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空”的精神家园：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调查

周芳苓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贵州 贵阳550002）

一、选题背景与数据来源

作为一个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内在力量，文化建设一直得到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1］学术界对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这些成果的研究对象大多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层面，而缺少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在文化权利、文化自觉、文化消费、文化生活、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关注与探讨。不仅如此，在已有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学界对该群体物质生活层面的关注较多，而对其精神生活层面的探讨却较少。事实上，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增加、生活改善、追求提升、预期趋高等新情况的出现，该群体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是开始渴望不断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予以关注与重视。从根本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不仅是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适应，更是生活方式、习俗、观念、意识等方面的文化适应。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改善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水平。［2］显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关注，并针对他们在文化生活、文化消费、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基本状态及新特点、新诉求、新倾向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作为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欠发达地区，贵州不仅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同时在该省范围内也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务工人员（其中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浓缩了我国西部劳务输出地区的一般形态与发展特征。①在西部地区，农民工的规模大、角色重、影响深，并呈现出“本土化”特征。据统计局资料显示，2013年贵州省农民工为789万人，其中跨省区外出务工589万人，省内务工200万人；跨省区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350多万人，省内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120万人。参见：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贵州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为此，将贵州省作为典型个案研究，有助于全面、真实了解和把握这一特定人群的精神文化生活状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融入水平及市民化进程，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基于此，自2014年以来，笔者围绕“文化生活”这一主题，在贵州省开展以座谈会为基础、问卷调查为重点②本次问卷调查覆盖贵州省九个市（州），抽取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职业和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 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047份，有效回收率为95.2%，符合大型社会调查的要求与标准。若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数据资料均来源于此次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为补充的一系列专题调研活动，为本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大量的丰富资料和数据支撑。基于1047份问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旨在客观考察和审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基本条件与现实境遇、态度评价与心理预期，并引导人们深度思考改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对策思路。

在本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上，具有农村户籍且在城市从事以非农业活动为唯一或主要工作的务工人员。［3］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分析与结论，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及一定的推论价值，但仍需结合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客观现状进行考察和理解。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构成及特点

无论是自然构成还是社会构成，都是反映人的属性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性别、年龄、民族、文化、婚姻、职业的构成分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从性别构成看，问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53.2%，女性占46.8%，性别比为114。这表明，该群体的性别结构已获得了较大改善，并不断趋近于正常域值（103～108）。

从年龄构成看，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4.52岁（均值），其中最大31岁，最小16岁。具体来看，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属于“20岁及以下”的占13.9%，“21～25岁”的占47.9%，“26～30岁”的占35.8%，“31岁及以上”的占2.4%。可见，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年龄结构整体趋于年轻化，并处于外出务工的黄金时期。

从民族构成看，新生代农民工中汉族人口占51.4%，少数民族人口占48.6%。与过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已获得较大的提高，基本上与汉族人口趋于平衡，其比例高出同期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近10个百分点。

从文化构成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03年（均值），“高中及以上文化”的达62.1%。整体上，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已跨过“初级”水平，并正向“中等”水平靠拢，即文化基本上实现由“初中”向“高中（或中技、职高）”发展与转变。

从婚姻构成看，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占64.5%，“已婚有配偶”占33.0%，“离异”为2.0%，“丧偶”为0.3%，“其他”占0.3%。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以“未婚”者居多，已婚、离异、丧偶等相对较少。

从职业构成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工人”占22.9%，显居首位；处于第二位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占15.1%；排在第三位的是“办事人员”，占14.2%；“无稳定职业者”排在第四位，占13.4%；处于第五位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即技术性人员），占10.2%；新生代农民工中属于“个体劳动者”“企业管理者”（包括企业干部）“私营企业主”“其他”的分别占7.8%、7.1%、6.7%和2.6%。不难看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以从事体力型和半体力型职业为主，而从事知识型和事务型的职业则相对较少。

三、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基本条件与现实境遇

文化生活状况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它是反映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本研究主要从文化娱乐条件、文化娱乐消费、文化娱乐活动和闲暇时间安排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基本条件与现实境遇进行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基本条件

从学习场所看，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小区，还是工作单位，其拥有阅览室、图书馆等学习场所的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13.0%和13.7%；而明确表示没有阅览室、图书馆等学习场所的比例则在半数左右；还有3成以上对这一问题“不清楚”。这表明，不管是从生活还是从工作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文化设施缺乏、学习条件较差的境况。

从公共文化娱乐场所看，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地与最近的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电脑室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之间的平均距离，分别为6.73公里、7.70公里、6.65公里、9.20公里和2.68公里。这表明，从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居住地与各种公共文化娱乐场所之间的距离较远，也相对不便。调查还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对已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的利用程度极低。事实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地与文化娱乐场所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该群体文化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因素。

从文化知识获取渠道看，调查结果显示，“电视”“网络”“报纸”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知识、获取信息、提升技能的主要渠道，占比分别为30.3%、29.2%和15.0%，三者合计高达74.5%。进一步看，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超过半数的人将“电视”作为获取知识、信息、技能的主要渠道；“网络”作为一种现代工具，越来越受到青年农民工的欢迎，其所占比例也接近5成；“报纸”作为传统形式，仍占有一席之地，达到1／4。

不难看出，无论是基本文化设施缺乏，还是公共文娱场所距离偏远，抑或是文化知识获取渠道较少，都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文娱条件改善和文化生活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实境遇

1.“投入过低”的文娱支出。文娱消费状况是指人们用于文化生活的全部开支，它是反映人们实际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为860.97元（均值）。这一消费支出中，用于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39.01元／月（均值）；其中“51元及以上／月”的占30.5%，居于首位；“31～50元／月”的占26.6%，处于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11～30元／月”，占22.1%；“1～10元／月”和“0元／月”落于最后两位，分别占11.8%和9.0%。这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娱消费支出严重偏低，仅占该群体生活消费支出的4.53%。由此可见，在文娱消费上的“低投入”状态，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文化生活上的一大特征。

2.“趋于集中”的消费用途。调查结果显示，在拥有文化娱乐消费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其主要的用途是“上网”“购买书报、杂志等”和“支付手机娱乐文化功能费用”，分别占32.1%、25.6%和20.3%，三者合计高达78.0%（见表1）。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娱消费的形式与结构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偏好于对现代技术及数字产品的选择，使网络、手机等不仅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获取知识、文化、信息、技能的主要渠道，也成为该群体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形式。不仅如此，从现实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在上网、支付手机娱乐文化功能等方面的费用开支也是最高的，分别达到40.34元／月和27.94元／月。这也反映了该群体对互联网、手机的依赖，说明了数字娱乐消费、互联网、手机阅读等文化消费形式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青睐。

在电影消费方面，经济收入低、电影票价高等原因不仅大大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看电影的喜好程度，也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对看电影的选择行为及支出。调查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示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比例仅为16.4%，而表示不喜欢的比例却高达45.9%，另有37.8%的表示“无所谓”；从看电影的次数看，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平均次数为1.34次（均值），其中“0次”（即没有去过）的高达44.3%，“1次”的占20.8%，“2～3次”的占24.1%，“3次及以上”的占10.8%。进一步统计显示，调查对象中，明确表示电影票价偏高（包括“很高”和“较高”）的占60.6%。这说明，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对电影消费的重要原因是，电影票价超出了该群体所能够承受的经济能力。

可见，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的选择上，其内容形式虽趋于多样化，但消费用途却较为集中。

3.“参与有限”的文娱活动。作为重要的社会群团组织之一，共青团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调查显示，目前在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单位中，已有45.1%的单位设有共青团组织。

从团组织活动开展看，调查结果显示，在“若所在单位有共青团组织，请问该组织开展工作的情况怎样？”的调查中，认为“偶尔组织一些活动，但作用不大”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共青团组织工作的主要评价，其比例达37.1%；排在第二位的是“经常组织活动，受到青年人喜欢”，占25.1%；表示“从没有过活动”的占20.0%；表示“说不清楚”的占17.9%。这表明，尽管共青团组织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广泛地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但仍存在数量不足、作用不大等问题。事实上，共青团组织开展社会活动数量不足，也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活动的程度。同一调查还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的所有文化娱乐活动中，由共青团组织提供的每年只有1.2次（均值），而明确表示“没参加过”（即“0次”）共青团活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43.9%。

从社团组织参与看，调查显示，“老乡会、同学会等”成为最受新生代农民工青睐的组织形式，超过半数（50.8%）的人参加过这方面的组织活动，并有近4成的人正式加入了这一组织，显居首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维权性质组织”的活动和加入“维权性质组织”的比例都最低，分别占24.9%和18.8%（见表2）。相比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各种社团组织及活动的程度都较高。以“兴趣爱好团体”为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该组织活动和加入该组织的比例分别为38.2%和26.0%，而传统农民工的对应比例只有15.2%和6.9%。这表明，从整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和加入社团组织的意识都有所提高。从表2中可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加入“社团组织”的比例，均低于参加“社团组织”活动的比例。具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各种社团组织活动的总体比例为34.7%，而加入各种社团组织的相应比例仅为25.5%，后者低于前者9.2个百分点。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加入社团组织的程度远远低于其参与社团组织活动的程度。

从单位提供文化活动的情况看，调查数据显示，超过1／3（34.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提供一些，基本满足我的需要”，排在首位；其次是“没有提供任何文化活动”，占33.6%；表示“内容单一、贫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的占20.2%；而认为“内容丰富，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的只有12.3%。由此可见，当前单位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文化活动数量不足、内容单调，不能满足该群体对精神文化的更多需求。这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单位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的热情。调查显示，高达42.1%的人表示“没参加过”所在单位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而“每年参加3次及以上”的比例仅占15.2%。

从参加社区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看，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示“偶尔参加”的比例最高，占39.9%；其次是“根本不知道社区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占30.3%；“知道社区组织活动，但没有邀请我们参加”的占20.8%；而表示“经常参加”的9.0%。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文化娱乐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这一现象与社区组织开展文娱活动的力度、方式和内容等因素有关。

表2 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团组织”活动和加入“社团组织”的情况 单位：%

4.“偏好娱乐”的闲暇活动。作为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如何有效利用闲暇时间和安排自己的业余活动，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与水平。调查表明，在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里，新生代农民工对业余活动的主要选择是“听音乐”“看电影或电视”“睡觉”“去网吧上网”和“逛街”，所占比例分别为15.6%、14.8%、13.7%、12.5%和8.1%，合计64.7%。不难看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时间更多偏好于“休闲娱乐型”活动（包括“听音乐”“看电影或电视”“去网吧上网”和“逛街”），其累计比例超过半数（51.0%）；而涉及文化、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学习型”活动（包括“读书看报”“去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则相对不足，其比例仅为1／10左右。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对纯“休闲娱乐型”活动的过多偏好，与其工作强度大、业余时间少、自学意识差等因素有关。

四、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态度评价与心理预期

科学、及时地了解广大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的态度评价和心理预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这不仅可为今后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正确导向，而且可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民意依据。

（一）综合满意度：一般水平

调查显示，从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的综合满意度评价指数为2.88（评价指数为1～5，数值越大，则表示满意度越高），介于“不满意”与“一般”之间，接近但又尚未达“一般”满意的刻度。值得指出的是，在文化、娱乐、生活的评价中，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娱乐状况的满意度评价是最低的。调查数据还显示，无论从总体评价，还是从文化、娱乐、生活的评价看，其中表示不满意（包括“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均大于持满意（包括“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前者高于后者5～16个百分点（见表3）。这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的综合评价为“一般”水平，并且“不满意”评价多于“满意”评价。

表3 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评价 单位：%

同一调查还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学习条件”“文化水平”“劳动技能”和“培训机会”等五项有关精神文化生活指标的满意度评价指数均低于3.0，因此，同样也处于“一般”满意的刻度以下。

（二）文娱条件：中等偏下

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地与公共文化娱乐场所之间距离远近的综合评价指数为3.27（评价指数为1～5，数值越大，则表示距离越远），介于“较远”与“一般”之间。在“从总体上看，您觉得自己居住的地方与‘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之间的距离如何？”的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距离远（包括“很远”和“较远”）的占30.6%，而表示距离近（包括“很近”和“较近”）的占17.0%，表示距离“一般”和“说不清楚”的分别占32.9%和19.5%。显然，这一评价结果与上述公共文化娱乐场所的实际距离的远近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从综合条件看，统计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拥有的文化、娱乐、生活环境及条件的综合评价指数为2.80（评价指数为1～5，数值越大，则表示条件越好），介于“一般”与“较差”之间，但尚未达“一般”的刻度。具体来看，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环境及条件“差”（包括“很差”和“较差”）的占27.0%，而认为“好”（包括“很好”和“较好”）的占12.3%，还有高达60.7%认为“一般”。由此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环境及条件的总体评价是“否定倾向”明显于“肯定倾向”，且整体处于“中等偏下”状态。这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文化设施缺乏、条件有限，以及该群体过高的心理需求有关。

（三）心理预期：趋于良好

从城市定居预期看，尽管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受到制度、政策、社会等因素的限制与排斥，难于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但是，该群体中大部人还是对城市定居充满着期待。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达57.5%的人表示“希望”在城市定居；而表示“不希望”在城市定居的只占13.6%；还有近3成的人表示“没有想过”。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定居的四大主要理由是：“孩子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工作机会多、发展空间大”“城市文化生活丰富”“城里收入高，生活水平高”，分别占23.0%、21.8%、17.5%和14.3%，四者合计高达76.6%。此外，在“结合自身条件与能力，今后您选择在城市里定居的可能性有多大？”的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今后选择在城市定居的平均可能性为47.48%（标准差为28.020），其中，表示可能性在“50%以下”（介于0～50%之间）的占64.4%，而表示可能性大于“50%及以上”（即处于50%～100%）的占35.6%。

从文化水平预期看，调查表明，超过7成（72.9%）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文化水平提高到“大专及以上”。显然，这种对提高文化水平的强烈预期，主要源于该群体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学历”对就业机会、职位提升等方面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从文娱生活预期看，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文化娱乐生活充满期待。调查对象中，高达68.1%的人认为5年之后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会比现在“好”（包括“会比现在好很多”和“会比现在好一些”），而认为比现在“差”（包括“会比现在差很多”和“会比现在差一些”）的仅为10.3%，认为“和现在一样”的也只占5.4%。由此说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文化娱乐生活的心理预期是积极性、乐观和美好的。 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发展的心理预期良好，但整体目标偏高。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这些预期目标，具有较大的难度。

五、结语与思考

综上所述，在文化生活的精神家园上，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整体仍处于“虚空”状态，呈现出文娱条件差、文化设施利用率低、文化消费支出少、文娱活动参与弱等现实困局，导致该群体对文娱条件、满意程度的态度评价偏低，与其强烈的心理预期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基于此，如何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出发，积极探寻丰富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有效路径，是新生代农民工改善文化生活、提高文化素质、强化劳动技能、树立“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发展理念的需要，更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加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需要。［4］从长远看，必须针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社团、企业、社区、个人等着手，积极探索和打造“多维一体”的文化平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优化政策服务管理体系。继续强化农民工组织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管理机制；全方位加强舆论宣传与引导工作；紧密围绕文化建设主题开展工作；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工业园区建设”促进“文化生活建设”；不断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和条件。

第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强化社团组织功能。建立健全基层工青妇组织；努力做好政治思想建设工作；开展多形式社会关爱活动；提供多元化的文化生活。

第三，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彰显企业文化本色。建立企业职工激励机制；加强企业文化的软件建设；促进企业文化的硬件建设；体现企业的人文关怀。

第四，体现“基层服务”宗旨，营造良好人文氛围。进一步提高社区服务与管理水平；继续推进“三看一上”（即“看电视”“看电影”“看书报”和“上网”）工程建设；加大社区文化品牌建设；搞好“农民工子女艺术培训班”；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

第五，注重“文化技能”提升，增强自我适应能力。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利用好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政策；改变相对单一的文化娱乐活动。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EB／OL］.（2012-11-09）.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09／c350821-19529916.html.

［2］张连德.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觉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的调查［J］.社会科学论坛，2015（4）：251-256.

［3］刘玉连，周芳苓.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不和谐之消弭研究——以“两欠”贵州为典型个案［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1（2）：60-66.

［4］张静.城市融入中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觉的引领和培育［J］.理论探讨，2013（2）：159-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