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新機遇，生動演繹中國故事

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將“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首次寫入最高决議以來，外界普遍認為中國智庫的發展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智庫時代”也悄然開啟。然而智庫的發展却並非一帆風順，政府與智庫間的關係一時難以理順，傳統智庫也面臨重重困境。

現實之殤，造就習大大期待

過去兩年多來，智庫在中國如雨後春笋般成長起來，却也暴露出“智庫”概念泛化、大躍進等不良趨向，不少純學術和教學機構被迫增加“智庫”功能，運營艱難，將教學、學術與政策研究三者雜揉，沒有分際；一些商業諮詢公司也自我標榜爲“智庫”，令智庫行業變得魚龍混雜；一些新建智庫更加入戰局，爲提升知名度，不惜用嘩眾取寵的方式博得大眾關注。看似一團火熱的智庫發展潮，卻真實地反映了當下中國“智庫躁進”的現象，加之傳統遺留問題尚未解决，故而智庫發展多成爲現實之殤。

伴隨著大國崛起的浪潮，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强，官方、企業、民眾都不斷“走出去”，用行動開啓中國對外交流的新時代，但作爲政策重要推手的智庫，其國際化進程卻相當滯後，遠遠沒有走出去，更呈現出四大缺陷：

一是中國智庫尚未形成走出國門的全球組織力，對各國情况的瞭解十分有限，對一些中等强國的瞭解與跟踪嚴重缺乏。反觀美國，頂尖智庫智庫例如布魯金斯學會、卡耐基和平基金會、蘭德公司等均在全球主要國家設立分支機構，但中國智庫却沒有。中國智庫學者也鮮少常駐國外知名智庫，從而造成對他國的國情的把握嚴重欠缺，直接影響了中國對外政策有效性。以不斷動蕩的烏克蘭局勢爲例，中國真正研究烏克蘭經濟、金融與政治以及相關中東歐事務的專家非常少，導致中國對烏克蘭變局把握與政策應對常常捉襟見肘。

二是中國智庫尚未形成主導他國的國際感召力，缺乏構建全球對話領先平臺的必要實力，也缺少與國際政要名流對話的智庫知名學者。當下全球最著名的論壇，如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達沃斯論壇、財富論壇等，背後都是歐美一流智庫的運作與支撑。近年來，中國智庫與相關組織對博鰲論壇、夏季達沃斯論壇等相當重視，但影響力却不足覆蓋全球。

三是中國智庫尚未形成幹預全球的話語塑造力，無法主動構建國際主流輿論與設置重大國際議程，還無法創造重大戰略名詞或學術理念。歐美一流智庫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拋出一些全新詞匯，諸如歷史終結、G2、利益攸關方、巧實力、金磚國家、財政懸崖等，中國智庫只能隨著起舞。面對由歐美智庫主導的各類“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智庫學者只能被動反駁，窮于應付。

四是中國智庫尚未形成參與國際組織的人才輸送力，還沒有形成能够參與重大國際交流的人才儲備，更沒有形成“智庫-政府-國際組織-智庫”式的薦才聚賢機制。歐美智庫、政府、國際組織之間早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旋轉門”機制。

在國際關係中，也正因爲中國智庫的短板，造成歐美國家依然長期主導世界格局，掌握各大國際機構與區域機構的話語權，也因此帶來了習主席對於今後五到十年內建成50到100所中國頂級智庫的期待。

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新型智庫的構建呼聲日益强烈，從資深媒體人，到參與籌建新興智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界有不少關注，其實近年來，人大不斷創新，及時瞭解新生事物、積極改革更注重多元包容；而重陽投資在多年發展中秉持成熟金融投資理念；隨著整體國家戰略上，智庫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由此就産生了傳統教育機構與社會新銳力量融合的産物，“人大重陽”就這樣在外界諸多支持下，開始了新型智庫的創新和探索之路。

而作爲新型智庫，有別於傳統的商學院或智庫，我們希望“人大重陽”多一點家國情懷，多一點創新精神，多一點職場素養，多一點關注細節，多一點相互理解。智庫核心運作團隊人員背景更是豐富，有來自黨政機關、媒體、智庫、證券公司、外企、海歸、銀行、商業網站等多個系統，開放多元、包容創新的環境也讓智庫本身不斷進步。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下形塑了“人大重陽”作為新型智庫的三大特點：其一，國際化：聘請了來自10多個國家的76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爲高級研究員，與近30個國家的智庫開展合作關係，是首個擁有全職外籍雇員的中國智庫，每3個月主辦一次超過十個國家參與的國際化論壇；其二，團隊發展與社會支持；其三，高産的政策報告以及高層的影響力。單單過去一年就出品了各類研究報告100多份，在重要議題上報送中央內參14件。我們也希望在國家發展高端智庫的浪潮中能够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兼濟天下。

中國，應該這麼講

從跨國互動層面看，中國智庫國際化的進程還遠遠不够，無法爲中國參與更多的全球事務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撑，因而走出國門就成為基於現實的强力需要，但智庫學者走出國門，更要學會精彩生動地演繹中國故事，單純的學術會議中“你講我聽，我講你聽”的模式根本無法解决國際社會對中國情况的瞭解需求。

2015年4月底、5月初，我先後兩次前往參加在波蘭卡托維茲舉辦的歐洲經濟大會和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辦的“16+1合作與‘一帶一路”國際研討會，並分別做了主旨發言，當時更受到了在場中東歐國家聽眾的廣泛認可。在互動中，被多次提及的就是中國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究竟能够爲中東歐國家帶來哪些實際利益？這樣的問題就考驗了中國智庫學者的論述能力，在這樣的國際平臺上如何更好地演繹中國，講好中國故事便成了關鍵之舉。

在匈牙利的研討會上與會嘉賓約100人左右，大多是來自中東歐國家的學者與企業家。如何用更加務實、以及數據為學者和企業家講述中國就成了重要挑戰。開門見山，我就直接談起中東歐國家最關心的問題是，“一帶一路”到底能給中東歐國家帶來什麽好處？“多麽務實的態度啊！不過，我很喜歡。”現場聽眾會心一笑，頓時拉近了與聽眾的距離。然後，話鋒一轉強調中歐關係發展的重點：“當務實利益取代意識形態，成爲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交往邏輯時，本身就是雙方關係的進步。”

緊接著從“五通”的角度詳細說明了“一帶一路”的好處。舉例說明北京開通到布達佩斯直航，將每年約送4萬人直飛至布達佩斯，按中國人在巴黎人均消費3000美元算，中國人旅游將爲匈牙利創造年均1%的GDP；比如中歐之間有貨運專列10多類，數百趟貨運列車來回，但大多數專列滿載來歐，空車回中國。“該賣點什麽給中國人？賣什麽，中國人最願意買？賣什麽最能體現中東歐國家的優勢？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這些設問和數據都直面問題，又很有說服力，引起了在場人士共鳴，會後仍有許多人士繼續與我詢問相關政策。

而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也是幾乎每周都有不少外國人來訪，當中不乏外國大使、公使等高級外交官，外國智庫學者，青年學生等。與過去不同，他們都非常密切關注中國最新政策主張。因此，對中國智庫學者而言，針對不同聽眾及其接受程度，應當采取不同的講述方式來和世界溝通中國的最新政策主張。

長期以來，我國耗費大量精力做對外傳播，收效甚微，但與美國的對外傳播相比，中國外宣工作最大的缺陷在於沒有充分發揮智庫的作用，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整套能够說服國外、並廣被接受的中國叙事。例如，美國通過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論”等智庫學者的理論詮釋與對外叙述，在全球掌握話語權和主導權，中國和其他國家學者只能被動成爲“傳聲筒”，因此智庫學者的論述能力與內容更加有了現實需要。

相較於傳統的學術學者，智庫學者的評述更貼地氣，更能形象生動的講述一些故事。比如，美國智庫就用過“利益攸關方”、G2來形容中美關係；用“屠龍派”、“擁抱熊猫派”來形容不同的對華政見者，貼切又易傳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如何“精彩論述”也成爲了中國智庫學者的一門必修課。

網絡時代，智庫也要快

其實，智庫（think tank）興起於一戰以後，當時坦克（tank）作爲主要武器第一次大範圍運用於實際作戰，因此智庫本意是“思想坦克”，實際上蘊藏著思想的進攻力、干預力的含義。但中國人對“智庫”概念似乎沒有從社會干預力、國際博弈的角度來理解，而是集中於學術研究層面，把做好研究，提供優質的决策諮詢報告當成重責大任，往往忽略了對外品牌、話語傳播與國際交往。

在現今激烈的國際競爭背景下，加之互聯網時代信息的泛化與快速傳播以及國際交往頻率的加速，智庫管理單憑學術精英是遠遠不够的，還需要加入更多的綜合人才，特別是兼具研究能力、國際視野、行動偏好與傳播認知的統合型人才。在歐美一流智庫，通常都有一個副總裁級的負責人主管媒體傳播與品牌推廣，有的還會再設一個副總裁級負責國際交往。這兩位負責人不一定研究能力突出，但一定具有超强的傳播經驗與國際交往能力。而中國智庫在人才培養上相當不足，因而也難以直接塑造全球話語的行爲力。

我常用8個字形容智庫的四類功能：一是諮政，即爲國家出謀劃策。二啓民，智庫研究成果要發表，要讓公眾接受，教育大眾。三是“孕才”，即培養真正的治國精英。四是伐謀，智庫“伐謀”是大國崛起的標配。而這幾大功能往往都需要藉助媒體、網絡這些必備工具來傳播。人大重陽的優勢，也恰恰就是充分進行思想傳播。其實，在中國，2009年開始進入互聯網2.0時代，就是出現了諸多交互性的網絡工具。比如，微博，一時間成爲中國信息傳播與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動力，多年來流行的微博反腐，就是最佳例證。

而2013年，中國開始進入微信時代，微信用戶已超過5億，覆蓋中國大多數精英群。也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清晰交流地思想，傳播信息。如果說微博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制衡力量，那麽，微信更像是上下互動的政治傳導渠道。在微信時代，中國决策者與民意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無障礙化，“六維社會關係理論”在微信空間早已失效。

所以人們不難發現習主席或李克强總理常常公開引用網絡用語，貼近民意，加之官方媒體網絡化的趨勢增強，以及政府對自媒體的使用使得中國政府完全適應互聯網時代的政治治理。

因此，在新媒體網絡時代，智庫與媒體的結合，正在推動著决策機制進一步民主化、科學化。而習主席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强調智庫的重要性，更頻繁地邀請智庫學者進入中南海講課、討論問題，可見本届政府比過去更善於運用與采納來自專業政策研究者的建議。也正是這樣的不斷學習、包容尊重的中國氛圍必將擊敗“中國崩潰論”，讓中國的未來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