔湖与西北面的呼伦湖，像一双清澈的眼眸，亿万斯年，深情地仰望着辽远的苍穹，又像丰沛的母乳，世世代代，滋养着这方广袤草原的生灵万物。包叔插队时，与一户牧民家庭生活在一起，他对他们一往情深，至今谈起，语气里充满真挚的感戴之情。

包叔说，牧民是天生善良的，在他们眼里，一切生灵都像是弱者，都需要同情呵护。如果一个生病的或迷路的人寻上门来，这家主人绝对会拿出最好的吃食去招待，十天半月尽心尽力地去护理。“我有一口吃的，绝不让你饿着。”在他们看来，人家有了灾难你不去帮助，那还是人吗？如果那样，你在牧民们眼里就一钱不值。在草原上，常会听说有的家庭孩子成群，十几个的都有，其实，其中不少都是拣来或别人送来的。孩子的亲人殁了或病重，无力抚育，你不去收养，你的良心哪儿去了?无论亲生还是抱养，在温暖的牧民家庭都会得到一视同仁的疼爱。特别是那些慈蔼的额吉和大嫂，成天总是“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宝贝”，一言一语，一个眼神一个表情，总在传递着发自内心的爱意。不只是孩子，即使是对那些幼小的羊羔、牛犊、马驹，也常不时搂在怀里，以同样的昵称去表达她们的爱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草原的语系里从没有疾言厉色的恶言秽语。孩子有了过错，大人只需以稍高稍重的语气表示不快，便足以引起注意，从不会呵骂训斥的。

包叔说，生活在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天地里，草原民族永远是心地宽厚、心境澄明的。他们对给予他们无限恩惠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满怀崇敬与感戴，认为万物有灵，决不可毁伤与亵渎。牧民反感和抵触那些“征服”“开垦”“采挖”之类的字眼。一块草地，长生天留给人类，一旦毁坏无法复元，怎可随便开挖呢？一座山峰，那是神灵栖息之所，怎能征服得了呢？一条溪水河流，草原生命之源，怎可祸害污染呢？圣祖成吉思汗当年约束队伍时早有旨谕：“临河撒尿者杀！”大人小孩从来敬畏有加。牧民虽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但你去看看，那些搬迁过毡包的地方，从来是干干净净，绝不会留有垃圾余物和裸露的坑洼。即使是一棵树吧，每年成长期只有两三个月，要不是神的护佑，能长那么高那么大吗？那些路边的老榆树上为什么挂满哈达，那是牧民对神祗和先人的敬仰与感怀啊！

正应了那句名言：“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海德格尔）来到曾经度过四年宝贵年华的第二故乡，包叔一直沉浸在温热的回忆与动情的言说中。他突然伸出右手拇指：“只要同牧民一起生活过，不管北京知青还是天津知青，也不管他们遭遇如何，做人方面，绝对这个！”而他不会注意到，就在他翘起拇指的当间，我已是感动不已，热泪盈眶了。是的，这美丽的、绿色的草原，宁静的、和平的草原，充满神性的天堂般的草原啊，是最适于安妥灵魂、回归本源的地方，哪怕只是如我这样的数日盘桓，也会教人澄心涤虑，神清气爽，焕发纯洁高远的生命气象!

巴尔扎克时代“天才的”“独一无二”的女作家乔治·桑，病危时留给尘世的最后遗言是：“请留下……一片绿色！”

托尔斯泰长眠在他的庄园里，林间的墓碑是一抔长方形土墩，上面长满绿茸茸的苔藓。

那么，就让我们还是像那位德国哲学家忠告的那样：“学会严肃地对待那里原始单纯的生存吧！”因为“他们所需所想的是对其存在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维系”。

祝福草原！

岁月深处 星斗满天

这次到云南，最感满意的，是终于了却去讲武堂和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心愿。以前的几次，因怕给接待方在预定日程外增加麻烦，未便开口，但过后又总觉遗憾。

也是得地理之便，没想到讲武堂就在下榻的翠湖宾馆附近。

这些天，昆明最热闹的景观，是翠湖水面上那成千只快活的红嘴鸥。这些白色的精灵从西伯利亚归来，异常兴奋，每当曙色初露，便凌空起飞，在音乐喷泉的伴奏下，恣意展示着她们矫健优美的身姿，以及不算悠扬却充满自信的歌喉，引得游人四面八方前来观看，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昆明现在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从人们悠闲的步态和舒心适意的神情中，已难读出往昔的云烟风霜。

早饭后，穿过熙攘的人群绕到翠湖西路，抬眼处，便是讲武堂高峻的门楼，正应了那句话：得来全不费工夫。

对讲武堂心仪由来已久。这些年大量影视和文字作品在讲到中国近代史时，都会一再提到它的名字。这所建成于上世纪初的军事学校，在开办的26年间，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员，涌现了众多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将领，在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据介绍，大革命时期，仅海外华侨和外国先进青年慕名前来就学的就有600多名，后来曾任朝鲜最高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越南临时政府主席武海秋，大韩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李范奭，都曾是这里的学员。一所地方军校，能如孔老夫子所说“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成为“帅星闪耀，名将辈出”的摇篮，确实引人神往，耐人寻味。

学校原是清王朝为训练云南新军而建。其操办者和最早的领导人李根源，却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志士。他担任讲武堂总办，聘请张开儒、沈王度、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等大批留日同盟会会员为教官，以先进的教学训练机制，在学员中灌输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使之实际上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和重要策源地。辛亥革命中，云南接连发动的腾越、昆明、临安三次起义，都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都起到决定性作用。云南光复，成立军都督府，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为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长。陈列大厅有一份都督府发布的施政纲领，要点包括定国名为大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定都督府印为大中华国云南都督府之印，建设目标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建统一国家，改变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藏各族亲同一体，等等。一百多年前的革命的先行者能有如此卓越的见识和宏伟的志向，不能不让人由衷赞佩。

李根源先生1879年生，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抗战时任云贵监察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在北京病逝。他的铜像现今竖立在腾冲“国殇墓园”前方，情态儒雅，风神伟岸，他那篇大义凛然的《告滇西父老书》，亦于园中刊刻勒石，至今读来，犹令人血气贲张：根源生长于滇西，滇西是我的桑梓，也是我父老祖宗坟茔庐墓的所在地，现在敌人打进我们的家乡来了……今后军队所需于民众的供给至巨，敌人在沦陷区的横征暴敛、荼毒残杀亦愈凶，而我们滇西民众遭受的痛苦和牺牲也一定愈来愈大。但苟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抗战者，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我父老必抱定更大牺牲的决心，始能保住滇西过去历史上光荣，始能在云南抗战史上占最光荣的一页。根源不敏，愿追随诸父老之后同心努力以赴之。

学校占地7万平方米，现存建筑主要有主楼、礼堂、兵器库等。主楼辟作陈列室，通过大量图文和实物资料，反映学校师生各个时期参与和指挥的重大战役战况，彰显强烈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浩然之气。其中一则故事讲朱德1909年离开家乡仪陇，经过70 多天艰苦跋涉来昆明报考讲武堂，却因学校不收非黔籍学生而落榜，后在朋友帮助下以“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籍贯再次报考才得录取。一个23岁的青年，为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不屈不挠，艰辛备尝，这个情节，正反映了那个风云际会年代先进青年的精神风貌。此时此际，抚今追昔，联想当下部分青年声色犬马的人生状态，每让人惋然叹息，感慨不已。

30多年后，已是八路军总司令员的朱德，曾在华北前线有过一封给李根源先生的信，内称“西安拜别，瞬经两载，犹记病榻之前谆谆训示，受益良多。三年以来，德转战华北，坚持敌后，虽不敢自言有功，幸尚未辱钧命耳。最近倭寇占领越南，威胁滇中，西南局势紧急万分……我国抗战处此环境，惟有全国团结一致，发动广大民众共同奋斗。德深信抗战建国大业必能完成。吾师远赴滇南，日寇威胁昆明，当有制敌良策。德为防滇计，当请吾师发动帮助越南、缅甸、印度之广大民众起来抗战，吾师以为然否？”这封信与李根源《告滇西父老书》有无渊源关系，未及详考，但师生之间相互激励、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真挚情谊和豪壮襟怀，无疑为讲武堂精神作了最好的注解。

展室另有叶剑英写的一首七律：雨撼高楼醉不成，纵横豪气酒边生。会将剑匣拼孤注，又向毫锥汩绮情。入世始知路泛泛，结义俦侣尚平平。愁多无计寻排遣，澎湃声传鼓二更。毛泽东说过，律诗，还是叶剑英写得好。叶剑英19岁跟随父亲到马来西亚，次年回国进入讲武堂，其间仅学校编辑的《剑余诗集》就收入他的15首诗作。这首《夜雨衔怀》抒发了他壮志未酬的焦虑与忧思，大有放翁笔意，读来颇耐咀嚼。

此外，一曲《云南陆军讲武堂校歌》，气势宏大，激情洋溢，绝非当下许多佶屈聱牙、故弄玄虚之作可比，从中又可窥想学校当年的昂奋气氛，为享诸同好，兹摘录歌词上半阕于右：风云滚滚，感觉他黄狮一梦醒。同袍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着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他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而学校“坚忍刻苦”的四字校训，无疑在塑造师生人格灵魂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力。在我看来，殊胜某些大而不当的口号，并此照录。

从讲武堂出来，已是上午十点半钟，对联大的参观只能缩短时间。好在距离很近，而联大旧址保留下来的，也只是现在云南师大校园东北一个单独的园区。园区草坪上，立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常委的青铜塑像，北边是闻一多、李公朴先生的衣冠奭，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纪念碑。一间原来的教室，土墙木门铁皮瓦，十分简陋，学生的课桌凳，也与现在山区小学无异，教学条件之困顿，由此可知。但正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八年抗战，这里却汇集了陈省身、吴大猷、吴有训、华罗庚、叶企孙、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学界泰斗和文坛巨擘，于危难时势筚路蓝缕，孜孜以求，为人类守护着科学、民主、文明的火种，培养了大批教育科技文化精英人才。

资料显示，至今我国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占到173名，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中，联大师生占到8名。另有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周培源、费孝通、宋平等7人曾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可谓大师云集，星汉灿烂，足与讲武堂走出的那些百战将星、华夏英烈交互照耀，相映成辉。

岁月深处，星斗满天。

半天时间，文、武两校，参观归来，思绪纷然，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大办教育的热情空前高涨，不少大学投入巨资，跑马圈地，兴建豪华校门校舍，教学条件和设施皆臻一流，但为什么几十年来总也摆不脱“有大学，没大家”“有名校，无名师”的诘难？解决这些问题固非一日之功，但如果我们的主管部门和办学诸公能来这两处学校走走，看看，想想，会不会获得些幡然振作的启迪、感悟和激励呢？

我还想到，今后倘有朋友去云南，我一定建议他们参观这两个地方，我会告诉他们，云南，不只是风花雪月，山寨古道，不只是多彩的民族风情与优美的自然风光，云南的土地上，有更深厚、更可宝贵的积淀和蕴藏，云南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刚强勇毅的人文品格，尤其令人敬重，值得学习，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