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邁向一流智庫，誰人之觴？

卜樂

中美智庫，風格迥異

智庫在世界各國社會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很多政策趨於合理，也是得益於美國的大量智庫，其智庫是目前全球發展最為成功也是最成熟的模式，其中知名智庫不乏少數，例如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等。而智庫的類型又可以區分為經濟、政治、公共政策、國際關係等方面，談及類型與特色，當前智庫運營較好的就是美國。目前，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對全球智庫有過相關梳理研究和排名，其中排在前十名的大多是美國智庫，當然英國也有著名的（Chatham House）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而走進美國的知名智庫，可以發現其中人才濟濟，很多資深研究員都曾經直接參與過政府決策，再藉助“旋轉門”式的機制安排，諸多政治任命退下來的政府人員又進入智庫服務，利用已有的豐富經驗和智慧幫助政府找到更加合理的政策，而美國的這種運作模式其實是較為合理的安排，讓智庫扮演了不是政府卻又貼近政府的角色，與政府間保持廣度的良性互動，雖有黨派色彩，又能相對獨立，因此其智庫發展走在了全球前列。

而目前國內的智庫發展缺陷也能凸顯美國智庫的優勢，因為實際運作中，國內的智庫大多是政府部門或者準政府部門，負責對政府的相關政策進行系統的解釋、宣傳、合理性詮釋，當然也有些政策性建議，但很少能夠擁有獨立於政府之外的那種功能，當然國內還是有些內部智庫，主要對各種信息進行梳理並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以供對內決策參考，外人無從知曉。而在美國，智庫不僅要從事高水準的政策研究，更要對重大問題進行長線思考，並肩負著教育公眾的重責大任，從而影響整體決策。因為在政府首腦民選的社會中，公眾的輿論直接影響了政府的決策取向，所以很大程度上，智庫的另一種功能就是社會功能：引導公眾，幫助公眾更為理性地瞭解某一個問題，而不是孤立的講一個主觀的觀點，從此看出智庫的功能不僅只對決策層起作用，而且也藉由公眾的渠道能夠使公共政策更加貼近社會。美國大多數智庫都能夠出色的肩負起社會功能從而發揮關鍵影響力，雖然不排除智庫中有資深研究員在內部直接參與當時政府的決策制定，但是基於保密需求，不會當時直接向公眾透露，但美國智庫從事的多數事情都是公開透明，這也是其一大特色。

由於諸多原因，中國大陸的智庫發展相對滯後，經常出現“有智無庫”或者“有庫無智”的尷尬局面，普遍存在各類智庫研究的同質性很高，再加上探討、研究問題的人力投放不夠，導致中國現在的公共政策制定經常會出現一些不必要的失誤，付出更高的社會成本。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智庫是使得國家的公共政策、對外政策更加合理，更加高效，更少彎路，更少失誤，更容易被社會接受，而不是加重政策負擔。智庫與決策者關心的問題有一個明顯區別，決策者更看重眼前的問題，希望就當前棘手問題找到答案，而智庫在關注當下問題的同時，更加從中長期的視角思考問題，提出長線發展規劃，透過思考一些大問題，來引領未來發展。當然也需要關注當下現實，但更側重中長期，因為智庫在其功能的設定上就是關注中長期、長視角、寬幅度的問題。實際上，在中國，有很多智庫機構也不乏研究人員，但是缺乏深度的研究報告出臺，當中自然存在幾個問題：第一，高水準專業人才缺乏；第二，機制上更多的受政府管控，研究思路受限，影響智庫獨立思考；第三，中國智庫在行政體制上不知如何搭建，官方智庫與高校研究機構行政化現象較為嚴重，忽視了讓學者選擇自己認為重要的課題進行研究這樣的關鍵準則，在考核評估機制上並未向學者傾斜，學者在研究過程中獨立思考和政策支持均有相關限制；第四，就是在資金上，金錢來源單一，絕大部分來自政府直接撥款。而反觀美國大多是來自於民間捐助，智庫的領導會進行常態性的募捐活動，而且在美國的體制下也形成了有錢人願意通過智庫來研究某些特定問題的趨勢，從而形成良性循環，避免單一力量主導並幹預智庫的研究。

服務本土，推廣澳門經驗

而回歸到澳門本土，一直致力於邁向亞太區域內一流智庫的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肩負著服務澳門當下問題、服務澳門社會的責任。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澳門研究中心的自身定位有兩大基本任務：第一做好理論問題的研究，推進“澳門學”的研究和發展，從學理上梳理和提煉澳門經驗，尋求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體系，用構建地方知識體系來豐富對全人類具有價值的知識和智慧。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澳門本土學者結合當時內地研究澳門的學術力量就已經展開了相關研究，澳門基金會多年的大力支持也對“澳門學”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隨著回歸後，澳門本地的研究力量逐漸增強，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研究、梳理、提升澳門四百多年經歷和地方知識體系建立的進程，進而使我們能夠提煉出一些富有價值、具有全球學理意義的澳門知識體系。第二就是為澳門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建議，而且是有學理支持的政策建議，從而促進澳門社會長遠穩定和繁榮發展。

澳門研究中心在進行上述兩大任務之時，除了承接政府委派的相關問題，比較關注的就是澳門當前的一些社會民生問題、行政改革中的問題，例如：居民如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未來澳門中長期發展戰略，區域整合如何有效進行，澳門如何參與橫琴自貿區發展，澳門怎樣構建、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在中國“一帶一路”大的發展背景下，澳門又能扮演何種角色；中葡貿易平臺如何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升級和實體化等。可見涉及到澳門當下以及中長期發展的議題不在少數，也更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解決。我們希望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打造成為亞洲地區一流智庫，不僅服務本土，更能為世界政治、文化體系提供澳門經驗。而在具體操作層面，中心的編制人員並不多，更要重視自身作為一個平臺，如何吸納整合現有資源來完成相關探討。比如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有很多研究澳門的學者，涵蓋歷史、經濟、犯罪學、心理學等多個領域，而其他各個學院同樣擁有將澳門研究與世界研究結合的資深學者，以中心為平臺整合這些學術力量，以課題為導向，有利於更好地進行研究。在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探討中，需要跨學科的研究，用多學科、跨學科的力量來研究某一個問題也是當下全球智庫發展的總趨勢。中心在此方面大量投放資源，作為整合的平臺，整合教育、法學、工商管理、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大學院多方面的學術力量，針對澳門當前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如民生問題，如何一方面希望遊客前來澳門，另一方面隨著承載力出現較大壓力又如何解決。這些民生問題的研究與解決，成為澳門研究中心作為一個智庫需要深入思考的方向，因而中心在選題上更加註重澳門當下實際的問題，力求為政府與居民提出政策建議與方案。

回歸到智庫的另一個功能：社會功能。中心在對一些問題深入研究的過程中不斷公開自己的學術成果，更要引導公眾，邀請澳門民眾參與相關研討，使得對某些公共政策有興趣的公眾能夠更加系統、更好地瞭解相關政策，這也對政府的決策和整個社會發展起到一個良性健康的互動作用。澳門研究中心藉助每年多次公開的座談會、研討會，同時“澳門學”國際研討會先後在北京、里斯本、澳門等地舉辦。通過這些活動將澳門本土學者的研究成果向社會推介，給予公眾更好更全面地瞭解政策與研究的機會。

當政策需要面向公眾與政府時，往往就必須從最為社會關切的問題著手。時下澳門面臨的較為迫切的問題就是年輕人買不起房，公屋建設比較滯後，房價高企，成為制約澳門社會發展的重要瓶頸之一，因而房屋議題變成了公眾關心、政府棘手的問題，澳門研究中心就此問題接受了政府委託，展開了“澳人澳地”的調查，目前政策報告已經完成提交政府，政府也在根據多方意見進行系統評估，這對政府在解決澳門人置業購房難的問題上做出的未來決策具有參考作用。在這項研究中就成功結合法學院、社會科學學院、澳門研究中心的研究力量，從而完成一個系統的多面向的評估報告。當然中心也有很多類似的政策委託研究項目，甚至有些問題更加微觀，比如寵物的管理問題或者問卷調查某一個具體社會議題。其實，近年來澳門的公共政策進步不少，決策既要有效又要公開透明，能夠反映公眾的訴求，所以時常需要學者參與，提供智力支持。

獨立客觀，力求制度化

而這種智力支持，恰恰分佈在澳門多個智庫中，細分之下，澳門智庫可以分為以下幾種：第一是政府機構的官方智庫：例如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室；第二則是分散在幾所大學裡的智庫，比如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相關研究中心，在澳門大學內部也有多個研究所，包括博彩研究所、南國人文研究所、中國當代問題研究所、中葡關係研究所、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這些研究所都是高校智庫，其中綜合性研究澳門問題的就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第三類就是一些社團組織扮演智庫的功能，例如群力智庫等；第四類就是類智庫的組織，比如澳門學者同盟，澳門發展策略中心等，起到了准智庫的功能，實行沒有被制度化的准智庫的相關活動。總的來說，澳門官方、民間、大學的智庫數量是足夠的，但是否能切入當前問題的實質，是否及時提供高質量的研究報告，有沒有扮演民眾期待其扮演的角色，仍然需要深思。就此可以從兩方面看，第一智庫對政府公共政策確有影響，公眾並非對公共政策本身不滿，而是出臺的政策與其期待有了差距而產生不滿，第二學者在提供建議時是不是真正反映公眾最基本的訴求。外界多認為智庫的專家學者都只是在幫政府，其實不然，智庫的作用要相對獨立公正，政府給予智庫空間提交建議，而智庫提交的意見往往有些“逆耳”，而且政府本身在委託處理時沒有預設特定立場，所以政策建議的出發點都是對澳門長期發展有建設性。在實際的社會運作中，公眾與專家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確實存在實際差距，若是為了迎合民眾的需求，就違背專業性與獨立性的規則，也很容易陷入民粹主導政策的陷阱，因此社會仍然需要相信智庫的專業性（professional）。不可否認的是，也存在一個突出問題：研究團隊的水準是否能達到使政策同時讓政府與公眾兩方滿意，這也是澳門大多數智庫必須努力的方向。長遠來看，澳門的各類智庫需要提升整體研究能力與水平，否則難以滿足政府及公眾的期望與需求。

鑒於智庫在公共政策中的重要角色，澳門智庫發展長期處於相對不均衡的狀況，因而為了更多地培養一流智庫，制定一流政策，澳門當下必須強化智庫建設。第一，政府高層、大學高層加強對智庫的重視，有了領導層的重視，是未來的基本保證，通過常態化、制度化的建設，避免冗長的行政程序等。第二，則是在資金和人才培養上進行更合理的安排。目前政府對很多課題的發放過於分散，從一定程度上看這是廣泛瞭解民意的一種管道，但是重點應該向專業智庫傾斜，強化民意與專業性的對接，如此才能集中較為有限的資源，針對相關問題做深入研究；也有必要讓專業團隊有效整合，避免分散力量，與外界進行強化協調、協作，從而促進政策制定的科學化、專業化與民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