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理论下的“民工荒”现象解析

黄京华

（三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系，福建三明365000）

刘易斯拐点理论下的“民工荒”现象解析

黄京华

（三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系，福建三明365000）

该文通过对“民工荒”现状的考察与分析，提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本地化改造”，舍弃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同质的假设，而是根据“保留工资”高低将民工分类，把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影响因子纳入劳动力供给曲线，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现实。改造后的模型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用脚投票，“民工潮”与“民工荒”可能交替发生，说明“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尚未出现。

民工荒；刘易斯拐点；保留工资

一、问题的提出

1.“民工荒”所引起的“恐慌”

所谓“民工荒”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供给数量严重不足，农民工的质量未能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致使用人单位不断招聘也不能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一种现象。

沿海地区企业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出现“失业潮”，迫使近2000万民工遭遇下岗失业，返乡回流。随后，在世界经济起稳和我国经济强劲回升的拉动下，2010年广东等地外贸订单急增，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春节过后，沿海地区和内地企业纷纷出现“找工难”，再次掀起新一轮的“民工荒”。据相关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多，2004年按保守的估算已经超过1亿人，且每年仍将以5%的速度递增。这种情况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近乎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而现实呢？虽然总体上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但仍然有3.4亿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到201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为2.5亿人左右，第一产业占全社会就业比例将下降到30.5%。“十二五”期间，要力争解决4500万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每年平均转移900万人。［1］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每年保持在2%，到2030年中国仍将有2亿左右农业劳动力。可见农业劳动力转移将是个长期的过程。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人口、扩大非农就业，成为城镇化重要任务。［2］

“民工荒”的再度出现，被舆论认为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带来的效应，也成为市场一大利好消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向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长期以来，依赖低水平的工资，获取微利来发展。一旦企业找不到民工，造成开工不足，接单能力削弱，极大地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抢工、骗工事件，使原本就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更加混杂不堪。而工资上涨的压力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仅以广东为例，东莞市劳动局当地调查显示，仅因工资提高100元，当地就有数百家工厂关闭。

2.学界针锋相对的声音

20世纪50年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构建了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型。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其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只要农村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工业部门就总能雇佣到其希望雇佣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而勿需提高工资水平。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为止。那么“民工荒”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发生根本变化？

北大的樊刚教授认为，“民工荒”并不能说明中国劳动力短缺，扩展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是最主要的任务。以广东为例，劳动力是一个短期暂时性问题，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笔者认同这里面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必须实现充分的就业，并且要把留下来的2亿，3亿的剩余劳动力让他们充分地就业，这样就可以收入不平等。在某些地方收入会有一些小的增长，比如在沿海地区收入可能会有比较小的增长，但真正的工资收入长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现在大概有2亿劳动力得到了再安置，还有2亿劳动力要同他们在就业市场当中进行竞争，工资水平怎么可能改变？

蔡昉则反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在转折点全面到来之前，首先会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也就是地域性、部门性、技能性的劳动力短缺，这是因为劳动力供给出现整体短缺趋势时，其中优质部分的短缺会格外突出。这意味着传统的依靠资本积累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即将走到尽头，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已到来。

针对学界不同的声音，笔者认为，须对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及中国特殊情势下刘易斯拐点的评判标准作以甄别。

二、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和甄别

1.刘易斯拐点的内涵

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学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刘易斯转折点可以用图1来描述。

图1　刘易斯模型

横轴ON表示劳动力数量，纵轴OW表示工资，OW1表示城市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折线WAS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刘易斯用这个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如图1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WA所示。在这个阶段，城市工业部门以OW1这个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民工保留工资）的工资，就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劳动力需求曲线外移（从D1到D2再到D3），由于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工业部门所吸收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增加（从N1到N2再到N3）。这个过程直到A点（即“刘易斯拐点”）结束。至此，Nn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经济发展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力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即图1中的AS。此时，如果劳动力的需求曲线继续外移，就将相交于AS上大于OW1的某一点，也就是工资水平提高，但此时更高的工资水平仍对应于拐点处的劳动力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并没有因为支付较高的工资而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农村的劳动力也变得稀缺起来，开始需要引进大型农业机械，向机械化迈进，从而推动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结果就是农村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城乡经济一体化。

依据刘易斯模型，我国民工市场供给曲线应是水平的一段。这意味着用工企业可以在不变的工资水平下获得无限的民工供给。我国前几年的民工潮现象就可以用刘易斯模型来解释。

2.拐点的甄别标准

要回答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刘易斯拐点的甄别标准。有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标识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

回归刘易斯模型，拐点前后的区别在于，首先，劳动力工资是否被不可逆转地推动上涨；其次，是否即便工资上涨，也仍然招工不足，劳动力供需缺口继续扩大。换句话说，要看提高工资的普遍性和效果。应该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和年龄结构变化导致农村适龄劳动人口不足，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要断定拐点出现，更重要的还是同时满足普遍涨工资和工资涨仍旧招工难两个条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难”，是指劳动力符合要求，但是不愿意到企业打工，因而“招不到”。这个前提不满足的情况，后文会再论及。

三、基于刘易斯模型的分析

1.刘易斯模型的改进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民工荒”和大量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农村是同时存在的。刘易斯模型在当代中国的运用要受到一定的质疑。面对“民工荒”的严峻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被中国的实践改变了，或者说“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了，进而主张通过放弃工资不变的假定来修正刘易斯模型［2］。也有学者指出结合中国现实，在劳动力供给曲线表现为水平线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向右上方倾斜，据此把刘易斯模型改造成三阶段模型，来解释中国出现的“民工荒”问题［3］。还有学者通过放弃刘易斯模型中关于剩余劳动力同质的假设，将水平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转变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建立一个劳动力供给成本上升的模型［4］。

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是利用向右上方倾斜的民工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来解释我国民工荒现象。但又有区别：第一种观点认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位于水平线之后，即已越过“刘易斯拐点”。这不符合我国还存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实。第二种观点，向右上方倾斜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处在水平线之前。果真如此的话，就应该是先有“民工荒”，而后有“民工潮”，但事实正好相反。第三种观点则直接用向右上方倾斜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替代水平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从而否定了整个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这一观点实质上与第一种观点相同。

（1）保留工资差异。刘易斯模型的前提是劳动力同质，但在当代中国，笔者以为，该假设并不成立。2006年4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技术培训的高达76.4%。这大体表明，虽然农民工的身体素质条件较好，但是技能条件不理想，农民工的同质性较强。然而依照刘易斯模型，农民工的同质程度除了技能因素，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保留工资。保留工资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图2所示：

图2　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①注：荣耀感是指对于特定地区倾慕的心理。比如到沿海发达城市如广州、厦门打工比在内地如河南、山西等地打工，会获得额外的心理满足效用。

由图2可见，保留工资是由民工素质、民工留在农村所获收入、民工打工成本、民工打工动机等主客观因素综合决定的，是民工愿意转移的最低工资。显然素质较高的民工，要求的工资高；有较多选择的民工有能力追求更高工资，这里的较多选择除了技能外，信息渠道的通畅，家庭羁绊少，都使得选择能力增强；接受地对于农民工的政策、保障，甚至普通民众对民工的人格尊重程度，都极大地影响民工外出打工的心理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泉州为了招到贵州的民工，要开设专门的民工长途客车专线。撇出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其实是基本上稳定的。而且在保持当前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会发现，一部分农民工确实是招不到，但另还有一部分农民工仍在大量涌出。可见，农民工的保留工资并不尽相同，民工是异质的。不过，这种异质性又没有大到每个民工的保留工资均不同。因此，较符合实际的假设是：我国民工既不像刘易斯模型所设想的完全同质，也不是完全异质，而是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就是应该以保留工资为基础进行民工分类。

（2）民工分类。为了简化分析，仅按保留工资的高低，把民工分成三类，也就是低保留工资民工、中保留工资民工、高保留工资民工。每一类别民工的数量依次为b，c，d（民工总量b+c+d），保留工资水平依次为B，C，D。一般可以认为各级民工呈金字塔式结构，越往上保留工资越高，相应民工人数越少，故有b＞c＞d，B＜C＜D。

首先给出了低保留工资民工的供给曲线BS1，它是一条直角折线。同理，我们可以画出形状相同的中/高保留工资民工的供给曲线。然后将三条曲线叠加就形成了整个民工市场的供给曲线BS。这是一条向上的阶梯状折线，它意味着就某类保留工资的民工而言，只要用工企业对该类别民工需求量小于其供给量，用工企业不必因为雇佣更多民工而支付更高工资。但当用工企业对该类民工需求量超过本类的供给量时，即便企业老板肯付更高的工资，也招不到该类更多的民工，即本类民工的供给量不增加（垂直的一段）。只有当工资超过更高一类的保留工资临界点时，上一类保留工资的民工才开始转移出来（外出打工）。可表示如下：

W＜B时，N=0实际工资低于B时，三类的民工都不愿意外出打工，民工供给是无。B≤W＜C时，N=b实际工资达到B后，低保留工资民工开始转移，数量为b。C≤W＜D时，N=b+c W≥D时，N=b+c+d实际工资达到C后，中保留工资民工开始转移，总体供给数为b+c。实际工资达到D后，高保留工资民工开始转移，总供给为b+c+d。当这个数量的全部民工都出来打工，“刘易斯拐点”（A点）出现。

如

图3　刘易斯模型的改进

2.模型结论

当民工市场的工资水平达到最低层次民工的保留工资时，这一类的民工会大规模地转移出去，形成民工潮。此时的市场表现就是工资保留在低水平，但民工大量供给，劳动力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会持续到这一类民工转移完成。这时，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企业遭遇涨工资的压力，且只要工资还未达到上一类民工的保留工资，即便涨工资也仍面临招工难的困境，出现了阶段性的民工荒。民工荒阻滞企业发展，推动工资继续上涨。当工资上涨达到上一类民工的保留工资时，第二类别的民工开始大量转移，又形成一次民工潮，继续第一次转移的发展轨迹。从而出现：转移（民工潮）——转移完（民工荒）——第二批转移（民工潮）——第二批转移完（民工荒）——……——全部转移完（刘易斯拐点）。

由此可知，“民工潮”与“民工荒”可能交替发生。阶段性的民工荒只是劳动力在特定工资水平下民工供需失衡的表现。只有当全部劳动力都已转移完毕，民工荒演变成民工尽时，刘易斯拐点才出现。

综上所述，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修正，民工荒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现端倪。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的农民工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就业观念也随之改变，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农民工，大多具有一技之长，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见过一定的世面，他们渴求高工资。而目前很多用工企业，却还在抱着老黄历，妄想以微薄的工资招来农民工，这些企业面临“民工荒”是必然的，这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当前的民工荒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的不匹配，是长期以来过分压低民工工资的改正，因而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今天关注“民工荒”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政策建议，对农民工市场的建设给予参考。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十二五”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框架与基本思路［J］.改革，2010（5）.

［2］韩俊.中国城乡关系演变60年：回顾与展望［J］.改革，2009（11）.

［3］袁爱民.论二元经济思想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10）.

［4］俞忠英.论中国的二极经济及其影响——兼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与中国的经济发展［J］.复旦学报，1994（2）.

（责任编辑：吕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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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974（2015）02—0119—04

2014-11-23

黄京华，福建大田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