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增收

高远东+张娜

摘 要：农村基础性、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催生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激活农村“三权”要素的资本化、证券化，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良性流动，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笔者采用中国1991—2011年的数据建立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的增收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均衡关系和显著的因果关系，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持久显著的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民收入；协整 ；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7.011

Abstract： Rural basic， productiv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can breeds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perfect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activate of capitalization， securitization of the rural "three right" elements， realize bidirectional benign movement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creased the farmers' income effectively. This paper analysed the effects of rura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on farmers' income using an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1991 to 2011.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re existed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nd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farmers' income， rur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could increase the farmers' income with strong endurance and greater efforts， and reduce urban-rural income gap.

Key words： rura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farmers' income； cointegration； variance decomposition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它是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仍在农村，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有巨大新增投资需求，所以必须继续夯实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稳住农村持续转好的发展局势，稳定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搞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仍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将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角度出发，分析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的增收效应。

舒尔茨[1]结合农村经济增长考察了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最早将资本应用于农业和农村领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基础设施等公共性很强的领域的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英国经济学家莫利特（J A Morrit）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农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关性，同时Mollet论证了农业的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正比关系。Antle[2]使用1965 年的农业总产出数据对19个发达国家和47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Queiroz等[3]通过对美国1950—1988年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的人均道路长度同人均 GDP 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农民人均收入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1965—1993年我国农业产出不断增长，其中农业科技投资功不可没[4]。正如其他学者研究发现，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5-6]。惠宁等[7]的研究发现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Prodrecca等[8]实证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张湘江[9]的研究证实。

农业收入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对于农民增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在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财政部科研所1996年研究发现建立新的涉农业务投资机制，扩大对涉农业务投资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孔荣等[11]从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业就业）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两个角度分别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整体上对农民收入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过程。这一研究结论同时也印证了姚耀军等[12]的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对效率呈递增趋势，但随后由于政策等原因农村固定资产投向农业的相对效率呈递减趋势，总体来说具有积极影响。 莫连光等[13]从增加农民纯收入的视角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展开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建设中搞好农业类固定资产投资处于重中之重，其次是科教类固定资产投资，最后是交通、能源等其它类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指出政府应加强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固定资产力度 [14]。

那么，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其直接与间接效应如何？笔者剥离了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综合生产水平及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通过建立动态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深入阐释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农村投资提供决策参考与经验支持。

1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

1.1 模型设定、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1.1 设定模型 研究农村固定资产投资（A）与农民收入（I）的关系，根据理论分析引入其他控制变量（X），建立以下函数模型：

1.1.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样本区间为1991—2011年的全国数据，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变化，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了重新的计算处理；另外，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的异方差性，笔者在剔除价格因素的基础上对一些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最终指标为农民收入指标lnI、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指标lnA、农村经济发展指标lnRGDP、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lnM）非农就业指标lnFN。笔者所采用的各原始指标的定义如表1所示。

1.2 实证分析过程

1.2.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使实证结果更加可信，防止“伪回归”的产生，本文对各个变量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采用eviews6.0软件，选择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法对本文实证研究部分所涉及的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nI、lnA、lnRGDP、lnM和lnFN在5%、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在5%、10%的临界值下都是平稳序列，因此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1.2.2 协整检验 协整是指多个非平稳经济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协整检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完全信息的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上文理论模型，我们采用基于回归系数完全信息的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变量序列间的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需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我们采用eviews中JJ检验的原始模型：

协整方程表明农民收入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综合生产力呈正相关关系，这与理论分析结果是一致的。但非农就业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没有得到数据证实。

1.2.3 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农民收入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非农就业比例存在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相互影响关系，需要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根据AIC和SIC准则综合判断，最优滞后阶数取2，表6汇总了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结合计量经济分析中F检验和P检验可得如下结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而农业综合生产水平和非农就业不是农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即非农就业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也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1.2.4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反应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可以了解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及其他控制变量是否为造成农民收入波动的主要来源及其相对重要性。基于Cholesky因子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的变化主要来自其自身冲击的影响，但该影响随着时期的延续逐渐减弱。在第二期时，农业机械拥有总动力量对农民收入波动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但随着时期的延续，从第三期开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波动的贡献率最大，并一直延续到第十期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波动的贡献率随着时期的延续呈递增趋势，这说明从长期看农民收入变动的主要因素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

2 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到了理论和实证的支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经济发展和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村固定资产的增加可以带来收入与投资的良性循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建设新型的城乡关系。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不仅体现在量的规模上，还存在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优化。第一，深化国民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消除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二元性，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第二，在加大农业政策和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加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统筹性管理，优化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引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流向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投资绩效；第三，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的政策引导效应，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第四建设并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市场，实现经济性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良性流动，激活农村生产要素的资本化步伐。

参考文献：

[1] T W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 Antle J M. Infrastructure and aggregat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 1983（3） ： 609-619.

[3] Queiroz C A， Gautam S. Road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diagnostic indicators[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2.

[4] Fan S G，Philip P.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53（1）：115-137.

[5] 倪心一.国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1992（7）：58-63.

[6] 许江萍.1991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回顾与思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2（11）：19-23.

[7] 惠宁，熊正潭.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基于198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5-52.

[8] Podrecca E， Carmeci G. Fixe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results on causality[J].Applied Economics， 2001（33） ：97-107.

[9] 张湘江.改革后我国农民收入和农业投资的相关分析[J].农业经济，1999（8）：24-25.

[10] 马铃，刘晓昀.发展农业依然是贫困农户脱贫的重要途径[J].农业技术经济，2014（12）：25-32.

[11] 孔荣，梁永.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9（4）：47-52.

[12] 姚耀军，和丕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绩效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4（4）：51-54.

[13] 莫连光，陈光焱.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农民纯收入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3）：82-87，144.

[14] 向琳，李季刚.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弹性评价——基于灰色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6）：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