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游牧：民俗学家的情感诉求与民俗志书写——评述邢莉教授的游牧文化研究

陈曲

（重庆三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4120）

“民俗志”一词，首见于钟敬文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其亦被称为“记录民俗学”①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页。。“民俗志”这一概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一系列论著中被逐渐明确化、定型化的，它的范畴十分明确，就是指搜集、记录民俗资料的科学活动和对民俗资料的具体描述。“民俗志”这一术语似乎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洋词”与其对应，钟敬文先生当时所提出的现代民俗志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风俗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记录。青年学者王杰文梳理民俗学史后颇有见地地提出，“在钟先生的理论框架中，民俗志的概念与民族志的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源渊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测，民俗志是一个从民族志引申出来的概念。”②王杰文：《民俗志对于民俗学意味着什么》，《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那么，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西方人类学界对民族志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按照高丙中教授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代译序中所说，“民族志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自发、随意和业余的第一时代，以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科学性”第二时代，到以《写文化》为标志的反思“科学性”的第三时代。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将变得更开放。”③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人类学界的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思潮和成果直接促发了中国民俗学界相应地对民俗志范式进行一系列反思，民俗志具有何种意义？其理论根据在哪里？多位民俗学家就“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这一议题进行了各抒己见的探讨，例如董晓萍教授提出了带有民族志学术意识的工作的“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④董晓萍：《民族志式田野作业中的学者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认为民族志式的调查必须处理好学者客体的观念叙事与民众主体的观念叙事之间的关系；高丙中教授谈到了有关“实验性的民俗志写作”⑤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座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的问题；刘铁梁教授积极倡导“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⑥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在中国的民俗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方面，民俗志书写范式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

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邢莉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将关于民俗志的学理思考贯彻给门下弟子，教学成果鲜明地体现在其门下多名弟子的论文写作中，例如黄龙光的《民俗志范式的反思》①黄龙光：《民俗志范式的反思》，《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民俗志及其书写》②黄龙光：《民俗志及其书写》，《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程安霞的《关于民俗志书写的几点思考》③程安霞；《关于民俗志书写的几点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张翠霞的《民俗志：文化书写的历史——基于“民俗志“概念及其书写范式的研究》④张翠霞、谷成杰：《民俗志：文化书写的历史——基于“民俗志“概念及其书写范式的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王志清的《忌讳型“潜在民俗”的民俗志书写策略》⑤王志清、陈曲：《忌讳型”潜在民俗“的民俗志书写策略》，《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等等，在该学术共同体范围内，民俗志书写范式被从理论建构到田野实践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辨析。在个人的科研方面，邢莉教授30余年持之以恒地研究游牧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陆续出版了《游牧文化》、《草原文化》、《草原牧俗》等系列成果。2012年，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游牧文化的变迁”被评为作为优秀成果并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研究成果是其多年研究游牧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书名为《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的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3月公开出版，作者为邢莉、邢旗两姊妹合著，全书共计70余万字，配有上百幅田野作业期间拍摄的图片和70余份各类图表。总体而言，该书在“记录民俗学”理念指导下整体性地展示了游牧文化的“前世今生”，上编部分是通过丰富详实的文献史料辑录勾勒出了近300年来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历史历程，下编部分是在扎实田野作业的基础上，以系列民俗志形式呈现了敖包祭祀、那达慕活动、庙会、成吉思汗祭祀等游牧文化中的标志性文化，结论部分则全面系统地深度分析了游牧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专著公开出版后，先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长江学者纳日碧力戈，还有青年学者韩雪军等人在实证研究、理论建树、方法论探讨等方面予以高度评价，尤其在方法论层面，一致认定该著作是多学科交叉的典型之作，诚如纳日碧力戈所言“（该书）民俗学、人类学、人口学、生态学、草叶学等学科交融互补，展现了万象共生、千灯互照的生活世界。”⑥纳日碧力戈：《游牧文化的共生价值——评邢莉、邢旗著《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

“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一部书籍在付梓印刷后都会开始自己的命运之旅。《变迁》一书自然要面对“横看成岭侧成峰”般见仁见智的他者评说。从实际评述情况来看，学界名家予以好评的一个根本原因应该是作者的扎实研究与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厚重。笔者从知人论文的视角出发，浅谈一孔之见，将这一探讨游牧文化变迁的综合研究成果理解为一部“一般民俗志”与“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交融的整体性民俗志，拟从民俗志书写范式的思考维度对其人其文的知识生产过程进行深描与阐释。

综览《变迁》全文，民俗志的相关思考全方位渗透于邢莉教授的科研实践之中。其在开篇前言中即强调，“本书的作者遵循‘记录民俗学’的理念，始终把探究内蒙古区域的蒙古族族群的游牧文化近现代变迁作为实际生活中的动态过程予以关注，将文化变迁作为本文的行文线索。”⑦邢莉、邢旗.：《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由此可见，其秉持民俗学科创建人钟敬文先生的指导，注重实证材料积累。学术史已经有力地证明，没有细致的、实证性的和个案的深入研究，任何学说的建构只能流于空泛。《变迁》一文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在实证面前，理论可能是苍白的，在实证面前，新的理论是会产生的。”该书除了引用大量历史文献，还采用了相当数量的实际田野调查个案，民俗学家真真切切地走进了“田野现场”，例如在具体的调查那达慕、敖包祭祀、庙会等个案研究中借鉴采用了刘铁梁教授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书写思路，并且作者还将当时当地被访谈者的记忆机制、情境因素、讲述喜好等状况通过田野笔记作细节性介绍，同时又列举外界其他民族学者与蒙古族学者撰写的关于该民俗事象的相关文本资料，描述外界与当地人不同视野中关于该项习俗的文字记录形态，对比呈现当地人自己的文化理解，“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的书写逻辑蕴含其间。整体而言，该书的深度描述能够生动呈现具体时空情境下的牧区民俗生活，深度解释方面则揭示出了包括物品、行为、事件、语言等具体民俗事象背后的象征意义。“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所要求的地方感、生活感、秩序感、关系感、整体感等特质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整体而言，全书应该是一部“一般民俗志“与”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有机融合的整体性民俗志。

民俗学者撰写的民俗志与人类学家撰写的民族志相比，民俗志更具有明显的诗学（poetisc）特征，因为民俗是所在区域中最外显、最能体现当地文化持有者浓情厚意的人文符号体系。简而言之，民俗志就是民俗学者经过田野调查，给公众呈现一个民俗文化事实，那么，在民俗志书写过程及结果呈现中无疑具有了个性化特征。通观全书，从建构游牧文化不同时期肇始、转型、确认、衰微的历史框架，到当下大小传统互动引发的剧烈变迁；从马文化符号的衰微与转型，到遭遇城镇化阶段的艰难文化调适，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深切感触到邢莉教授那席慕蓉式的草原情怀，能够唤起心忧草原或处于类似转型阶段的不同族群各类人士的高度共鸣。当然，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民俗学家，都会对文化主体以及传承与消逝的民俗文化予以人文关怀，这也是民俗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人文学科所具备的学科伦理和学科价值所在。作为民俗研究基础和工具的民俗志必然要贴近民俗生活，以期解决民俗的转型和调适，以及文化主体的民生、人性问题。

笔者还想进一步进行民俗志作者的个人生活史探寻，个人生活史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具有重要地位，从个人生活史中可以观察个体在社会中如何发展以及处理各种事物，发现并掌握文化实践者个体的经验与需求。就邢莉教授关于游牧文化的民俗志书写历程而言，引起溯源追问的是，一个出生、成长在北京而几乎不会说蒙古语的蒙古人为何对游牧文化情有独钟、爱得深沉？“君子问族”，从该书中其自述的家族谱系来看，其家学影响不容忽视。邢莉教授原籍为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其祖父邢致祥是蒙汉兼通的学者，著有蒙文的《蒙古帝国史》、《蒙古元朝史》、《热河省蒙古喀喇沁右旗札萨克亲王贡桑诺布之简史》、《喀喇沁志略》等，其父亲邢复礼先生（蒙古名字锡里居泰）曾经与内蒙古大学清格尔泰教授、陈乃雄教授等人一起攻研契丹文文字，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高中时期，父亲邢复礼先生就要求其认真阅读家存的《蒙古秘史》等蒙古学史著。1978年赴中央民族大学任教，蒙翁独健先生、贾敬颜先生等名家指点，还有多次倾心聆听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讲座。综合家学、工作、名师等多种机缘，促使其将目光投向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冬去春来秋又回，数十年间多次走向草原去实现民俗学者的“田野在场”，好似草原流行歌曲《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中所唱的，“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

邢莉教授钟情草原三十载，论文著作数十篇，其一直执着追问并试图解答的三个核心问题就是，一、内蒙古区域原生态的游牧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二、内蒙古区 域的游牧文化经历了怎样的转型？三、转型以后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这本集多年田野作业实践与理论思考后结晶凝成的《变迁》一书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解答了以上三个问题，亦用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实践回应着费孝通先生的经典之问——“人富了之后怎么办。”正如纳日碧力戈教授所言，“游牧文明的价值观是生态价值观，时至今日，它并没有失去意义，游牧文明的价值观能够帮助我们回答‘人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能够回答什么是‘文艺兴国’，什么是美德和神韵。”①纳日碧力戈：《游牧文化的共生价值——评邢莉、邢旗著《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游牧文化形变而神不变，游牧文明的核心在于从游牧生活中提炼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应用。放眼全国，以游牧文化为观念支撑的各地蒙古族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其族群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开放、吸收和创新。远离草原而生息繁衍于云南省通海县的蒙古族就是典型案例，他们遗忘了蒙古母语，改换了当地衣着服饰，转变了生计方式——打渔种田、建楼造阁，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邢莉教授所著《变迁》一书及其系列的游牧文化研究成果，可视为是一位北京蒙古人的精神游牧之作，恰如席慕蓉所写的歌词，“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变迁》所流露的游牧文化神韵与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契合，与庄子的“绝圣弃智”哲理相应，与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念一脉相承。“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诚期望《变迁》这本民俗志能以滴水之力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性发展贡献砖瓦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