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到司马迁亦谈生死

杜晓娟

（长治文化艺术学校）

楚国的屈原曾在与渔父的对话中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看出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伟大人格。西汉的司马迁这样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司马迁看来，死要有意义、有价值，不能如鸿毛般轻易死去，而今我也从屈原和司马迁两人身上谈谈他们及现代国人的生死观。

一、屈原与司马迁之生死对照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楚国杰出的政治家。因被奸人所害而流放，楚亡后披发行吟，形容枯槁的三闾大夫，面对汨罗江，选择了“悲壮”之路，用死亡来捍卫自己心中的神圣。只给人们留下了《楚辞》和《离骚》，留下了他不屈的性格和纯白无暇的人格。而他本人也被后世公认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38岁时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官职，经多年苦心准备，正式开始完成《史记》的编写工作。后司马迁因同情降将李陵，被处以残酷的宫刑。面对奇耻大辱，他选择了在狱中含垢隐忍，并最终完成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有人说司马迁有一面镜，一面历史的镜，照出了上至轩辕、下至武汉的人生沧桑。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论是屈原的死还是司马迁的生，他们皆是胜利者，都让世人看到了他们流传百世的一面。

二、古人之生死观

所谓生死观，主要指对于生与死的基本看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生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看待生命进程中必定会降临的死亡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面对生死，靠什么评价，又依赖于什么呢？

1.以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评价生死

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可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了不朽的理论。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立德、立言、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于是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不约而同地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理念就万事大吉，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对于突如其来的生死抉择，人类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却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屈原在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很有勇气地选择了死，但英雄与否不能一概而论，司马迁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或许这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

2.生死抉择更依赖于信念和勇气

生死抉择更依赖于信念和勇气，心中有念则求生会更强烈，反之，生无可念则求速死，当然无论生与死，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被流放的屈原，当国破家亡时，他回头望了最后一眼祖国的山河，而后高呼“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再生无可恋，选择了一江乌水……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但我们在认可屈原是诗人的同时，也要知道他前提是“政治家”的一面，政治也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身为“楚臣”三闾大夫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所以“三闾大夫”必须沉江，这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坚持。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所以，屈原认为如果他被俘受辱就是羞辱楚国，羞辱他的皓皓之白，因而他要择死。

老司马当年不过替李陵说了句公道话，受了汉武帝一刀子，最终他选择了含垢隐忍。其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心中所念——想完成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父亲的临终遗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与先人的重托，他选择了所谓的生，却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因为在那个年代，阉割等于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可见司马迁为了家族及本人的信念付出了多大的勇气。

三、现代国人之生死观

虽然在发达国家常出现自杀现象，尤其是高智力自杀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也有所发生，但要知道这些高智力自杀更大的因素是在于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心灵自我调节能力的流失而导致人性与肉体的脆弱，再加上我们追赶和融入甚至想超越西方文明所造成的整个民族的身心紧张与高强度消耗更加重了这种脆弱，反之在文化相对低的农村则很少有这种自杀现象了。

因此，我们应该秉持鲁迅的“拿来主义”，振兴国学，加快完善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死观，更好地探寻生命的意义，唤醒人们对生死的意识，以创生出崭新的文明来顺应时代的发展，充实国人的心灵，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物质文明一道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