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程伟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2249)
自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那种国家垄断社会利益资源,并通过科层控制体系对社会成员进行行政性分配(严格意义上说,农村人民公社属于政社合一的基层国家机构),依借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和维持整体利益的传统利益结构,不断遭致解构[1]。广大“单位人”不断从对国家纵向依赖的利益关系中脱逸,而成为能够自主追求利益、能够依托市场和社会进行横向利益互动并获取利益资源的“社会人”,社会生活的私人领域得以出现并快速发展。伴随着人们利益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利益资源的丰裕,人们的利益关联意识也在增强,通过自组织的方式谋求和增进利益(私益和公益)的行为不断增多。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失衡发展,社会利益的分化不断加剧,利益弱势与边缘化的人群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从而为慈善类和服务类组织提供了作为空间。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下,一些政府类社团和单位以“有为”谋“有位”,自身角色功能也在向社会组织的方向移转,等等。以上这些方面就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需求强劲和动力充足的背景和脉络。
但需要指出的是,应然的状态并不等于实然的结果。由于受以政治控制为主导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约制,我国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的发展空间并不通畅和宽松,社会组织应有的政策倡议、权益维护、社会服务、经济中介等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难以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应有的社会载体和基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