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熹
(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提出的。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观点可理解为翻译的叛逆性是必然的。因为新的参照体系,更具体来说新的历史文化语境是翻译行为存在的前提。而翻译的创造性也是必要的,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是依靠翻译来延续的。事实上,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是彼此相依,互生互存的。作品生命的延续需要新的土壤,即新的时空环境;另一方面,新环境中的作品,即便是作者的自我翻译,实质也是一种创作,译作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像原作的影子那样存在。如纳博科夫将自己用英文写作的两部作品《完全证据》、《洛丽塔》译成母语俄语,或是泰戈尔将自己用孟加拉语创作的诗集译成英语。前者声称对自己的翻译非常失望,认为忠实的翻译不能体现俄语的优美,以至于他不得不在译文中创造大量新词;后者也表示由于两种语言、文化差异太大,翻译的过程更像是用英语的重新创作。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讨论这种创造性叛逆的根源。
许多译者翻译时的创造性叛逆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这也就是谢天振先生所指出的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