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抗战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战前许多问题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或获得解决,或获得新的认识,有了解决的可能。而战前备受诟病的所谓“新儒家”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因抗战而获得了思想的“新开展”,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儒家义理经过战争检验,获得了“革命性”更新,儒家学术以全新姿态重新归来。
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八年抗战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但中国的学术思想却没有因为战争而退步,反而因战争的强烈刺激,获得了外部动力,取得空前发展。那时,中国知识人为了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社会进步,坚守岗位,埋头苦干。无论生活环境困苦到何种境地,知识人都能结合抗战时期社会变迁,通过对伟大时代的真切体验,创造出非凡业绩。
中国哲人在烽火连天、四郊多垒之际谈思想,谈学问,有着久远传统,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国哲人的本色、风度。王阳明在“讨贼剿匪”的时候并没有停止他的讲学、思考。相反,“讨贼剿匪”的人生体验让他对思想有了不一样的感悟,讲得越来越起劲。湘军将领罗泽南、曾国藩,都不是职业思想家,但他们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也从思想层面思考过一些重大问题,并给儒家义理增加了若干新的因素:“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洛闽之术,近世所捐;姚江事业,或迈前贤。”此种亦战亦学的情形,大致反映了中国哲人的精神生活,他们并不会因为战争放弃思想,放弃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