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黄校长”的故事

聂涵今

十三年前，黄家坤在中国国际版权代理业的荒芜中开辟出了一片新沃土。如今由她一手带大的北京安德鲁在稳健发展的同时也为版代界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舒缓的音乐萦绕在装修精致的俄式老建筑内，和着透过窗户时被削弱了热度的阳光，氤氲出一种安逸恬静的氛围，仿佛几分钟前我们在布置紧凑的办公室里看到的一排排书柜和淹没在书堆中的员工们，都只是午后困倦时的幻象。在咖啡厅安静的一隅，黄家坤女士以一种英式的优雅将茶水倒上，开始讲述她与北京安德鲁的故事。

与平静诉说着的声音不同，这个在空白中开始的故事注定充满艰辛。带着出版人的使命与情怀，黄家坤选择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十三年的尽心经营，昔日的拓荒者一手建立起了中国版权代理界的“黄埔军校”。然而，这个故事还只是开始。在成功将国际版权系统引入中国后，她展望着更多高素质版代人才的涌现。

拓荒者的情怀与使命

在追溯故事缘起前，我们习惯性地询问了北京安德鲁的发展现状。从成人到少儿，从大众到专业，从英语到其他语言，还有每年约1000种外文图书的授权，安德鲁的表现无疑可圈可点。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艾丽斯·门罗的《逃离》、阿兰·德波顿《旅行的艺术》、贝尔·格里尔斯的《荒野求生》……黄家坤对公司挖掘、经手的畅销书如数家珍。当我们得知安德鲁在门罗获奖前就已将版权授出，忍不住问了一句后悔吗？

“这恰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体现了我们编辑的眼光啊。”黄家坤回答道，笑容骄傲而坚定，“做出版、做代理，是要有一点情怀的。”

她的选择便是这种情怀的诠释。

在经营国际版权代理事业前，黄家坤曾在出版社工作了9年。在她看来，中国不乏有眼力、有热情的好编辑，可单一的书稿来源却满足不了业内的渴求。2000年，黄家坤赴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深造。国外编辑异彩纷呈的选择，灵通的信息渠道，与国内出版界的凝滞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上，你要工作两三年从才能一个新编辑变成一个有稿子的编辑，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但在西方，有代理公司，你参加一个书展就会接触到许多书稿。我觉得版权服务体系的建立对中国编辑的组稿是极其有帮助的。于是我才决定变成一个书稿的提供商。”

在异国的天空下，她看见了自己在中国作为一位拓荒者的未来。

漫漫荆棘路

2002年，趁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宽松的发展政策，黄家坤带着安德鲁进入北京。在当时，“国际版权代理人”无疑是个全新且带有一些“文化侵略”意味的舶来品，这注定了黄家坤走上的是一条充满了不解与质疑的荆棘路。

“记得刚开业时，我的很多同行朋友说你真的确定要做这个特别不讨人喜欢的事？大家都不太喜欢版权代理人。到现在很多人也是。”说到这里，黄家坤的笑容有些无奈，“但这个职业在西方存在100多年了，肯定有它的道理。不试我觉得会后悔，虽然挣的工资不高，但就是一个愿望。”

为了这个愿望，黄家坤主动下岗，开始经营初生的北京安德鲁，一家仅有两个人的公司。英国总部也派了两个人来培训有些不知所措的她。从最基本的档案建立、合同管理，到数据库的安装、使用，都是手把手地从头教起。技术问题解决了，可国人对这一行业的不了解，又使公司面临困境。“没几个人来帮我，就觉得黄家坤没辙了，在国外混不下去，在国内也找不着好工作，就自己凑合弄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摊子，瞎忽悠完了。”

记得公司第一年参加书展，黄家坤守着两块展板，只见一些编辑老朋友走过来深情地拉过她的手说：“家坤，你可怎么办那？”这种种误解都让黄家坤哭笑不得，却也坚定了她的信念。

做版权代理赚钱既不快，也不多，版税预付金加上重印书版税，再乘上一定比率，它是图书出版链条中很小的一个利润点。一个版代公司若想存活，靠的是长期的投资与口碑。一般在国外，一家公司三年如果能回本，便基本上可以存活。而在中国，图书定价低印量少，营销更是不尽人意，北京安德鲁整整赔了5年才熬过低沉的日子。

没有收入，没有奖金，黄家坤得自己拿钱去给团队发一点过节费。公司员工来来去去，尽管并非黄家坤所愿，但北京安德鲁俨然成为中国版代业的“黄埔军校”。好在，一批批具有良好职业素质的国际版代人在磨砺中逐渐成长起来。如今，安德鲁有12名全职员工，20多名兼职翻译，他们维护着公司庞大的数据库，使出版社的编辑可以用中文迅速了解国际新书动态。“十多年来，作为出版界的‘媒婆，我们不仅让中国的出版人了解了版代机制，也为编辑们提供了很多额外服务，帮助大家与国外同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当然，我很坚持一视同仁，不会因为中国出版社而降低版权服务的标准。”黄家坤说。

“黄埔军校”的日常

出版社不懂国际版权贸易规则，安德鲁便手把手地教；出了问题，只要不是故意的，安德鲁也从不去埋怨，而是坐下来分析帮助解决。渐渐地，国内的出版社尝到了版权服务的甜头，加之中国出版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对版权贸易的陌生感也逐渐消弭。告别创业时的荆棘路，站在风光初现的坦途上，如今黄家坤更担忧的是一代版权人的培养，这也是安德鲁努力的一个方向。

“Boring（无趣）”，说起版权代理人的一天时，黄家坤蹦出了这个词。工作的琐碎是难以想象的，每天都有无数的书稿无数的邮件和电话，办公室里常常很安静，就像记者走进公司时，只有键盘声证明这个满目皆是书堆的地方确实有人在工作。

北京安德鲁的办公室内几乎都是女孩，她们有时自嘲是“安德鲁女巫”。为了应对高强度的工作，“女巫”们常年蜗居在狭小又有些压抑的办公室里，丧失了许多同龄人拥有的快乐。版税低，就得多卖，工作量也随之上升。每天至少十小时的工作，周旋于国内与国外的出版社和作者之间，面对着多重施压与人情世故的纠结，许多人在工作的第一年就撤下了。“中国孩子有时不太适应这种高强度和非母语、跨文化的工作。而她们又比较好强，比较尽责，每天都有负疚感。所以我们是more than boring（比无趣更甚），是very stressful（压力很大）。再加上国内的出版环境比较复杂，对版权代理的种种误解，管理机制的不健全，金融外汇体系和版权惯例体制与国外的巨大差异，有时一套绘本，19个作者和绘者，要38份原始授权书，而一本书的定价却只有两美金。或者一万多美金的预付金要拖延一年多才支付，惹得外方追到英国总公司去告状，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他们经历的挫折使我感到很内疚，但没办法，我们工作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之间。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长了，比同龄人更成熟，更坚韧，更能担当，更会沟通。”

留下的，都是精英；离开的，很多都成为各家出版社的版权业务骨干。黄家坤对此表示欣慰。记者认真地打趣说：“你们都成了版代业的黄埔军校了！”

“黄埔军校。”她重复了一句，似乎接受了这个有趣的比喻。

即便如此，在许多人眼中版权代理人仍不算是正当职业。家长不理解，学校也缺乏相应的课程。而做国际版权代理恰恰要求极高的职业素养，包括语言沟通能力、运营策划能力、出版知识、人文素养等等。为了改善现状，黄家坤计划明年在公司设立版权实习基地，为在校学生提供更多接触版权实践的机会，而且她还有个更浪漫的心愿：“等到安德鲁北京20岁时，我想在英国开个大Party，好好庆祝一下，在我们这儿待过的人全去！”

说到这儿，她开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