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解构西方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
——以昆明和伦敦暴恐报道事件为例

蔡善文（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1363）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解构西方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
——以昆明和伦敦暴恐报道事件为例

蔡善文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1363）

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的，蕴含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论文通过西方主流媒体对中英同一性质新闻事件的报道，运用分类、情态及转换等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探讨语篇中意识形态倾向，揭示隐藏在新闻报道语言背后的双重评价标准。

双重标准；意识形态；暴恐事件；批评话语分析

一 引 言

新闻的价值在于其真实性、客观性和广泛性，而新闻媒体作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需要通过客观事实或事件的报道传达一定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受众的舆论导向。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断增强，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量也日趋增多，尽管西方媒体上的中国镜像逐渐 从“俯视向平视”过渡[1]，但左右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西方媒体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负面新闻总是夸大其词，唯恐天下不乱，而践行其“双重标准”，混淆国际视听，脱离了事实的根本，这在中外发生的两起同类性质的暴恐事件报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014年3月1日晚，十余名穿着统一着装的暴徒持械在云南火车站对无辜平民进行肆意砍杀，共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类似的恐怖事件也在近一年前的英国发生过，2013年5月22日下午，两名非裔恐怖分子在英国伦敦伍尔维奇地区开车将一名现役军人撞倒后，持尖刀将其当场砍杀，其凶残程度令人发指。这两起暴力事件性质相同，都被定义为恐怖袭击事件；凶手作案手段类似，都是持刀砍杀民众；事件影响都令全球瞩目，引起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对这两件同类事件的报道，不少西方媒体却持“双重标准”来误导西方受众，转移公众话语权，与西方媒体一贯标榜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背道而驰。

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主要形式之一，新闻报道从来就不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受各种政治集团和权力集团的利益驱动[2]。许多英语新闻语篇公正客观的表面之下隐含着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受众的判断。这就要求广大受众以批判的意识去伪存真。

二 理论框架

根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Antonio Gramsci 1988, Jürgen Habermas,Louis Althusser等），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一直方兴未艾。有别于传统话语分析对语篇的社会属性的忽视，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旨在通过语篇的语言特点解析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来探究语言结构的意识形态意义[3]。同时受福柯（Foucault）的话语理论影响，批评话语分析还揭示了语篇与权力的辩证关系，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组成部分[4]。

在分析方法上，批评话语分析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等其它学科领域的理论汲取了智慧，延伸了语言的社会性。而作为语篇分析的一个分支，语言的使用形式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需要和个人的交际意图，以韩礼德(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自然而然成为批评话语分析最主要的方法论来源。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纯理功能帮助批评话语分析者以语义为基础考察语篇中的各语言成分的表意功能，有助于揭示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其概念功能通过及物系统中物质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来表达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看法；人际功能主要通过情态系统的阐释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说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推断等。而语篇功能则通过指称、结构衔接、逻辑连接、词汇和主位述位等将语言与信息充分汇成连贯的语篇并将它与语境相联系。基于此，本文着重从分类、情态和转换三个方面来试图揭示西方权力阶级如何通过新闻语言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探究西方新闻报道主体“双重标准”建构的途径及其产生的原因。

三 语料收集及对比分析

新闻语篇是批评话语分析最主要的分析对象，本文的语料来自于西方两家主流媒体英国The Telegraph 和美国The New York Times分别于2014年3月2日和2013年5月22日对昆明暴恐事件和伦敦暴恐事件的四篇新闻报道。这两家媒体都历来以公信力和权威性著称，其报道代表了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取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以批评话语分析为角度以期解读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原则。我们首先从它们的分类系统开始。

（一）分类

作为人类主要的认知手段，分类是指通过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5]。语篇的分类系统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对客观世界的命名和描述。但是语言绝非一种客观的分类工具，人们用它给事物加贴的标签不一定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特性，而是会受到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思想情感的影响[6]。通过词汇来给事物分类和定性是新闻媒体的惯用手段，认真考察语篇中对主要过程和核心人物的描述能帮助我们清楚了解说话人对相关事件的态度和立场（见表1）。

表1.英美新闻媒体对昆明和伦敦暴恐事件报道中词汇的分类情况

两起事件同样是手段凶残，都具有恐怖事件的明显标识，但对昆明事件的描述，英美两家媒体却不谋而合，每日电讯报用“持刀攻击”（stabbing attack）轻描淡写事件的恐怖性和严重性，纽约时报报道则将之定性为“刺杀暴力事件”(stabbing rampage),两者都没将事件的本质客观如实地描述出来。昆明事件中在现场发现了印有“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的 T恤、暴恐者持械伤害的是无辜平民，事后中国官方也第一时间确认为恐怖袭击，这些都为昆明事件的定性提供了言之确凿的证据，但是西方媒体的报道却对事件本质蜻蜓点水。相反，对待伦敦事件的报道，两家媒体都异口同声地将之视为“恐怖主义”（terrorism）,而且报道中多处用到了贬义词“barbaric”(野蛮的、残暴的)来谴责暴恐行为，类似的事件不同的报道行为不得不让人怀疑说话人对事实的偏袒。

对行凶者的定性方面，The Telegraph尽管承认这两起事件都是恐怖分子(terrorists)所为，但在昆明事件描述中，“terrorists”一词却打上了引号，可见其报道态度暧昧，并不真心认可是恐怖分子所为，同样是凶残地滥杀无辜，但是因为事件发生在中国，西方媒体潜意识中总是持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此外，在对行凶者的描述方面，英美两家媒体还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倾向，不管是将之描述为昆明事件中的“新疆分裂势力”(Xinjiang separatists forces），还是伦敦事件中的“穆斯林皈依者”(Muslim convert)或“尼日利亚裔”(family origins in Nigeria),在用词的选择方面，两家媒体都对行凶者给予了地域标签，但这种以偏概全的描写方式容易误导读者，将恐怖分子和新疆人民、穆斯林信徒、非洲人民划上等号，西方媒体对行凶者的地域烙印过分渲染，暗含了其煽动民族情绪、刺激宗教情感的嫌疑。

两起恐怖事件发生后，两国政府都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但是英媒The Telegraph对于中国官方所采取的多项安保措施和缮后工作只字未提，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中国政府无所作为的印象，而对于在其本国境内发生的同类事件却用了大量高情态值的褒义词如best,most professional等来彰显英国政府的高效应对能力，其报道有失偏颇的行为昭然若揭。The New York Times虽然对两起事件发生后相关政府的后续措施进行了大量描述，但是用词的选择上却实实在在暴露出西方媒体报道的双重标准。昆明事件发生后，多名高官连夜赶往昆明，采取有效措施追捕恐怖分子余孽，并在多地加强了安保措施，但是在西方媒体的笔中这种正常有效的反恐措施却被描述为是对少数民族的“镇压”（crackdown）和“滥用武力”(excessive force)，并使用了很多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如“fail”、“religious restrictions”等，这些词汇均含有其它引申义，会让读者在头脑中呈现中国政府专制、集权、暴力的负面形象，误导西方受众。相反地，对待西方政府的反恐措施却大量使用了积极词汇来进行褒扬。这种有失公正的报道方式违背了新闻客观公正的原则，其带有偏见的价值取向对于一贯标榜客观真实的西方媒体是极大的讽刺。

（二）情态

情态系统体现了语篇的人际功能，表达了说话者对事物认识的估量和不确定性，蕴含了说话者对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与权势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批评语言学家辛斌[7]曾指出，通过考察语篇的情态意义，一是能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二是能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直接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在批评话语分析中，情态除了通过情态动词、情态副词和情态副词表达外，还可以通过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和转述引语等来体现。本文将着重从情态词和转述引语两方面来探讨其情态意义与权力意识的关系。

1.情态词。在本文收集的四篇语料中，报道者没有像以往的新闻报道在语篇中运用了大量的情态动词如must,will,can等，而是大多反映在情态副词或形容词上，出现的次数总共多达43次，而且在昆明3.1事件报道中的次数（28次）远胜于伦敦5.22事件报道的次数（15次），如：

例（1）It’s by far the worse incident of its kind in China…(The Telegraph)

例（2）Xinjiang region… was an alarming rebuff to the government’s vows… (New York Times)

例（3）…members of the Uighur minority are increasingly at odds with the 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例（4）Absolutely, it’s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New York Times)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这四篇报道都倾向于使用情态值高的情态副词或形容词，而且大多集中在对事件的评价和判断上，但是对待两起事件，其评判态度上却截然相反。昆明3.1事件报道更多地使用了含有有贬义的情态副词或形容词，引导读者将事件的发生归咎于政府的失责和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误，容易混淆视听，误导西方读者，评判有失偏颇。而在伦敦 5.22事件报道中高情态值的情态词运用褒扬了对待恐怖主义百折不挠的伦敦政府，高度批判了事件中的恐怖行为。作为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的行径，恐怖主义应是全人类的公敌，应受到世界人民的一致批判。两家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厚此薄彼的评论显示了部分西方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评判中国，对人一套，对己一套，以双重标准衡量事件，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公平、公正原则。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两家西方媒体在对昆明3.1事件报道中还多次出现了非叙实谓词（non-factive predicate）如“show”、“vow”、“believe”、“likely”、“appear”等。非叙实谓词的使用表明对其后面的补语从句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不确定。可见，媒体报道者在昆明3.1事件报道中倾向于选择这类谓词，说明他们对于其本身的报道或评论的真实性不能予以确认，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这恰恰暴露了西方媒体价值观的虚伪性。

2.转述引语。为了显示报道的客观性，新闻语篇还会引用大量的转述引语，通过借用他人话语陈述来增添报道的现实感和真实感。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消息来源(news source)和转述方式(reporting mode)两方面。

真实是新闻报道的首要特性，因此，在报道中报道者往往会引述别人的言论、观点或意见来交代事件的来历。从类型上消息来源可分为以下三类：(A)明确消息来源，即引语的发出者有名有姓；(B)模糊消息来源，指引语的发出者并未直接点明，如“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passers-by said…”等；(C)不指明消息来源，即常使用被动结构如“It is reported/said…”来隐瞒来源的真相或表达对消息来源的不确定性。在转述方式上，直接引语(direct speech, DS)和间接引语(indirect speech,IS)之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转述者引述原话的形式和内容。

表2.英美新闻媒体对昆明和伦敦暴恐事件报道中消息来源和转述方式的分布情况

从表2可看出，在昆明3.1事件报道中，两家英美媒体都能指出明确的消息来源，看似引语的使用有更有据，具有说服力。但是仔细分析，在昆明3.1事件报道中的消息来源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引述了中国官方机构的话语如Xinhua来陈述事件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消息来源Xinhua注释上特别强调出处是一家中国国家新闻机构（state news agency），对消息来源的特意强调恰恰暗示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官方报道的不信任，持怀疑态度；另一出处两大报社都邀请了专家和民权分子代表各抒己论，从表面上看，各方观点看似有理可据，但选择的对象却是别有用心，其中The New York Times引用了来自“世维会”发言人Pilxat Rexit的话语来扭曲事件的真相，批评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抹黑中国政府的形象。众所周知，“世维会”是疆独分子领导的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其身份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可见西媒在报道中的别有用心。此类信息来源在伦敦 5.22事件中却没有出现，而是大量集中在模糊的消息来源上。虽然模糊的信源会降低信息的可靠性，但在伦敦事件报道中这类信源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通过目击证人来再现事件的过程或通过英国各政要谴责事件的暴力行为和政府的诸多积极有效的安保措施，无一例外都突显了报道的客观性和执政者的有效执行力，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在转述方式上，四篇报道都倾向于使用间接引语来对他人的话语进行整理加工。与直接引语相比，间接引语缺乏原话语的忠实性，更具有主观性。例如：

例（5）Xinhua quoted the Kunming city government as saying evidence at the crime scene showed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by Xinjiang separatist forces. (The Telegraph)

例（6）“There are strong indications that it is a terrorist incident,” Mr. Cameron said. (The New York Times)

以上例句都是中英政府机构或领导对两起恐怖事件的定性言论，但是在转述引语的选择上却各有不同。例（6）采用的是更具有表达力度的直接引语，报道者直接引用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原话，增强了语篇的权威性，表达了政府的反恐决心,对受众更具有语言影响力。而在昆明3.1事件报道中，例（5）则借用间接引语表达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定性和强硬态度，削弱了语势，同时也增强了报道者的介入程度，不能更全面客观地传播中国政府的声音，弱化了其影响力度。

（三）转换

批评语言学不仅关注语义的研究，还通过被动化(passivization)和名物化(nominalization)来分析语篇中的句法关系。名物化是用名词性成分来替代动词结构或句子表达动态的语义，通过去除情态成分、模糊时间概念和掩盖参与者等来重构读者的理解方式和理解内容。

与其它类型的报道相比，新闻报道中较多地使用了名物化，旨在让语篇神秘化，从而掩饰说话人或作者的观点及相关权利关系[8]。例如：

例（7）China Blames Xinjiang Separatists for Stabbing Rampage at Train St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例（8）‘Barbaric Attack’in London Prompts Meeting on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以上两个例句是The New York Times对昆明3.1事件和伦敦5.22事件的新闻报道题目，很明显两则标题都运用了表达动词含义的名词形式如“rampage”，“attack”和“terror”，这些名词化的运用能使语言简洁明快，符合新闻标题言简意赅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报道信息通过名物化将过程或特征转化成了状态或实物，改变了焦点信息，从而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影响读者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例（7）潜意识中引导读者将昆明火车站发生的这起事件归结为是一次偶然性的暴力事件，掩盖了事件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恶劣性质。而在例（8）的报道中则将视觉焦点汇集在“terror”（恐怖活动）中，博取读者对伦敦事件的同情，以此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反恐支持。可见，这种以过程到实体以名词替代动词为主的转换表面上传达了报道的公正性，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报道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从而影响读者对事件的本质认知和正确判断。

四 结 语

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入手，以纯功能理论为框架，通过对同一类性质事件的西方媒体新闻报道来探究西方主流媒体是如何传达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读者进行价值判断。通过对收集语料内容的分类处理、情态分析和转换表达等研究发现新闻报道无法摆脱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有色眼镜，以公平公正公开标榜的西方主流媒体也不例外。西方媒体仍是采用双重标准来报道新闻事实，通过语言形式和词汇选择明示或暗示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不当，纵容袒护中国民族分裂势力的恶劣行径，挑动不应有的对立情绪。但对待在西方发生的砍杀事件西方媒体则是矛头一致地指向恐怖分子，严厉谴责，以博取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同情。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形态决定意识形态，中国近三十年的迅速崛起让不少西方政客担忧其宗主国地位会逐步丧失，借用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传达，“妖魔化中国”比“民主化中国”更能获得西方统治阶层的青睐；二是长久以来，西方媒体为西方塑造了一个为世界带来自由、和平、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形象，而“他者”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往往局限于落后、混乱、专制等的负面形象，也能更好地成为西方美好形象的反衬。语言不是客观中立的传播媒介。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通过自身的新闻报道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引导正确的国际舆论导向。

[1]刘笑盈等.俯视到平视:外国媒体上的中国镜像[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5.

[2]辛斌.批判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53.

[3]常丽娟.批评性话语分析评述[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9, (1):65-66.

[4]纪玉华.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49-151.

[5]Fowler,R.,Hodge,B.Kress,G.& Trew,T.Language and Control[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210.

[6]辛斌.批判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65.

[7]辛斌.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4):2-4.

[8]Fower,R.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

（责任编校：张京华）

H030

A

1673-2219（2015）08-0164-04

2015-05-23

蔡善文（1982-），女，江西南康人，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讲师，硕士，从事功能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