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造币厂滥铸铜元利润考察

李炳震

湖南造币厂滥铸铜元利润考察

李炳震

民国前期，湖南造币厂滥铸铜元，获利甚巨，当时走马灯一样变换的湖南军政府当局，均把造币厂当作重要财源之一，湘督兼省长赵恒惕说：“造币厂为公有营业机关，所有军政各费，纯赖该厂余利，藉以挹注”①。该厂滥铸铜元的高额利润，也引起社会的注目，当时的货币史等著作中曾多有道及。张家骧 《中华币制史》说：“湖南造币厂铜元余利一项，几为省政府近来收入中之惟一大财源也”②。金国宝 《中国币制问题》一书中说：湘造币厂“为利之厚，较津厂为尤巨”③。刘子钊 《湖南之财政》书中说：张敬尧在湘滥铸劣质铜元，“每年获纯利约250余万元，军政各费，赖以维持”④。前辈学者的论述，惜言之不详，笔者不揣浅陋，本文对湖南造币厂历年滥铸铜元的利润，试作一全面考察，请专家读者指正。

一　张敬尧督湘时造币厂滥铸铜元的利润（1918.3.31-1920.6.11）

湖南造币厂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清末及民国元年复行开铸后至民国六年（1917），所铸铜元皆供本省需用。滥铸铜元始于民国七年 （1918）张敬尧督湘，此后至民国十四年 （1925），湖南造币厂滥铸铜元的数量，难以计数，不但本省铜元充斥，还运销湖北、河南等省。

张敬尧在民国七年初北洋政府军队大举进攻湖南时，于三月末率北洋第七师入湘，被北洋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他把湖南造币厂当作摇钱树，以湖南情形特殊为由，向北洋政府请准，将造币厂暂归湘省管辖，他本人并曾一度兼任湘造币厂厂长⑤。在北洋军队进攻湖南的战乱中，湖南造币厂于三月二十五日遭抢劫与破坏，当年六月造币厂恢复铸币生产后，便日夜不停，大铸当20文轻质铜元。为获取更多利润，张敬尧于同月通令湖南各县知事，代造币厂搜集制钱及废杂铜，以为鼓铸铜元之用⑥。当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铜价下降，鼓铸铜元更有利可图，张敬尧开始大肆扩建造币厂，所铸铜元除供本省需用外，并大量销往湖北汉口等地。自民国七年至十年，有人估计，湖南造币厂鼓铸铜元至少在7千万串以上，这期间湖南向湖北、河南等地出口铜元总数达33 915 300串⑦。

湖南铜元为何能销往湖北呢？湖北武昌造币厂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的全国最大的造币厂，民国以来一直未停止生产，湖北为何尚缺乏铜元？原来当时的湖北督军兼省长王占元大做铜元生意，将武昌造币厂生产的铜元大批运往河北、山东，王占元以其手中的权力，长期控制着火车皮，不付运费，将武昌造币厂的铜元，大量运至其在河北邯郸开设的三和钱店，再在当地并转运至河北大名、山东馆陶等地，套购银元，获取暴利⑧。因湖北铜元外运，湖南铜元便有了进入湖北的空间。

民国八年 （1919），铜价进一步下降，当年湖南造币厂进口紫铜129 863担，几乎比上年增加一倍，铜价平均每担24.3关平两⑨，合长平银25.93两。当年三月二日，张敬尧在传见长沙商界各董首时说：“造币余利每月约10余万串”⑩。这时造币厂的扩建尚未完工，铸币利润尚未达到高峰。本市十月二十九日熊希龄在 《为湘事指责张敬尧电》中说：张已获“铜元余利一百二十万”。造币厂扩建完工后，长沙媒体报导说：“湘造币厂近月以来，逐渐扩充，本月只铸双铜元，不铸单铜元，计每日铸出双铜元八百五十万枚 （即十七万串）……铜元余利月三十四五万元，除出开支外，月尽可余二十万元以上”。造币厂扩充后，利润成倍增加，月利润已高达20余万元，至当年底，即在熊希龄电文中所说已获利润120万元之后的数月内，当又获利润六七十万元以上，合计至民国八年底，湖南造币厂滥铸铜元所获利润至少亦在一百八九十万元以上。

民国九年 （1920），铜价继续下降，长沙海关进口紫铜每担平均价为22.84关平两，较上年平均价降低5.8%，鼓铸铜元的利润又有所增加，湖南造币厂日夜赶铸，至六月十一日夜张敬尧逃走，造币厂仍 “通宵未停工”，至十二日早 “闻张敬尧已走，始行星散”。至张敬尧败走前，造币厂不舍日夜鼓铸5个多月，所获利润至少在120万元上下。合计张敬尧督湘期间两年多时间内，滥铸铜元所获利润至少在300万元以上。民国二十三年出版的刘子钊 《湖南之财政》说：“张敬尧在湘，鼓铸劣质铜元，运销湖北、河南一带，计先后换入汉口洋例银约110万余两，每年获纯利约250余万元，军政各费，赖以维持”。张敬尧在湘，实际控制的地区，在湖南的75个县中，只有以长沙为中心的30多个县，其税收有限，造币厂的利润确是其大量军政费用开支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　唐义彬厂长任内造币厂的利润（1920.6.14-1921.4.30）

湖南驱张后，湘督谭延闿任命湘军参谋长唐义彬为湖南造币厂厂长，唐六月十四日到任，该厂于六月十七日开工。唐任内，该厂日铸额稳定在6万串。当时湖南的铜元已经过剩，但当局为获取巨额铸币利润，不惜饮鸩止渴，仍然滥铸。此时的铸币利润，唐厂长于民国十年二月向代首长林支宇报告说：“该厂每年除例假及修理锅炉停工外，实只造二百九十余天，每天以6万串计算，计年铸1 770万串，再加废物卖却金年收洋约6 000元，合计共收10 931 925元，除厂用经费年支10万元，又工料原料各费约需洋759万元外，每年约可纯余3 241 000余元。但此项赢余数目，系照现时铜价及铜元斢换价格估计，将来价值，如有涨跌，余利即有变更云云”。造币厂利润一年可达324万余元，这个数字对湖南财政意味着什么呢？按当时湖南的财政状况，田赋是收入的大宗，湘省一年的田赋额为360余万元，但因天灾人祸，难以征收足额，实征通常只有9成，即324万元左右。湘造币厂一年的利润，相当于湖南一年的田赋收入。

民国十年 （1921），湖南当局为造币高额利润所驱使，拟进口紫铜20万担，但北洋政府币制局不予批准，当年湖南实际进口紫铜为117 020担，每担平均价为17.42关平两，较上年降低23.9%，带来的铸币利润更多。唐义彬厂长于民国十年四月三十日卸任，其任内造币厂利润见下表1。

表1　唐义彬厂长任期造币厂利润核算表

从上表可知，唐厂长任内10个多月，造币厂共获利润270余万元，月平均利润为258 090.57元，利润率为36.62%，这是湘造币厂实获利润最高的时期。

三　高霁厂长任内造币厂的利润（1921.5.1-9.18）

高霁由湘军总部军需处长调任造币厂厂长，厂中日铸额仍为6万串。高上任伊始，即奉省长训令，整顿造币厂，裁减员额，改订编制，造币厂原设二科八课八所，撤并为二科六课五所，原有职员80余名，减为58名。同时省财政司根据督军兼省长赵恒惕的指示，出台四项新的管理办法，旨在针对造币厂存在的弊端，加强造币厂的管理，以期获得更多的铸币利润。

当年五月，因长江流域铜元充斥，价值低落，北洋政府币制局电令湘皖宁赣等各省暂停鼓铸。因铜料不准入湘，湖南造币厂将停工以待，赵恒惕急电在京的熊希龄、在洛阳的吴佩孚与湖北督军王占元，请代湘省与币制局交涉。正在湘省购铜陷于极度困境之时，湘川援鄂战争又起，前此，汉口又禁止湖南铜元入口，所有已运汉口铜元，悉为汉口税关扣留，兑换洋例银不成，因而不能偿还购铜铸之款，日商六行照约应交之铜，亦宣告不交，华商慎康公司亦不供铜，造币厂因缺铜铸不满额，七月下旬与八月上旬，多日减铸，因而盈利大减，高厂长屡请辞职，终在任4个多月后离职，其任内造币厂利润见下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高厂长任内4个多月的利润只有52万余元，平均每月11.4万余元，尚不及前任的一半，利润率为16.10%。其所以如此，高自己说：“溯自武汉禁止湘币入口，各商遂起恐慌，湘鄂军兴，金融愈滞，华洋各商于投资进货，更复裹足不前，所需原料物品，率皆不能照常供给，虽百计筹划，幸免停工，然铸额骤难恢复，赢余因亦锐减”。

表2　高霁厂长任期造币厂利润核算表

四　刘铏厂长任期造币厂的利润（1921.9.20-12.10）

刘铏以湘军第三旅旅长调任湖南造币厂厂长，接管高霁，该厂日铸额仍为6万串。为降低铸币成本，刘任内大量掺用价格低廉的各种杂铜，每日掺用量在百担以上。刘任职两个多月即辞职，仍回湘军第三旅旅长任。其任内造币厂的利润见下表3。

表3　刘铏厂长任期造币厂利润核算表

上表中列出刘任内造币厂的利润为20.9万余元，月平均利润为7.837万余元，利润率为9.48%，比高霁任内还要低，真是每况愈下。刘任内掺用了大量的价格低廉的杂铜，本应增加利润，为何利润反而要减少呢？据长沙媒体报导，有公民黄隶萼向湖南省议会请愿，要求查办造币厂，报告说厂长刘铏聘日商山本洋行买办谭国辅、日商东方商运公司买办曾次爵为该厂顾问，串通该厂总务科长刘萼舞弊，把持造币厂，瓜分厂中余利。厂内外大小事，非此三人认可，刘厂长不能执行，一般舆论谓厂中有三厂长一名誉厂长，购买物料等，非此三人经手，虽廉价亦不准买，前厂长订有紫铜数万担，摒不收用，而买每担贵8两有奇之铜，厂库中存有黄铜数千担，忽又购入数千担，价值更昂。其他物料无一不包揽，即无一不浮滥，所铸铜元质劣量轻，日前长沙关税务司致文省政府说，奉税务处令饰，以湖南劣币妨害金融，即须禁运出口。谭国辅、曾次爵与总务科长勾通，每日朋分余利一万余串，刘厂长置若罔闻。省议会议员们说，“事多有据，应从严查办，并举伍坤、江天涵与政府严重交涉，决定先办文政府，请切实查办”。数日后，湖南省政府以造币厂屡经绅民诘责，议会咨请查办，非彻底查清，不足以明真相而资整理，乃与湘军总部会商，拟定清查造币厂办法七条，由省政府、湘军总部各委派一人为清查委员，省议会公推二人，会同清查。看来造币厂上缴利润减少，是因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利润为私自瓜分。

五　张翼鹏厂长任期造币厂的利润（1921.12.21-1922.7.1）

张翼鹏由湘军总部调任造币厂继刘铏为厂长后，造币厂日铸额仍为6万串。自民国十一年一月六日起，日铸额增加为7万串。张厂长任内，厂中铜料来源有两个方面：1.购自华洋各商；2.张厂长在钱商帮助下，在汉口开设东方公司，专营为造币厂购铜。张厂长任内铜料供应充足，日铸铜元满额，在任6个多月，离任时无厂中收支册报，铸铜元数目无统计数字，估计应在1 100万串以上。

张厂长任内造币厂的利润，湖南省议会议员谢钟枬说：“本席调查，张厂长办6个多月，盈余达120余万元”。议员胡曜说：“张厂长在任6个月，按其报告，每月余利在20万元以上”。据 《造币厂七周年沿革纪略》记载，民国十一年四月，每日铜元余利约1万串。此时正是张厂长任内的中期，当时铜元的价值，每串合光洋0.526元，余利1万串，合光洋5 260元，每月铸铜元以26天计，所得月利润为13.676万元。民国十二年时造币厂代厂长谭国辅说，张厂长任内，“铜价虽未涨高，而铜元跌落日甚一日，迨张厂长交卸时，每元价格亦二千文矣，其按月余利，较前日渐减少，多则十三四万元，少仅十万之零，此时铜元变价即日形跌落，余利因之减少，自亦势之必然”。谭国辅所说造币厂的利润，与上引 《造币厂七周年纪略》所记极为接近。张厂长卸任半个多月后，省长赵恒惕在省议会回答议员提问时说：“张厂长在任6个半月，实只缴70余万元”。赵所说为张任内实缴之利润，平均每月为10余万元。按上述谭所言，张任内利润多则十三四万，少则十万零，若以平均数每月12万计，张任期为6个月零12天，共获利润约为76.8万元，与赵所说70余万元甚为相符。

六　造币厂官督商办时期的利润（1922.7.8-10.24）

湖南造币厂自张敬尧扩建以来，每年所获利润甚巨，成为湖南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但自高霁、刘铏等任厂长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铸币利润严重下滑，平均每月只有10余万元，或不足10万元。而与此同时，湖南的财政已陷入极度困难境地，军政开支捉襟见肘。正当此时，有商人曾次爵，囤有大量铜材，乘机向省财政厅游说，以多缴利润为条件，承包造币厂。此举正中湖南当局下怀，遂出造币厂商办之策，湘政府为解脱财政困境，宁愿抛弃政府对造币厂的垄断权，这在省长赵恒惕就造币厂商办，对财政厅下达的训令中道得明明白白：“案查造币厂为公家营业机关，际此财政奇穷，税收短绌，全赖该厂赢余为之挹注。近年以来，办理不善，弊窦丛生，迭经本省长严饰整理，终以积重难返，莫收实效，再四思惟，非改为官督商办，不足以之发展”。经财政厅具体操作，湖南造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裕平公司经理曾次爵承包，省财政厅长唐山献代表省政府，于民国十一年 （1922）六月底签订合同，其主要内容为：商办造币厂日铸额以7万串为限，铸币重量按现行标准，双铜元重二钱八分，单铜元重一钱八分，成分皆为铜九铅 （锌）一，承包期暂定五个月，承包商月缴政府纯利37万串，按当时铜元之市价，约合18万元。政府委派赵钺为造币厂监督，驻厂监察铜币质量与铸额。后来又补充三款，主要内容为铸币应品质优良，纯用紫铜，不得掺用华铜，工人工作时间与旧有奖励保证办法不得变更等。

湖南造币厂官督商办后，社会各界多持反对态度，湖南省议会反对最为激烈，省议会多次通过议案，要求造币厂停铸，收回官办，并要求省长赵恒惕到会回答质问。七月二十一日赵恒惕偕财政厅长、政务厅长出席省议会。赵恒惕辩解说，造币厂官督商办，一则为多得利润，二则为将来整理作准备，如令停铸，因省垣各机关之伙食，纯赖该厂收入，“一经停铸，马上绝粮”。财政厅长唐山献说：“田赋去年已经提征，本年分文无有，各县盐局、厘局、杂税局之收入，则就近支拨为该地军费，分文不能解省，省垣各机关，所持者仅榷运总局日交千元，长沙杂税局日交百元，此外则纯赖造币厂。自端節政府向榷运局借用了10万元，榷运局向所交之千元，又留作还债之用，两月以来分文未交金库，如是，省垣各机关仅持造币厂与杂税局，兹该厂又经停铸，省垣各机关至少日须6千元，而收入仅杂税局100元，将何能支持”。湖南财政之万般窘状于此可见，难怪对造币厂之乞灵如此迫切也。

商办造币厂的利润究为几何？据接近曾次爵的人士说，除月缴政府18万元外，尚可得余利4万5千元，合计月利润约为22.5万元。这与张敬尧和唐义彬厂长时期的利润相仿佛。

商办造币厂在省议会坚决反对下，至同年十月二十四日收回官办，商办共计109天，鼓铸铜元约七八百万串，按合同向省政府缴纳利润约合光洋64万元。

七　宾步程厂长任期造币厂的利润（1922.10.24-1923.1.31）

湖南省政府在省议会坚决主张将造币厂收回官办的压力下，决定停止商办，任命省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为官办造币厂厂长，委任状于九月十五日晚送达。但曾次爵以铜斤还未铸完为由，拒不交还造币厂，拖延至十月二十四日方交接清楚。收回后之造币厂于二十四日晚8时起，各所次第开工，厂内将原两班工作改为三班，每班8小时，日铸额仍为7万串。

湖南造币厂收回官办后，省政府与省议会之间，就铸双铜元还是单铜元仍有争议，省长赵恒惕咨请省议会修改造币厂章程第28条，改铸双铜元，以免亏折，省议会则主张不予修改，专铸单铜元。宾厂长在给财政厅的报告中说，欲从事币制改良，“非筹有的款铸造银币，终非善后之策，步程责任所在，固甚愿急起直追，以收善果，而当此财政奇绌之时，能否牺牲纯利，再受亏折，惟有静候解决，俾利遵行”。宾厂长主张筹有大宗款项，改铸银币，这与先前省议会的主张相同，但鉴于湖南财政奇窘，难筹大宗资金开铸银币，故省议会改为主张铸单铜元。

民国十一年末，因铜斤涨价，盈利无多，加之厂内存铜行将用完，呈报省署每日减铸为4万串，尽厂存铜用完停铸铜元，约可至本月底止，请示改铸银币。当年十二月底，造币厂已试铸出二角、五角银币一批，省财政厅特出布告，告知造币厂新铸银币，概按光洋价格一律通用，不准折扣，军民人等一体遵照。

民国十二年一月八日，宾厂长赴沪为造币厂改铸银币采购银条。此时造币厂每日铸额只有二三万串。宾在沪回电厂内：“银条已商量就绪，俟与汉口银行接洽押汇事妥，即行随银返湘，请将铜元结束，筹铸银币”。此时，湖南造币厂正发生工潮，宾赴沪前，造币厂工人提出四条要求，宾之答复工人们大不满意，集会要求政府撤换宾步程。前此，省议会因造币厂不遵章铸单铜元，议决组织查办委员会，查办造币厂。事情突变，宾购银条，功败垂成。宾在沪电湘政府：“程来沪购办银条，也已妥洽，乃议会指为畏罪潜逃，银行公司均要求毁约，以致功败垂成，人心环险，是非不明，一至于此，所有工校、币厂愿从此辞谢”。造币厂改铸银币因而夭折。本月造币厂向日商三井洋行所订购之铜，拒不交货，致厂中缺铜，当月只鼓铸18天。月底宾厂长辞职离任。

宾厂长任内的铸币利润，因其去职时无厂内收支册报，无从查核。据省议员刘思范调查的结论，造币厂每日铸双铜元7万串，除开支及解缴政府37万串之外，“该厂每月侵吞32万串之谱，况调查每日铸额在8万串上下，则侵吞达44万余串，而购物料应得回扣、虚报消耗购置等费不与焉”。按刘思范所说，造币厂每月计获利润为铜元67万或81万串，铜元与银元的比价，按刘思范调查表中所列，铜元2.1串合银元1元，造币厂的月利润为32.857万元或为38.571万元，是否有如此之高，下面略作分析。刘思范对造币厂利润的核算中列有余利情况对照表，送各议员查阅，我们查看其表，有数处疑点如下：①表中所列厂中燃料、五金及工资等项费用，每月为15万串，折合银元为74 850元，但宾厂长向财政厅的报告说，此项费用为每月121 680元。两者相差4.7万余元。②表中所列紫铜价为每担25.06两，宾向财政厅报告核算铜元成本，列铜价为27两5钱，两者铜价不同。③刘表中所列耗用铜铅的数量，并未包括熔炼中的烧损，厂长规定的烧损率为3.2%。因有上述诸疑点，刘的核算疑不够准确。

宾厂长任内的利润，现据有关资料核算如下。紫铜价按宾报告，每担27.5两，白铅价按刘表中所列每担13.5两，铜元成分按刘表中所列为铜占84%、白铅占16%，双铜元每枚重2钱8分，日铸7万串，铜铅熔炼烧损3.2%，厂中每月燃料、五金及工资费用按宾报告为121680元，厂中宾厂长改为旬休，每月鼓铸27天，合计每月耗用紫铜14336.028担，值银394 240.76两，耗用白铅2 730.672担，值银36 864.072两，合计月耗铜铅值银431 104.83两，按刘表中银每两合银元1.4元计，共计月耗铜铅值银元603 546.76元，加上每月耗用燃料、五金及工资费用，月铸铜元总成本为725 226.76元。月铸铜元189万串，银元一元合铜元2.1串，共值银元900 000元，核计月获利润174 773.24元。这个数字与造币厂商办时月缴18万元相差无几。宾厂长接任，自造币厂十月二十四日晚开工，二十六日印花所开工始出铜元，至当年底，只有2个月零6天，其中有若干日减铸为4万串，但据刘思范调查，有日铸8万串者，通盘核算，宾任内日铸额平均应不下7万串。按刘调查，月缴37万串，合银元17.619万元，共计当年宾缴利润38.76万元。

民国十二年一月，造币厂因缺铜而减铸，始减至4万串，再减至2.5万串，当月只开工18天，因此，该月已无利润可言。这在宾厂长后来致财政厅函中有明确说明：该月“因铜斤缺乏，铜价高涨，减其铸数，实属有亏无盈”。

八　曹典球、肖堃、谭国辅任期造币厂的利润（1923.2.1-7.13）

民国十二年 （1923）二月一日，曹典球任造币厂厂长，只任职10天即辞职，未及开炉，无利润。

肖堃于二月十一日接任厂长，因省议会反对，任职仅半个月即辞职。因缺铜，仅在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开铸4天，日铸7万串。

谭国辅在肖堃辞职后，以该厂总务科长之职代行厂长职务。该厂于二月二十六日再开鼓铸，日铸额仍为7万串。近1个月后，因铜价陡涨，每担34两尚难订购，铜元又跌落至2 160文换银元1元，厂中不但无利润，且要亏折成本，预计月亏7万串，造币厂要求停铸，万一停铸不能，要求减铸。此后铜价又涨至每担三十六七两，于是在四月八日，造币厂停铸。因前此检修机械，铸额未完成，故又开工数日补足前缺铸额，将边碎料铸完为止。当月二十二日，造币厂又开铸，日铸额为3.5万串。为节省经费，厂内实行裁员，小工、公丁、库丁及数钱司事裁减过半，名誉职员一律取消，服务人员亦减去20余人。此后至七月十三日谭离任前，日铸额均为3.5万串。

肖堃接任厂长时与政府签订合同，每月缴利润铜元15万串，肖卸任后，由谭国辅代缴。肖堃、谭国辅任内，二月十二至十五日开铸4天，二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七日，除星期日外，实铸35天，前后共计39天，每月实铸以26天计，计合1.5个月，其中四月八日停铸前的缺额，如上述已补铸，前后1.5个月，应缴利润22.5万串，约合银元10.71万元。四月二十二日开铸后，日铸额为3.5万串，预计每日利润为508元。至七月十四日谭卸任，共计73天，除星期日外，实铸62天，应缴利润31 496元，合计肖、谭两任期共应上缴利润13.8596万元。

九　成斌厂长任期造币厂的利润（1923.7.15-12.27）

成斌接替谭国辅为厂长后，因当时铜价高昂，铜元仍贱，铸币无利可图，一直未开铸。省财政厅因造币厂停铸，省会各机关伙食无法应付，于八月二十一日颁下财政厅特字第1号训令，令造币厂克日开铸。成斌于八月二十六日携带抵借来的2万元购铜定金，赴武汉购铜。九月一日长沙发生 “九·一”政变，省长赵恒惕自长沙出走浏阳，待长沙局势平静后，成斌购铜几经波折自汉口归来，已是十一月初，所购之铜运至中途又被湖北扣留，经湘省长去电交涉后，始得放行，造币厂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工，日铸3.5万串，日缴利润2 000串。其后屡欲恢复铸额7万串，终因铜斤不足而未果，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成斌卸任。

成斌厂长任内，鼓铸铜元前后只有35天，除去星期天，实铸30天，日缴利润2千串，共缴6万串，折合银元，按时价每串值光洋0.45元，共计2.7万元。

十　徐明家厂长任期造币厂利润（1923.12.28-1924.2.1）

徐明家接任厂长后，开始日铸3.5万串，后增为7万串。省议会以徐明家不合厂长资格，咨请省长照章改委，赵省长咨复议会陈诉苦衷说，实有不得已之情形，暂作一时权宜之计，其原因有三：①徐到差，每日缴利润5 000串，为增加政府收入，不得不通融者一也。②近来湘省铜元不能出口，银价飞涨，商民交困，徐承认将铸出铜元设法运销它省，换回现金，为顾全市面计，不得不通融者二也。③阴历年关逼近，需款甚急，筹措维艰，该厂苦无力购铜，势将锐减铸额，即从前少数余利，亦难照解政府。徐已与外商先行接洽，担任借垫铜本，此为取给年关要需，兼维持该厂铸务计，不得不通融者三也。

徐明家任职一个月，忽有人罗列徐十款罪状，诉告于介绍其任厂长的马济将军，马请省长更委厂长，从严查办。徐任职至二月一日离职，共计在厂36天，除星期天外，实铸31天，其中有数日铸额为3.5万串，随后当已补足7万串，徐任内应缴利润铜元15.5万串，按时价每串值光洋0.445元，共折合银元6.8975万元。

十一　廖模厂长任期造币厂的利润（1924.2.2-8.20）

廖模于民国十三年 （1924）二月二日接任厂长，日铸额仍为7万串，规定日缴利润铜元5 000串，每月以26天计，共为13万串。省议会认为上缴利润过少，应按商办时每月37万串计，议会通过增加余利案。数日后，廖模在造币厂宴请省议会正副三位议长及长沙各报记者，席间详述造币厂余利核算情况，大略谓，商办时铜价25两，铜元1 940文换银元1元，现在铜价30两，铜元2 360文换银元1元，每月以30天计，共少收入铜元778 800串，合每月所缴13万串，共达90余万串，与商办时缴37万串比较，“实增三分之二，今不议减，反而指为私人中饱，此与事实相去更远矣”。

廖模对造币厂利润的核算，在省议会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省议会湘中、湘西、湘南三路议员以廖浮报铜价、减轻铜元重量各提出惩办廖模案。六月十八日省议会通过限一星期内撤差惩办廖模案。六月二十二日，省议会开协议会，议员谢宝森等在议会大厅，首先当众秤量廖模所铸铜元重量，每串重12两6钱，较规定重量14两少1两4钱。然后公布调查造币厂鼓铸铜元盈利的情况：计日铸7万串，用紫铜7成，计448石，每石价29.5两，华铜二成七分，计109石又8斤，每石价21元，白铅三分，计19石又2斤，每石价16元，每日投入铜铅共657.1石，铜元2.3串合银元一元，银两七钱合银元1元，厂中每月所用燃料、五金、工资等项费用，议员调查中无此项，而有商办时此项费用核算为115 527.8元。省议会核算的结果，除月缴政府13万串外，廖模实中饱125 765.3元。

上述省议会议员的核算，并不够准确，现重新核算如下。按厂中每日投入铜铅657.1石，除去3.2%的火耗，铸每串重12两6钱重的铜元，实可铸80 771串，按议会调查，月铸28天，共铸铜元2 261 588串，2.3串合银元1元，共合银元983 299.13元。铜铅成本为649 008.64元，月缴政府利润铜元13万串，合银元为56 521.739元，厂中每月耗用燃料、五金及工资费用按宾厂长所报数目121 680元，每月除去成本，厂中实得利润212 610.49元，除去上缴政府的利润外，厂中还余利润156 088.76元。此时造币厂的利润共有21万余元，这与张敬尧时期和唐义彬厂长时期及商办时期大体相当，在铜价上涨、铜元跌价的情况下，造币厂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利润，其主要原因是铜元减重和大量掺用黄铜所带来的，也就是以铸造量轻质劣的铜元所获得的。

廖模厂长于八月二十一日交卸离任，任职共计6个月零20天，按规定月缴利润13万串，总共应缴86.7万串，折合银元约为37.68万元上下。这只是造币厂实际利润的一部分。

十二　梅尉南厂长任期造币厂的利润（1924.8.22-1925.5.29）

梅尉南由湘军总部军资处总办调任造币厂厂长，于八月二十二日接任，日铸额仍为7万串。九月，因厂中焦煤、油煤短少，共短铸21000串，财政司令日后增铸补足。十一月十五日省议会以造币厂鼓铸 “无益政府，徒害小民”，通过造币厂克日停铸案。但造币厂仍不停铸，说明造币仍有利润可图。新年过后，铜价已涨至每石29两，原预计铜价27两2钱，铜元2.9串换银元1元时，每日可获余利5 200元，但已成泡影，造币厂请求特许暂行停铸。遂于二月十一日停铸，接着裁减工人2 000余人，职员数十名。三月十五日该厂恢复生产，“每日铸额仍为7万5千串”。这里说铸额仍为7.5万串，说明此次停铸前，铸额已增加5 000串。

湖南省议会于民国十四年 （1925）三月十八日，再次通过造币厂停铸案，限于7日内停铸。省长赵恒惕咨复议会说：“查吾乡铜元充斥，不惟人民痛苦坐是增加，即币政前途，势且益滋紊乱，敝省长迭与财政司长商酌，亦拟规划停办……无如该厂上年年关借款，由各铜商转贷而来，为数不下十余万元，现各铜商环集追呼，库空如洗，舍指拨铜元余利，别无偿还方法，迭据该厂屡陈困难，政府不得已，暂准继续开铸，原系一时权宜之计，一俟贷款偿清，自当设法通筹，期达停铸目的”。年关前，造币厂代政府向铜商借款10余万元，还清此款，铸币利润是唯一指望。从赵的咨复中可知，此时造币厂鼓铸仍有利润，故不停铸。为减低成本，造币厂又拟派员采办制钱5 000石。

湖南省议会针对造币厂仍未停铸，于四月二十一日再次通过议案，限造币厂3日内停铸。湖南当局对省议会限期停铸，采取拖延办法。在省议会一再催促下，造币厂决定尽厂内存铜铸完，了清商人债务，即于农历四月底停铸。省长予以批准。五月二十九日，即农历闰四月初八，造币厂 “所余紫铜、华铜无几，概交由财政司收管”，即于当日实行停铸，请财政司派员监交厂中机器、器具、卷宗等，并派专员保管。至此，湖南造币厂自民国元年起连续鼓铸铜元14个年头之后，终于画上了句号。

梅厂长任内的造币利润，可分为两个阶段：①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十四年一月九日。梅厂长接任后上缴利润自八月二十五日算起，日缴政府铜元5 000串，至次年一月十日停缴，原因是旧历年关前省当局令造币厂向商人借款10余万元，给政府渡过年关，其债务由造币厂利润归还。为还此巨款，“该厂将每日应解金库铜元5 000串，自十二月十六日起停止解库，以为分期偿还此项借款之用”。此十二月十六日为农历，即公历民国十四年一月十日。至此日停解，造币厂应缴利润天数，除去星期天和元旦停铸一天外，共计118天，应缴铜元59万串，按时价，在此数月内，铜元每串的平均价为0.3665元，计约共合银元21.6325万元。②民国十四年一月十日至五月二十八日，在此期间造币厂将利润归还商人之借款。在此期间，紫铜涨价，铜元跌价，造币厂还有利润吗？有的，其获利的手段就是减轻铜元的重量、购买制钱作原料降低成本、裁减员工节省开支等。减轻铜元重量获利，前面已经见过廖模厂长任内的实例，梅任内铜元重量的减轻，也早见于媒体报导，民国十三年十月，湖南岳阳商民因湘造币厂新铜元每串减轻重量数两，一致议决，自十一月一日起，一律禁止使用新铜元外，商人水运来之新铜元，概行禁止上岸。民国十四年初以后铜价陡涨，造币厂所铸铜元重量愈轻，当年3月湖南省议会议员周树勋在议会发言说：“现在铜元之轻，每双元不及从前之单元，俨若洋铁皮子，如再不停铸，不如索性铸洋铁皮子，获利尚较为厚”。还有议员在同年4月省议会讨论造币厂停铸问题时，嘲讽说：如不停铸此种轻质劣币，“请政府在此项劣币上加铸 ‘省宪重光纪念币’等字样”。由此可见，铜元减轻重量是何等严重。关于购买制钱作原料以减轻成本，据长沙媒体报导，民国十四年二月，长沙有新组织的开泰钱庄，“闻系供给造币厂买制钱业务”。当年四月，造币厂拟派员采买制钱5 000石，已见前述。用制钱等熔炼成的黄铜，又称华铜，其价格比紫铜低得多，前述廖厂长任内掺用的华铜，每石价只21元，约只为紫铜价的一半，对降低铜元成本，有明显作用。关于梅任内造币厂裁员，除前面已提到的外，该厂于民国十四年三月五日开铸前，梅厂长对工务科长 “面谕将工务科所有人员、工匠等，严加甄别，以定去留，并拟将厂内各兼职人员一律裁减，以节开支”。总之，造币厂在此期间采取多种措施，降低铜元成本，节省开支，以获取利润，还清债务。造币厂关闭时，债务10余万元当已还清，否则，在厂中还存有部分紫铜与华铜的情况下，当不会停铸。此项造币厂还欠债的利润10余万元，加上梅任前段利润数额216 235元，合计梅厂长任内造币厂的利润应在32万元以上，今以32万元计。

综上所述，湖南造币厂自民国七年张敬尧滥铸铜元开始，至民国十四年关闭，历年来湖南造币厂滥铸铜元的利润归纳如下表4。

表4　湖南造币厂民国七年至十四年滥铸铜元利润统计表 (单位：万元)

从上表得知，湖南造币厂自民国七年至十四年滥铸铜元，向政府所缴利润总计为917.0644万元，约相当于湖南省3年实征田赋之和。实际上这并不是造币厂铸币的全部利润，还有一部分利润为主持厂务者所占有。上述造币厂上缴利润的总额中，约有一半强为官方统计或公布之数字，无疑是准确的，而其余将近一半的上缴利润，为本文笔者所估测核算，虽不可能十分精确，但所据资料较为翔实完整，相信误差不大。

自张敬尧扩建造币厂以后，湘省历届军政当局，在铸币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滥铸劣质铜元，使湖南境内铜元严重过剩，造成物价不断上涨，加重了人民生活的痛苦，特别是以铜元为收入的下层贫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更为惨重。

注释：

① 《赵省长答复造币厂质问案》，湖南 《大公报》民国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②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十四年，民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 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七月出版。

⑤ 《张毒的官衔》，湖南 《大公报》民国九年七月九日。

⑥ 《省长通令收买碎铜制钱》，湖南 《大公报》民国七年六月十八日。

⑦ 赵恒：《二十年来湖南之金融》，湖南 《大公报二十周年纪念册》。

⑧ 郑廷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

⑩ 《督军维持新台票之宣言》，湖南 《大公报》民国八年三月二日。

（责任编辑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