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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智慧都在思想中

智庫（Think tank）俗稱思想庫或智囊團，大多以“研究所”或“學會”方式作為名稱，是對政治、商業或軍事政策進行調查、分析研究並提供策略的機構。智庫這一概念起源於二戰，當時以討論戰略和作戰計畫的保密室開始，後擴大引用在形容那些民間軍事研究機構和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的非政府研究機構上。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發展，到上世紀70年代，智庫的概念突破軍事和國際關係範疇，廣泛延伸到從事致力於解決政治、經濟、社會等公共問題的研究組織。

而智庫作為“非營利的公共政策研究產業”，是相對獨立的組織，從事跨學科的研究，這個組織宗旨是試圖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有基於此，不難發現，智庫的三大特點：

一、智庫在學術研究的知識領域上必須超然於政府之外，但研究產出卻常被導引而與政府的需求相配合。

二、智庫的目的事業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但卻是“策略性的研究”。

三、不少智庫有特定的政黨偏好，與某一政黨互動頻繁。

由此可以發現智庫連接了政府、政黨與公眾，成為了官方與民間、政策與學術間最佳的互動橋樑，特別是在公共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智庫既是政府決策者政策理念的主要來源又是政府公共政策議案的評論者，廣為公眾熟知的，比如美國總統上任發表的演說，一出臺就被各家智庫專家、評論員廣泛評論與提出對策。

同時智庫作為政府政策方案執行的評估者也成為了政府甄拔高級官員與專家的人才庫，觀察美國著名智庫，不難發現民主黨人、共和黨人不僅可以和諧相處在一個智庫中，其中不少都是前任總統的頂級智囊或者國家關鍵政策的建議者，因而也稱得上是政治人物的避風港。

當然智庫也需要提供不同的研究產物，例如：大學類智庫，傳統上以出版專書與專題論文的研究為主。契約型智庫（例如：美國著名的蘭德公司），主要是為特定的機構提出研究報告。而倡導型智庫，則是出版許多摘要性的待審法案之分析報告，從而在一段時間內影響決策者。創立期刊，影響政府決策，鼓勵智庫學者撰文發表觀點，甚至直接參與到政治系統的諮詢中去，都是智庫發揮關鍵影響力與提升知名度的方法。

從1831年在英國成立的“皇家聯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起初偏向軍事領域，側重在海戰和軍事理論。到1916年，布魯金斯學會在美國華盛頓成立，以“促進美國的民主，促進美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社會安全和社會機遇，以及保證一個更加開放、安全、繁榮和合作的世界”為宗旨，在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擁有類型各異、數量不等的智庫。環視歐美，不難發現，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義大利國際事務研究院、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МГИМО）等都是一國所依賴的重要智庫；而在亞太地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等也是實力雄厚的傳統型智庫，而這些智庫的實力又如何，又是怎樣的地區分佈？

全球智庫排行榜：

中美龍虎尚未鬥

日前，在全球享有盛譽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和公民社會研究項目”公佈了《2014年全球智庫報告》，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依舊名列榜首，這也是其連續七年蟬聯冠軍了；而在全球智庫前150位的排名中，中國大陸的7家智庫上榜，中國社科院位居第27位，是排名最高的大陸智庫，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作為成立不到三年的新型智庫衝進排行榜中，成為最大的黑馬。而從總量上看，大陸憑藉429家智庫，數量已經位居全球第二，但相較於排名第一的美國，數量還不及四分之一，至於影響力部分，恰如外界不少觀察家而言，大陸頂尖智庫的成長路依舊漫長，習近平主席的公開呼籲更顯示出中國構建高端智庫的迫切需要，未來中美合作與競爭將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激烈展開，雙方智庫也將在中美龍虎鬥中發揮重要角色。

根據這份報告可以清晰地瞭解目前全球智庫的分佈情況（詳見圖1），北美地區數量獨佔鰲頭，歐美的智庫實力也遠超亞洲和歐洲地區，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分佈失衡狀況，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各大洲與地區的發展失衡問題。

而根據全球智庫150名榜單（圖二），在全球前10位的榜單中美國佔據六席，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位居第3位、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居於第4位，英國傳統智庫皇家國際事務所則穩居亞軍寶座。

在前150名的智庫榜單中，有7家中國智庫入圍，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而這份由1500多家同行機構、來自媒體、學術機構、公共和私人捐助機構的專家以及全世界的政府作出評估的年度報告，也許能給處在“智庫熱”的中國智庫帶來些許冷思考，而連續七年排名第一的布魯金斯學會究竟又是如何運作，享受國際智庫最高榮譽的呢？

布魯金斯，政策代名詞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國著名高端智庫之一，主要研究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與發展、都市政策、政府、外交政策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等議題，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其前身是1916年創建的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其使命是成為“第一個致力於在全國層面上分析公共政策問題的組織”。歷史上，布魯金斯學會為美國制定“馬歇爾計畫”和建立國會預算辦公室做出了貢獻，並對解除規章、稅收改革、福利改革和對外援助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而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其最高決策層是董事會。目前董事會共有83名成員，組成成員都是美國甚至國際著名的企業家、銀行家和學者。在設置與管理上，該學會遵循企業管理的方法，由總裁負責。總裁是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首席執行官，負責推薦研究項目，批准出版，挑選研究員。由行政辦公室、總顧問辦公室、總經理辦公室等三機構來支持總裁工作。

在總裁之下，學會的構成分為行政管理和學術研究兩大部分，行政管理部分由5個部門組成，即財務部、運營部、聯絡部、發展部和出版社；而研究部分根據研究領域劃分為五個部門，分別是：外交政策、全球經濟與發展、經濟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每一個部門由一名副總裁主管，並下設若干個研究中心。具體而言：

一、外交研究部下設：塞班中東政策研究中心（包括設在杜哈中心的）、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包括設在北京的中心）、美國和歐洲研究中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外國境內流離失所者項目、拉美倡議、21世紀安全與情報中心。外交政策部是布魯金斯學會中獲得預算最多的研究部；

二、全球經濟與發展部下設：發展援助與治理倡議、拉美經濟與社會政策倡議、非洲增長計畫、統一教育中心；

三、經濟研究部下設：英格堡醫療照顧改革中心、兒童與家庭中心、社會動態與政策中心、退休保障專案、布魯金斯城市稅收政策中心、漢密爾頓專案、商業、政府和創新倡議；

四、城市政策部下設：大華盛頓地區研究計畫；

五、治理研究部下設：布朗教育政策中心、技術創新中心、行政教育中心。

整個布魯金斯學會是圍繞著研究而運轉的，其他非學術研究部門都是為研究服務，因研究而存在。對於布魯金斯學會而言，研究成果的高品質是整個學會的生命，布魯金斯學會的生存和發展就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像其他著名智庫一樣，布魯金斯學會是一個政府官員後備人才的蓄水池或儲備庫。許多官員在任期結束之後，會轉到這裡工作，一方面利用他們在政府部門工作過的經驗和人脈關係來從事研究，另一方面，在此做“充電”，為今後有機會再度進入政府做好知識儲備。這就是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之間常見的“旋轉門”現象。

以近期為例，傑佛瑞·貝德（Jaferey Bade）2002年從國務院退休之後，到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擔任主任，在奧巴馬競選總統之時，他在人們普遍不看好奧巴馬的情況下，選擇支援他，成為他的亞洲和中國政策顧問，並在奧巴馬當選之後于2009年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亞洲事務主任。兩年之後，他離開白宮重返布魯金斯學會任資深研究員。現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曾供職國會、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著名中國研究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是密執根大學的教授，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部主任，待他重返學術界後不久，選擇了在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工作，曾擔任過中心主任。

“品質、獨立、影響”更是布魯金斯學會的堅持九十年的信條，長期的高質量的研究報告影響了一個世紀美國的公共政策與對外政策；憑藉著獨立客觀的研究，不受民主、共和兩黨的輪流執政的影響；通過積極地傳播與論述，強化其全球影響力；也正是這樣的堅持讓這個世紀智庫歷經歲月洗禮，更顯創新活力，也是其連續七年蟬聯冠軍的根本原因，對於急需要發展智庫文化的大中華地區，大陸、澳門、香港、台灣而言，布魯金斯學會無疑是一個最佳典範。

提升智庫，讓政策更完美

隨著全球化、知識化、網絡化時代來臨，任何一個國家、地區政府在治理時，不僅政策需要與時俱進，更要因應內、外在環境變化與走勢，規劃出更具前瞻性、創新性的政策，來引領社會發展，應對更多挑戰。“小政府、大民間”的理念已成為全球流行的治理模式，強調政府資源雖有限、但民間力量卻不可小覷，在國家與地區長期政策研擬規劃過程中，如何促使智庫充分投入參與，並且有效發揮其功能，是提升國家與地區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環視兩岸四地，中國大陸的崛起帶動區域發展，“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吸引國際關注，卻也引發大國角力，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瞭解和平崛起的大國的是一大挑戰；澳門賭收下跌近一年，社會上對於博彩檢討、未來經濟發展路徑多有迷思；香港社會圍繞陸港兩地矛盾與整改議題，社會停滯不前，爭論不休，內耗空前；而台灣在苦悶的政局中又將迎來2016的大選，屆時島內民生政策與兩岸政策將受到空前檢驗；這一切的挑戰何不藉助智庫的力量去思考如何化解，如何讓社會更加前進，讓政策更加完美！

（部分資料數據來源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澎湃新聞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