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后建起新中国的雏形

聂力

1938年9月25日，聂荣臻（中）在五台县金刚库同白求恩（左）一起接受广州《救亡日报》社记者叶文津（右）采访

所谓晋察冀，晋，就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旧省名，首府是张家口;冀，就是河北省。晋察冀，就是这三个省交界的这一大片地方。

抗战期间，晋察冀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像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有了它，就可以拖住敌人。

晋察冀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父亲聂荣臻的命运和晋察冀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3000人扎进敌后

1937年9月24日，平型关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毛泽东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10月20日，毛泽东又发电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第115师等部和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因此，拟作以下部署：留115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15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应该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电报精神，中央决定，父亲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随他留下的部队除了独立团，还有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总共3000人。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以前，他一直跟随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了。受命的当天夜里，他久久无法入睡。他本来早就不吸烟了，这时又把烟斗翻了出来，一个劲地吸。

后来我曾经问过有关人士，为什么当时要把我父亲留下？对方说，你爸爸留下最合适了，他长期和林彪搭班子，资格老，威信高，沉着稳当;尤其是他素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留下，毛主席也放心。

太原城陷落了，各路人马远去了，在山西北部响了两个月的隆隆炮声停息了，日本鬼子占领了他们想占领的地方。父亲他们留下来了，他的手下只有3000人，而他们的周围全是正在势头上的日本鬼子。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心里有底，在他生前，也没有问过他这事。我只是看到很多材料上说，与主力分手后，他在五台山上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关心着悬在敌后的父亲和他的3000人马。毛泽东当然清楚，如果这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创建顺利，那么，就会极大地增强八路军在别处创建根据地的信心，这就可以使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成为现实。

共产党靠什么？靠人民。毛泽东在给父亲的电报中说：“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不靠国民党发饷，而靠自己筹集供给之。”

“革命和尚”

五台县，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

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里有300多座庙宇，当时共有汉、蒙、藏、满各族僧人1700多人。

父亲回忆说：“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父亲一直记得他第一次上五台山的情景。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得知聂司令要来看望出家人，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12个僧人披着袈裟，分列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声音幽雅动人。

父亲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

父亲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

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环境，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想方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八路军和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拿起枪，勇敢地与日军搏杀，在当时，仅菩萨顶的和尚就消灭日军30多人，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

以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和尚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人称“和尚连”。

当年的“和尚连”里，有位法名叫禧钜的小和尚，后来担任了五台山佛教协会的会长。2005年11月中旬，83岁的他到北京办事，专门来到我家，说要看看他们的聂司令。他到父亲的铜像前鞠躬致敬，还挥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功德无量。”

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而父亲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中、冀东发展。

1937年11月18日，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然而，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六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8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人民积极抗旱备荒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拼命地袭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12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算是晋察冀军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五台山的抗战烽火逐渐向四周蔓延，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感受到了。

1937年参加洛川会议的时候，父亲就特别注意到，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父亲说，他意识到：“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台分家”留给父亲的人手少，父亲做梦都想着自己能够“撒豆成兵”。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后来晋察冀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发展形势喜人，很快成立了4个军分区，每个分区下辖3个团，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游击支队。父亲这个司令员腰杆子越来越粗了。

在晋察冀，有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等。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些部队的成分。

收编杂色武装，也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晋察冀顿时变得“干净”了。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主力部队扩大了100倍。

父亲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来晋察冀考察之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热情地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后来，“人民子弟兵”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1938年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毛泽东告诉他：“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新中国的试管”

父亲曾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还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

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读书时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常常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王悦深情地写道：“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当然归之如流水，像戎冠秀那样的子弟兵母亲又何止千万。我亲眼看到披麻戴孝的妇女带着孩子来顶替刚刚牺牲的丈夫，又看到老母亲用旧席子卷起牺牲的儿子，大哭一场，便立刻又到村口去放哨。”

在日本鬼子不扫荡的日子，晋察冀根据地是很安定的，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开展，秩序井然。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

李公朴先生来到晋察冀作了6个多月的考察，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

他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写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晋察冀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是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决定前往晋察冀的，是经毛泽东同意的。著名作家周立波为他当翻译。

从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2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

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他不明白，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立法院和邮局，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创立剧社？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他问：“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父亲说：人民就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质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

卡尔逊听得有点目瞪口呆。他对父亲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

5个月后，卡尔逊又来了。这一次，他的怀疑彻底消除。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形容为“新中国的试管”。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的堡垒;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依然是共产党解放军在华北的巩固堡垒，它为后来我们党定都北京，作出了十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