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之词》一书的“革命”观

王 雪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革命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飞跃的重要环节，是永不过时的话题。每提起“革命”一词，人们都不禁会联想起关乎勇气、激情与变革的大时代。2011年5月，在法国南方的太一庄园（Les Treilles），赵汀阳参加了法中

文化圆桌会议，并结识了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德布雷先生年轻时曾追随切·格瓦拉在南美参加过游击战争，可以说曾经是革命的实践者，早年的革命实践经历使德布雷虽然已经处在和平年代数十年，但仍然对革命话题充满着探索的兴趣与热情，于是与中国学者赵汀阳针对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以六组通信的形式展开探讨，也就是赵汀阳的新作《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汀阳和德布雷两位有着不同国籍、文化背景、理论环境的学者，对于革命问题的理解。

一、革命概念的解构

什么是革命？在阿伦特的视野中，革命意味着“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将要展开。”[1]这是人们普遍对于革命的期待。“革命”这个概念在我国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多数指的是变革，“命”即是古时人们所说的天命，我国古时的“革命”概念，更多意义上是从神、人、权的政治观念出发解释的。皇帝说自己是天的儿子，自己的政权是天给的，而反对皇帝的起义者也说自己反对和推翻皇帝的政权的权力是天给的，是“顺天行道”。革命的英文词汇“revolution”，追溯其词源，更有“轮回”与“复归”之意。革命理论的不断成熟，背后所依据的是不同整体之间的不断变换，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民主制等不同制度的变更促成了关于“革命”的循环。随着时代的发展，革命的概念也在随之变化，正如赵汀阳所说：“古代有革命之事，却无革命问题”[2]，赵汀阳在叙述革命问题时，将对待社会现状不满的人，即潜在的社会革命者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不满者，“要求改变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力分配状况，试图打倒统治集团而取而代之”；一种是理想主义者，“主张社会整体变化，要求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改变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3]赵汀阳认为，前者只能算是“反叛”，又可以称之为“起义”或是“政变”；而后者，带来制度上或者文化上的根本变化，才可以称之为“革命”。按照这样的划分方式，赵汀阳认为，中国历史上至今有三次性质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意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年至今的现代中国。”[4]而德布雷则坦言，真正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5]

很显然，由于文化背景、看问题角度的不同，对于“什么是革命”这一问题，赵汀阳和德布雷有着不同的看法，赵汀阳站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变革的角度看待革命问题，而德布雷则站在自然科技发展进程的每一次转折中看待“什么是革命”。二者的视角不同，来自中国的赵汀阳，首要关注的是社会政治革命，即如何为社会安排更好的制度以运行；来自法国的德布雷，则首要关注的是技术革命，这是一种“唯一保证了的不可否认的和不可逆转的进步”，并认为“最具颠覆性的革命是没有人鼓吹、没有人策划，甚至没有人宣布过的。”[6]即活塞、电流和数字化。

革命的内涵和本质，不只限于自然科技的发现发明，也不只限于朝代更替、起义和反对外侵的解放斗争等等，革命是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生存发展所涉及的自然科技领域、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思想文化领域新质的事物取代旧质事物，它是不以不同文化背景、个人经验和看问题角度而改变的。旧质事物取代新质事物，不是革命，而是复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倒退和曲折。

二、革命现实的悖论

作为革命的旁观者，赵汀阳目击了革命，却从未投身于革命。德布雷则不同，他曾投身于契.格瓦拉在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曾经是革命的践行者。二人对于革命悖论的理解却是惊人的相似。赵汀阳认为，革命无法改变的，是“令人失望的人性”，“尽管人类社会确实发生了许多制度变化，但人性一直没有什么实质变化，卑微的人性一直在拖革命的后腿。”[7]；德布雷认为，“革命常常会在衰老中自我否定，反过来对付自己。反对滥用权力的无政府派起义最终会导致一个更强硬、更集中的政权”[8]。对于“革命无法改变人性”，德布雷也是深为赞同，“人作为一个有性欲的哺乳动物，贪生怕死，保持着原始状态，毫无保留地跨越了不同时期”[9]。人性的缺失和固执无可避免地使革命理念和现实产生差距，革命试图让理念与现实相符，“但由于现实并不往理念靠拢，两者之间出现的一条沟，比从前窄是窄了，但却深了许多。”[10]革命在没有办法时以激烈的手段试图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却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遗留下来的旧的问题，由于无法改变的人性与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事实，就又变成了新的问题，这样，革命只好又重新否定自己，对付自己，这就酿成了革命的悲剧。

政权和朝代更替的革命之后，社会现实还存在恶的人性，还有种种旧事物存在，是因为人性还没有革命，人性革命了，恶的人性被善的人性代替了，恶的人性就革除了。革命是不断的，它应在各个领域不断地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至于新社会中的旧事物发展到否定和代替具有新质的政权，这不能叫革命又革了自己的命，而是旧质事物代替新质事物的复辟和倒退。

三、革命方式的解读

革命是否是一种好的方式？赵汀阳的态度是谨慎而保守的，首先，革命所动员的集体行动不一定是个人理性的叠加，可能导致的是集体性的非理性行动。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阿伦特说：“法国大革命以灾难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11]在世界思想启蒙的意义上，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与解放的英雄序曲，而对于当时的法国而言，却无疑是一场灾难。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明显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集体行为。群众集体在试图以革命方式成为国家主人之前，必须明了“什么是他们从自己先人所得的东西以及什么是留给后代的东西”，可是法国大革命以最为彻底和激烈的方式摧毁了各种传统和过去，给后人留下的“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这样的行为等于在“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自己不尊重他们前人的制度一样。”[12]在更早时候托克维尔也已经指出：“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是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13]

革命的目标在于解放和自由，这些都是人人向往的，本身并没有错，革命的悲剧往往并不是因为革命的目标而是由于革命的方式。重要的不是“变还是不变”，而是“变成什么和如何变”。[14]但往往革命的激情与感性使革命的设想与现实的走向并不一致，往往会出现破坏一切的失控局面。其次，革命的主导群体也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如上所述，革命很容易导致“集体的非理性”，革命采取的方式往往取决于革命主导是什么样的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对革命产生的原因曾经分析道：“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15]于是，低贱的人为了获得平等资格而革命，有优势的人为了取得更有优势的地位而革命。这样，就构成了群众。在革命行动中，群众由于数量优势而使每个人都似乎获得了力量，“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16]集体的力量放大了无责任的状态，群众在集体的非理性行动中扩大了自身的破坏力，正如卡内提所说，“对于群众，一切都是巴士底狱”。[17]而在这样的解放中，群众并没有得到什么，也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一切照旧。对以上分析的两点，赵汀阳指出他对革命是否是一种良好变革方式的态度，他说：“在情感上，我同情革命，因为追求理想不是错误；但在理性上，我谨慎看待革命，因为革命不可能实现理想，反而会破坏正常生活所需要的秩序、规则和价值观。”[18]

德布雷和赵汀阳同时承认了革命由于自身的条件，以及无法改变的缺陷而必须加以谨慎地看待与操作，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革命的“神话性”吸引着所有心中怀有理想与热忱的人。充满激情的革命以激烈的行动给予人暴风雨式的洗礼，革命很难作为一种有计划、有条理的行动，更多意义上，作为一种激情、力量和命运感杂糅而成的信仰，其本身也是带有宗教性的。德布雷论述到：“20世纪的革命信仰也让一些流浪者、愤世嫉俗者或冒险者在全球范围里感受到了类似的博爱（天主教），我无法去掉这想法：共产主义信仰，包括它的各种教堂，曾有过巨大的优点，它在围绕革命神话的一百多年之中，体现了一次建造共同的、超越国境的文化试探。”[19]革命使人与人之间以分享共同理想的名义走到了一起，不分国界与地域，在同一个革命梦想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博爱与无私的，革命的这种性质与宗教相似，虽然带有迷惑性，迷惑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和蒙蔽，但同时也带了鼓励和喜悦，勇气与幻想。

革命的方式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质变的方式决定的，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事物的质变，具有不同的形式，既使同样是政权更替的革命，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也有不同方式，不能把革命史上出现的某些个别邪异现象当作一般和本质，也不能把非正常人的傻瓜、低能儿及心怀私欲邪念的异己分子代替心怀公心的革命人，这样就犯了论点、论据、论证的非科学性、非正确性的错误。

四、结论语

纵观两位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学者关于革命的这次对话，是一场真诚的对话和文化交流。同时又各自代表了当今西方和东方的流行思潮。对于革命问题的研究还在继续，《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为当今学人提供了一个契机，即重思革命这个永不会过时的问题。

[1][11][美]汉娜·阿伦.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17，44.

[2]赵汀阳.坏世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0.

[3][4][5][6][7][8][9][14][18][19][法]雷吉斯·德布雷.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M].赵汀阳，张万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1，12，23，24，5，21，28，10，5，27.

[10][意大利]安琪楼·夸特罗其，[英]汤姆·奈仁 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M].北京：三联书店，2001.133.

[12][英]柏克.法国革命论[M].何兆武，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7.

[13][法]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2.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36.

[1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9.

[17][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