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钓台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蓝勇辉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严子陵是历史上一名较为特殊的隐士，在天下无道的王莽时期已归隐，而在天下有道的光武帝时期亦归隐，其隐逸行为得到后世文人广泛认同。“严子陵钓台”文本自汉流传至清，主要涉及严子陵的个人形象、对光武帝的态度、钓台吟咏等内容，该故事主要见于史传、碑文、杂剧、小说、地方志等文本中，其中以史传及诗歌为最。诠释其文本流变的内核，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隐逸文化之侧面。

一、严子陵钓台故事的基本流变

现存最早的严子陵故事见于东晋皇甫谧《高士传》，谓严子陵是两汉之际的高士，他和光武帝少时一同游学。光武帝登基后，严子陵改名隐遁；光武帝三聘子陵，子陵避而不见；子陵的故友司徒侯霸派遣使招子陵谈话，子陵箕踞不为礼。后来光武帝亲到寓所，与子陵共卧一床，子陵伸脚放在光武帝腹上。后来光武帝拜子陵为谏议大夫，子陵不就，归隐富春。其中关于司徒霸和子陵交往始末与后出的故事差异较大，兹录如下：

司徒霸与光素旧，欲屈光到霸所语言，遣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语也。天子征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益也。”[1]55

嗣后，东晋袁宏在《后汉纪》中仅简略记载此事，其情节略去光武颇为浓重的三次重聘仪式以及严光的狂奴之态，并改为严光带病赴光武帝之诏，又以称病而不受三公之拜作为结局。严子陵带病赴诏毕竟弱化了其高洁形象，因此不见后世流传，而不受三公之拜，因突出了严子陵的淡泊名利，则屡被传颂。

而范晔《逸民列传》所载严光事基本脱胎于《高士传》，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严光和侯霸交往一节。《高士传》通过严子陵与侯霸使者的对话展示人物个性。箕踞抱膝和严光“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2]2763之语表现了严光傲视权贵，虽然生动，但失之细碎；范传则用严子陵和侯霸的直接对话表现，言简意赅，立意高远，较符合史传文学特点，而传中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2]2763成为千古名句。此外，范传增加了颇具传奇色彩的“足加帝腹”与“客星犯帝”，遂成为文人咏严子陵钓台故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

至此，范传所载严光事成为流传的范本，它包含了后代文本所依托的几个情节框架：披裘钓泽、玄纁三聘、狂奴故态、卧床不起、足加帝腹、客星犯帝。这个基本历史故事框架在后代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删削增饰。

唐宋时期，严子陵故事是文人们争相吟咏评论的东汉高士，李白、权德舆、唐彦谦、许浑、黄庭坚、范仲淹、王安石等名家均有传世之作。他们的评论有三种主要倾向：一是认为严子陵是无心济世的隐士；二是认为严子陵廉顽立懦，成东汉之高风；三是认为严子陵是傲世立名的狂奴。这些复杂的认识在元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元代宫天挺《严子陵垂钓七里滩》故事主干情节沿袭了《后汉书》，并做了一些变动。该剧写严子陵自小居住七里滩，以钓鱼为生，与逃难的刘秀兄弟相称，二人经常对饮。严子陵纵酒江湖，放浪形骸，强化了子陵渔父的特征，塑造了避世、全身远祸的道人形象。剧作把刘秀征召子陵的时间做了变动，还着重表现了严子陵与刘秀的朋友之情，而非君臣之义。

明清两代都有吟咏严子陵钓台故事的诗词，不过总体上而言，其评价整体上延续了唐宋人对严子陵的看法。明代的通俗小说《东西汉通俗演义》则表现出了与《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不同的创作倾向，光武帝是一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明君，重点描写了三聘子陵的过程。此外，小说中的严子陵与光武帝虽然亦师亦友，但是更为明显的身份是帝王师，与光武之交谊犹如刘备与孔明的鱼水关系。此外，明人对严子陵有一种迥异历代的认识，即明太祖、宋濂、海瑞等人对严子陵隐逸之事做了否定性评价。

而清初诗人陈苌《子陵祠吊宋遗民谢翱》是少见的将严子陵与南宋遗民谢翱联系起来的诗歌，表达了清初遗民之思，这与谢翱于钓台西面祭奠文天祥，死后葬于钓台之南不无关系。康熙年徐道撰、程毓奇续《历代神仙演义》卷九第二节《严子陵高屈光武 玛利亚贞产耶稣》所载严子陵事与《后汉书》相同，不同之处是作者设置了严子陵与梅福成仙的结局，这与该书让许多隐逸高士都成仙的安排相一致。有趣的是，该书将耶稣诞生故事置于严子陵故事之后，也说明了当时天主教对小说的影响。

二、唐前：隐士形象的树立与流传

严子陵钓台故事在早期的流传中昭示了独特的文化意蕴，其在后世的流传广度远远高于同时期的隐士，这无疑值得探究。众所周知，范晔《后汉书》并不是完全独创的，在该书之前，已有不下十部关于东汉历史的历史著作，如东汉刘珍等《东观汉记》，三国时期谢沈《后汉书》以及袁宏《后汉纪》等。从现存《后汉书》佚文可推断出《逸民》《列女》创始于谢沈，《后汉书》“逸民列传”较多地吸取了谢沈《后汉书》的内容。历数东汉一朝的逸民，严子陵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然而与同时期的薛方、逢萌、周党、王霸等人相比，严子陵却更受文人青睐，这是偶然的文学现象吗？其原因可做如下解释。首先，范晔善文章，《后汉书》文采斐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后汉书》材料来源广博，范晔在删削取舍间使得此书采撷众长，而又有一些新特点。刘知几《史通》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3]178囿于史传文学的文体性质，史学家们尽可能地做到直书史实，忠实记录事件，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使得所载之事生动有趣，吸引人心。缘乎此，《后汉书》的严子陵虽不像《史记》所书写的刘邦斩蛇起义带有虚幻性，但也有传奇性，如“足加帝腹”与“客星犯帝”之事。其次，范晔所记严光之事基本出自《高士传》，而《高士传》材料来源芜杂，大量采撷子书内容，乃至把《庄子》《列子》寓言人物及事迹当成真人真事，导致《高士传》编撰不严谨，臆想成分多，其中的一些事件及对话未必尽合史实，甚至带有虚幻性、传奇性。再次，如果说，严子陵“披裘钓泽”“足加帝腹”“卧床不起”等传奇行为容易成为文学家的材料来源的话，那么严子陵与光武帝特殊的身份关系则拓展了文人品评的历史空间，因为许多文学作品反复在严子陵与光武帝的身份关系上做文章。更重要的是，《后汉书》《高士传》所载严光之事在情节上略微差异，但都重点突出了严子陵粪土功名、睥睨王侯、淡泊名利的形象，而这是最能引起失意文人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的。

鉴于范晔所记严子陵传内容主要来源于皇甫谧《高士传》，我们对其所折射的文化意蕴的分析当以魏晋时代为准。魏晋时代，皇权与士人走向了互相制约而又互相依存的轨道：一方面皇权提倡并鼓励隐逸，但又对士人的叛逆有所压制；另一方面，士人需要保持人格独立，追求隐逸，但又不允许公开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态度[4]。处在政权迭更的魏晋时代，皇甫谧身体力行，终身不仕司马篡朝，以笃疾辞召，得以全身而退。而其所选的“高士”，都是修道静默，粪土功名利禄，不屈王公。咄咄子陵，足加帝腹的狂奴之态无疑能使皇甫谧心折醉赏。因此，皇甫谧所选取的反映严子陵生平的事件无疑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情感体验。

三、唐宋：隐士的原型与人格精神的典范

唐宋两代的文学中，并无正面表现严子陵钓台故事的叙事文学作品。鉴于自唐代伊始，严子陵钓台故事诸要素在演变中除了严子陵形象变化较大外，都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将严子陵形象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在唐代，严子陵故事俨然成为咏史诗的热门之一。检索全唐诗，以钓台为题的诗歌达几十首，而涉严光故事的诗更是蔚为大观。我们选取了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咏严子陵钓台诗作为分析的文本，以管窥唐代隐逸风尚。在初盛唐时期，咏严光诗大都钟情于七里滩之山溪风月。如孟浩然《经七里滩》：“叠嶂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纷氤，别流乱奔注。”[5]215不过，他们钟情的七里滩山水只是功成名就后理想的栖息地而已。李白有多首诗表现出这种倾向，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6]1112而到了中唐时，诗人已屡屡借严子陵钓台以抒发感慨，关注个人的精神世界，如刘长卿《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犹怜负羁束，未暇依清旷。牵役徒自劳，近名非所向。何时故山里，却醉松花酿。”[7]315而到了晚唐，诗人已在吟咏严子陵钓台事时流露避祸全身的情绪了，如罗隐《秋日富春江行》：“严陵是高见，归卧是良图。”[8]87《严陵滩》：“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8]146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人整体上将严子陵当成隐士的象征。

宋人一方面沿袭了唐人的看法，把严子陵当成隐士的象征，另一方面则视严子陵为有裨于风节名教的道德典范。李清照《夜发严滩》：“巨舰只缘因利来，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9]95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盛赞其高节：“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10]190吕祖谦《钓台记》指出严子陵堪比巢由，没身沟壑是其初衷。又如孔文仲《严光赞》认为严子陵：“乐辛苦于山中，此亦世之高节，非汩没于利欲者所能到也。东汉之世，士大夫尤能轻富贵重，苟耻志有不合，辄去其位，岂非光之徒倡之耶？”[11]吕中在《大事记讲义》中认为严子陵的隐逸为培植帝京士人的节操树立了榜样，有益于世。在宋人眼里，隐士精神是崇高的，隐也有其独特的名教意义。严子陵隐逸之初衷或许仅是率性而为，天性使然而已，却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西方原型理论批评中，人类文化传统是其逻辑起点。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列维的“集体表象”，卡西尔的“象征符号”均可称为代表性的原型，而文化传统的核心便是原型。在中国隐逸文化传统中，严光可称为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原型。如果再仔细区分的话，在唐人眼里，严光可视为淡泊名利的原型；而在宋人眼里，严光业已成为隐士人格精神的典范。

唐宋人对于严子陵的认识折射了两代不同的隐逸文化。初盛唐时期，仕隐兼通，由隐入仕成为唐人以退为进的方式。统治者对于隐逸的褒扬对士人的隐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他们流连于山水，藏器待用。盛唐时期唐人功名心强，列鼎而食的欲望十分强烈，典型的“终南山捷径”便是唐人追求仕进的一种方式。到了中唐，安史之乱后导致的社会危机及士人世界观的变动，使得士人封侯拜相的情怀已经大大萎缩，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状态及心灵世界的极大关注，因此，咏严子陵诗大都流露出强烈的个体情感体验。到了晚唐，宦海险恶、政治窳败、仕途蹭蹬使得士人哀莫大于心死，此时期的咏严子陵诗流露出不得不退隐，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理，其中表现更为强烈的是全身远祸的无可奈何。

宋代社会思想是兼容型的，三教合一是其时代思潮的走向。宋代文人既服膺儒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又出道入释。宋人做到了建功立业与崇尚个性自由的平衡，即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是相互统一的。宋人把人格的自我完善作为人生的终极价值，一切事功立德都是人格精神的外化，隐逸是人格养成与诚意正身的一种方式。宋代文人可以向内心去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宋人的伦理意识、道德意识十分强烈，所以他们既高度认同隐逸的行为，推崇隐士的生活方式，又将隐逸上升到政治伦理与道德的高度。

四、元明清：意象化的道士与帝王师

元杂剧《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中的严子陵受时代与作者思想的影响，呈现新的面貌。作为戏剧文学，《七里滩》并未吸收《后汉书》中严子陵“狂奴故态”“卧床不起”“足加帝腹”“客星犯帝”等情节，而是另起炉灶，贴近市民思想，设置了一些有意味的情节。首先，剧作大大拓展了“披裘钓泽”的细节。在史传里，严子陵垂钓之事仅一笔带过，他耕于富春，而非钓于富春。现存的汉魏六朝的几首咏严子陵诗中，都题为《严陵濑》，并未将严子陵垂钓作为吟咏内容，直到唐刘长卿的诗题中，才出现了“钓台”一词，严子陵垂钓行为逐渐意象化。《七里滩》设置严子陵祖居七里滩，以钓鱼为生，大肆渲染其垂钓行为，增加了人物的表现力，显然借鉴并发展了前人对严子陵的定位。其次，在《七里滩》中，严子陵自称贫道，是一名避世的道士，其身份实现了从隐士到道士的转变。第三，剧作用较大篇幅强调严子陵作为道士与光武帝作为皇帝两种社会身份的差异，并着力对比二者不同的生活方式。

严子陵形象在《七里滩》的变化可做如下之解释。首先，元代吏治腐败，官场黑暗，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大批文人遁世。并且元代道教十分流行，文化下移，特别是全真教有世俗化的倾向，道士形象盛行于元杂剧中，这就不难理解《七里滩》的严子陵自称为道士。折射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出现了诸多的神仙道化剧和隐逸剧，道化剧作品不胜枚举，而隐逸剧数量亦蔚为大观，如马致远《孟浩然》《踏雪寻梅》，王钟文《张良辞朝》、纪君祥《松阴梦》等，这类作品大都否定世俗价值，抬高隐逸的价值。其次，元代士人的隐逸是较为普遍的群体行为，幽居岩穴无疑能实现“拯救与逍遥”，亦即，徜徉山水既能全身远祸，又能适性自由。只不过与唐宋人相比，他们的这种自由带着满腔的愤懑，因而流露出较为消极的情绪，这些都跃然于《七里滩》文本上。再次，在诗词文化传统中，“渔父”是意象化了的隐士，成为隐士的符号象征。文人留恋庙堂，但面对多舛的命运与偃蹇的仕途，尔虞我诈的官场，容易令人产生退却之心。于是，他们把高尚的精神投向山林泽畔、溪风明月，渔父垂钓的高雅成为他们向往的精神境界，更成为钟情的文学素材。于是乎，隐逸者在渔父身上寄寓了深刻的人生体验。虽然是俗文学，《七里滩》汲取了前代“渔父文学”的营养，带有很强的文人特性和理想化、审美化的色彩。

明代的《两汉通俗演义》卷十二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沿袭了《后汉书》的框架，表现出“演义体”小说的趣味。小说重点展示了光武帝三聘严子陵的过程，突出了光武帝礼贤下士的形象。另一个有意味的较大变动是严子陵被尊以帝师之礼，他为光武帝出了一条重要的谋略后才归隐。三聘严子陵作为小说着重铺展的情节，显然突出了求贤若渴的光武帝形象，但却是为了反衬严子陵的高尚与清介。为何小说有意将严子陵塑造成帝王师呢？因为在古代小说里，文人具有帝王师情结，如《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封神演义》的姜子牙、《女仙外史》的吕律等。而历史上的严子陵是与光武推心置腹、相对累日的知交，作为有名的贤士，其才能颇受倚重。更何况，光武帝三聘子陵之情形与三顾茅庐何其相似，可想见小说将严子陵塑造成帝王师形象是水到渠成之事。另外，明代也有不同的声音。明太祖、宋濂、海瑞等对于严子陵的隐逸给予了否定性评价，如明太祖认为严子陵是无补于世的罪人，沈长卿认为严光的隐逸是沽名钓誉和矫情。这种负面的评价与明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不无关联。明太祖大肆杀戮功臣，不合作的高启等文人都难身免，严子陵无视帝王权威的行径，自然难以得到君主意志十分强烈的朱元璋的认同。

总之，严子陵钓台故事在演变过程中不断受时代环境的摄动。严子陵形象与相关故事情节不断被重组加工，其所反映的文人思想无疑有助于从侧面认识中国古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严子陵是隐逸史上的重要人物，梳理其故事的演变，有助于我们透视古代文人的心灵世界，从而理解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渊源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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