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中国版的“孤立主义”

刘儒鹏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100091）

一、 “孤立主义”与“韬光养晦”政策的实施原因的比较

1、 “孤立主义”实施的原因。

首先，“孤立主义” 与美国的建立息息相关。 英国的“宗教改革”失败以后，大批受到迫害的清教徒开始逃离欧洲大陆来到美洲。 他们中有很多“并非迫不得已离开故土，而是自愿放弃了值得留念的社会地位和尚可温饱的生计的。 他们之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绝非为了改善境遇和发财；他们之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得胜利。 ”[1]清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要在美洲建立起受到世人敬仰的“山巅之城”，“基于对自己独特使命的认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自然地抱有一种恐惧和戒备心理， 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心理基础”[2]

其次， 美国建国之初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 英国把美国作为其殖民地，经济上作为商品的倾销场所和原材料的掠夺基地，极大的威胁着美国的生存。 正如潘恩在《常识》中所说的那样：“当初北美的真正利益就在于避开欧洲的各种纷争，如果仅仅因为对英国处于从属地位，变成英国政治天平上一个小小的祛码,它就永远不能游离于纷争之外”[3]美国人对于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有着深深的憎恶，急着与其进行切割，“如果对美国人的心理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人们不难发现，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有着血缘关系，但是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深处对欧洲有一种鄙视心理。 他们从心底里认为欧洲在堕落，欧洲在沉沦，而对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却感到自豪，因此他们感情上不愿与欧洲为伍”。[4]

第三，从地理位置来看，美国东西两边向洋，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实行“孤立主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为美国提供了天然屏障， 使得美国可以有选择的参与国际事务，进退自如。在经济贸易方面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在政治方面则是专心于国内事务。美国即使在一战后短暂的登上世界舞台， 随后却又回到了国内事务中去。

因此，美国的政治家清楚的认识到美国的处境，坚信美国只有坚持“孤立主义”才能确保美国的发展不受到外界尤其是欧洲的影响。 华盛顿在其《告别词》中说道：“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我们则没有，或关系甚远。 因此欧洲必定经常忙于争执，其起因实际上与我们的利益无关。因此，在这方面我们通过人为的纽带把自己卷入欧洲的诡谲风雨， 与欧洲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5]其后“孤立主义”一直到二战之前被历届政府奉为圭臬。

2、 “韬光养晦”政策实施的原因。 与美国的“孤立主义”不同，中国的“韬光养晦”策略没有深厚的宗教因素，而是中国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做出的正确选择。

从国际社会来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国际局势动荡。

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政策以后，在东欧出现了多党制的要求，1989 年起，波兰党内首先作出了实行“政治多元化”的决定，4 月间，在政体中即实行“多党制”，共产党在政权中的中心地位宣告丧。 随后，“东欧各国的共产党纷纷下台，离开政治中心地位，或者自身分裂，力量削弱，出现政治转轨和经济改制现象，甚至出现径直的资本主义复辟。 ”[6]随后这种情况反过来影响到了苏联自身。 1991 年12 月25 日，印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缓缓落下，被俄罗斯红白兰三色旗所取代,标志着生存了69 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永远地成为历史了。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从国内局势来看，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发生了政治风波。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荡之时， 中国国内也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回潮现象。 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西方借助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向中国大肆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正如邓小平所说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谓没有硝烟， 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7]中国国内社会也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腐化堕落的现象， 在1989 年秋季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制裁，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时候，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以及“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28 字方针，一直沿用至今。

二、 “孤立主义”与“韬光养晦”政策的内涵与影响比较

1、 “孤立主义”的内涵与影响

从“孤立主义”的内涵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孤立主义” 是政治上的孤立不是经济上的孤立。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华盛顿在确定“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时已经清楚的认识到要想取得国家的独立必须远离欧洲的纷争，要想巩固国家的地位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孤立只能是政治上的孤立而不是经济上的孤立。 1784 年，邦联国会成立了由富兰克林、杰斐逊和亚当斯等人组成的委员会、 专门负责同外国缔结贸易和友好条约，鼓励发展同其它国家发展商业关系。 在《告别词》中，华盛顿说道：“我国(与他国)分离而又遥远的地理位置使得我们得以执行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 如果我们在一个有效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一致，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抵制外部干扰导致的物质破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能得到他国严正的尊重; 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好处时，亦不敢动辄冒险挑衅我们；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导下按照我们自己的利益，在和与战之间做出选择。”[8]随后华盛顿又强调“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于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

其次，“孤立主义”仅仅是针对欧洲，对于美洲和亚洲则是奉行的扩张政策。

“孤立主义”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的欧洲，正如摩根索所说的“权利决定利益”的原则，当美国的实力弱于欧洲国家时， 对其采取孤立的政策。 然而对于比自己实力弱的美洲和亚洲，美国则采取了毫不犹豫的扩张政策。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1813 年进占了佛罗里达，美国的领土开始不断扩大。1823 年，门罗总统发表了针对美洲的“门罗宣言”。 “‘门罗宣言’包括三个原则：反对欧洲国家再在美洲夺取殖民地的原则；‘不干涉’原则；‘美洲体系’原则。”[9]限制了欧洲国家在美洲扩张的同时，保留了美国在美洲扩张的权利。 其中“‘美洲体系’原则的含义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它的潜台词和核心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10]

在美国完成大陆扩张以后，目光开始投向海外。1844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1853 年对日本的叩关以及1899 年在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都彰显了其扩张的野心。

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是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必然选择， 绝不是一种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 在美国建立之初，实力上不强大之时，采取远这种离欧洲争端、专注国内发展的政策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美国实际上在用‘孤立主义’来弥补与欧洲大国竞争时力量的不足，既可借助这道‘屏障’把欧洲大国阻挡在大洋之外，使自己在西半球这个辽阔的空间随心所欲，‘大展宏图’，又可倾听着遥远对岸炮声隆隆的拼命厮杀，犹若隔岸观火，或救或弃，视利而定。 早期的孤立主义适应了美国的需求， 不仅有效的维护了美国的独立成果，而且在随后很长的时间内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11]

“孤立主义”虽然对于建国之初的美国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当美国的实力强大以后，“孤立主义”却变成了阻碍美国跨洋称雄的“藩篱”。 “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一直被其民众奉为制度和惯例，久而久之，对其外交政策形成了约束，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扩张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又迅速的回到自己的国内社会， 与国际社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威尔逊上台以后意识到美国有必要结束这种隔绝状态，有必要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甚至对华盛顿的《告别词》作出了新解释，他认为国父的意思是要他们好好训练，静静的等待，直到有足够的力量抵住国外的竞争，直到不必担心外国威胁，然后准备参与世界事务。当威尔逊带着《凡尔赛条约》返回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大辩论。 但是最终 “威尔逊为美国设计好的世界蓝图最终在战后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面前化为泡影。 他也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政坛。 ”[12]

2、 “韬光养晦”政策的内涵与影响。

“韬光养晦”按照字面意思解释是“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的意思，这也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尤其是在“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的时候，西方学者更是渲染“韬光养晦”政策所包含的报复的含义，认为中国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称霸世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首先，“韬光养晦” 政策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提出的，有着时代性。东欧剧变、苏联动荡之时，西方加大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的力度，国内一度出现了政治动荡。中国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实际上是表达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与自信。 中国的重心在于发展本国经济， 一切外交政策都是为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服务。 中国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辩，愿意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平等的发展友好关系，但是在遭遇西方的制裁时，中国也绝对不怕。

“中国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含义非常清楚，即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只要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能够稳定发展，能够实现现代化，进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中国不要在国际上去论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如何优越，不要去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邓小平特别叮嘱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 ”[13]概括起来说“韬光养晦”是指韬的是意识形态之光，养的是经济建设之晦。

其次，中国式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无意挑战现有的霸权国。 虽然在建国之初， 中国领导人一度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强调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随着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增多以及中国国内政权的稳定，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世界的长期和平是可以实现的。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是名符其实的国际秩序受益者。中国一直以来在争取融入到国际秩序中去，而不是对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第三，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是一贯的，没有双重标准。 中国与西方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辩， 对于比自己弱小的其他国家也没有搞意识形态的输出，同时，与所有国家发展经贸往来。 这和美国的“孤立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 美国只是孤立于欧洲的政治纷争， 对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美洲和亚洲则进行肆意的干涉。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韬光养晦” 的政策有力的冲破了西方的制裁，最大限度的保护了中国利益，确保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国一方面坚守社会主义的信念，一方面继续与其他国家扩大交往，没有因为西方的制裁而与其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辩，依然坚持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 “1989 年12 月5 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向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50 亿日元的协议；1990 年1 月5 日，西班牙政府恢复向中国提供33 亿比塞塔的发展基金援助贷款(这还只是恢复遭到中止的原有的信贷，并非提供新的贷款)。 从恢复高层接触来看，1990 年1 月16 日至25 日，在中日之间，由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访日而告恢复。 其后，西方高层官员来访日渐增多，德国经济合作国务秘书(7 月10 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7 月下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代表(9 月间)都到中国访问。 ……因此，从一般西方国家来说，在1991 年，可以说高层接触的禁令实际已取消了。 ”[14]

从长远来看，“韬光养晦” 政策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道路选择。 中国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必须专心于经济建设等国内事务。 同时与其他国家搞好关系， 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当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韬光养晦” 的必要性更加明显。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大国的警惕，中国只有采取这种低调、内敛的外交政策，才能尽可能的为中国的崛起赢得足够长的战略机遇期。

三、 几点思考

2010 年中国的GDP 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位，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 国内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应该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在国际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免出现美国当年被“孤立主义”束缚手脚的局面。“韬光养晦”的政策应该继续实施与否在国内进行了一场大讨论。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来看，“韬光养晦”的政策并未过时。

首先，中国虽然已经是经济大国，但是国内急需解决的社会矛盾繁多，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过低，只关注经济总量的意义不大。 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东西方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现在中国只是经济上的强大，国家要想实现全面的复兴，不仅仅需要强大的经济，还要有优秀的文化、制度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国要想实现崛起，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放在国内。

其次，国际层面上来讲，冷战结束以后的“一超多强”的局面也没有改变。 虽然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一超走弱、多强易为”的局面，但是国际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中国依然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大国。 今年以来，西方国家开始不同程度的走出金融危机，经济稳步增长，而新兴国家主要是“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反而放缓。 “金砖四国”一词的缔造者吉姆.奥尼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表示“如果他能更改‘金砖四国’的这个概念，那么他只会留下中国一个国家”[15]这也说明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在固化而不是相反。另外，时代的主题依然是邓小平当年的判断即“和平与发展”。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中国依然要利用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的步伐。

第三，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疑惑，“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的经济成就不断放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周边国家以及一些大国的紧张，他们对强大以后的中国会不会成为“中华帝国”，中国会不会称霸充满疑虑。 中国有必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不同于过去西方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 是互利的发展。 中国的外交政策依然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温和的外交政策，不是进攻性的外交政策。

另外，随着国家的发展，海外利益也在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矛盾难免增多，中国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时也要有力的保护中国的利益， 不是一味的退让。 在一些对地区或者世界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地方，中国要勇于承担责任，做负责任的大国，以此让周边国家安心。

作者简介：

[1]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美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5.

[2]汪涛.“使命观”与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J].理论导刊,2001(7).

[3][美]托马斯.潘恩.常识.何实译.华夏出版社.2004 年版.第39 页.

[4]王晓德.美国文化与美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20.

[5]聂崇信等译.华盛顿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24-325.

[6]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373.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8]JohnC. Chbaiegr. Isolationism（Geernhvaen Press, Ine,1995),pp.25-26.

[9]刘德斌.国际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6-137.

[10]刘德斌.国际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7.

[11]王晓德.美国文化与美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31.

[12]王晓德.美国文化与美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40.

[13]曲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5).

[14]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448.

[15]“金砖四国” 正在褪色吗_ 财经频道_ 东方财富网(Eastmoney.com)[EB/OL]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1,20130901319389673.html,2014-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