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的明史卡片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多灾多难，外族入侵，百姓颠沛流离，学术研究也难以获得一个安静环境。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先迁长沙，再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条件极为艰苦，郑天挺在此艰苦条件下，还得承担繁杂的行政事务。即便十分艰难的时期，他仍始终坚持研究，坚持教学。郑先生对明史的研究，多体现在这些卡片上，卡片多有抄录之日期，甚至具体时间、地点，从中稍做梳理，即可洞察郑天挺研读明史史籍之时代背景与艰辛。

一般来说，卡片上所记录的时间，一九四九年十月前的日期，多用民国纪年，如“25.4.6”，即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六日，也就是公元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后，都写公元纪年，都会加上“19”字样。乃是这批卡片纪年的特色。郑先生的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明史教学服务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为郑先生主持审查《明史》标点本工作，也留下不少卡片。这批明史卡片的记录可以说贯穿了郑天挺一生的学术生涯，而多数卡片皆记于他学术的黄金时期。他有时候也会写下记录卡片的地点，这样给我们展示了郑天挺研读史料的场景，从中我们可以感知郑天挺治学，真可谓随时随地进行。

有条关于《明太祖实录》的史料卡片记录于“28.10.21龙头村”，此乃标明卡片记录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昆明的龙头村。《郑天挺日记》详载这天的情况，曰：“九时上山，先至弥陀殿，更至观音殿，读《明太祖实录》，仅尽二册，并录其要。已至十一时半，闭馆时矣。馆中藏 《明实录》两部。一为广方言馆旧藏明钞本;一为嘉业堂旧藏明钞本。嘉业堂本即抱经楼本也。又有晒蓝本一部，北平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本也。真可谓美不胜收者矣，安得日日在此读之耶！”日记清楚介绍了当时图书馆所藏《明实录》之诸版本，字里行间显示其内心之兴奋与成就感，期待“日日在此读之”。当时西南联大偏居昆明，条件极差，郑天挺却依然沉醉于阅读史料、研究明史的兴奋之中。

“明太祖讨元檄文”条，详细地记录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读于昆明北郊龙泉镇宝台山上观音殿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别存书库”，这里所提及之“宝台山”，《郑天挺日记》有更详细的说明：“早餐后上山。山名宝台，不高而多树，小阜无数，满布青苔，锡予甚喜之。至弥陀殿阅中文书，阅读《解文毅公集》。十二时孟真上山来接，同归午饭。饭后，余复上山至观音殿，读《明实录》，五时下山。”不仅介绍了宝台山和阅读史料之情况，又提及与傅斯年、汤用彤之交谊。当时郑天挺住在傅斯年家，午餐时，傅斯年竟亲自去接他回来用餐。“明太祖不诋诮元代”的卡片，作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一日上午十二时读于昆明北部宝台山弥陀古刹观音殿，时警钟鸣，飞机翔空，试枪有声”。可见，当时日机随时侵扰轰炸，而且是元旦新年之际，郑天挺依然在史语所书库中读书做卡片。因为史语所乃是在宝台山弥陀古刹观音殿中，郑先生特地询问在书库工作之李光涛，“嗣询之李光涛先生，知弥陀殿与观音殿乃两寺，始建于洪武间”。查《郑天挺日记》，载录更详：

八时起，偕锡予登宝台山，至观音殿别存书库，方张书欲读，而丁梧梓至，谓孟真候余等早餐，乃复下山。与锡予以前日下乡，住孟真家，以主人太殷勤，又拟多读数卷，故盥漱毕，不别而出，不意更多一番上下也。早餐毕，再登山，已十时。读《明太祖实录》至十一时半。后闻飞机声甚烈，又闻试枪声三响。余谓锡予：“其有警报乎？”而不能决。语毕，而那廉君至，谓飞机四起，城内必有警报。未几，警钟响，未数分钟，警钟又响，知确有警矣。乡间以庙中大钟为警报，初响为警报;再响为紧急警报;三响则解除。乡间得讯迟，故钟声在飞机起飞之后也。

文字虽不多，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跃然纸上。当时的昆明，日机时常骚扰、警报长鸣，郑天挺与汤用彤因为临时来此地，暂住傅斯年家，“以主人太殷勤，又拟多读数卷”，故早早起床，前往图书馆读书。有关日机骚扰之记录，还经常能见到。又如“明初迁都之议”条之后曰：“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上午空袭警报未出，读此以宁静心意。”可见，一九四○年从年初到年尾，日机常来骚扰，空袭警报，时常拉响，郑天挺却依然在图书馆读书做笔记，“以宁静心意”。

“明中叶人民赋税之繁”录于“二十九年四月一日上午联大总务长室”。查《郑天挺日记》载：“四月一日  六时半起，八时入校治事。十一时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精神月会，请何淬廉演说。十二时月涵约淬廉诸人午饭。”可见，当天事务亦多，郑先生竟是在处理校务之余，抓空阅读明史史料，并做笔记。 “倭寇之原因”乃记于“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晨八时半录于昆明靓花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寓斋，时锡予来告有预行警报”。《郑天挺日记》这天载：“八时起，九时入校治事，又见预行警报旗。十一时至东北院上课。十二时归，小睡。三时入校，六时归，与孟真、子水谈，七时至邱家巷晚饭，十时归。检明人笔记，十二时就寝。”当天郑先生回家时已是晚上十点，但他还是再读了两个小时明代笔记史料。卡片有录于清晨的、午后的、凌晨的，几乎是见缝插针。地点亦多不同，分别录于图书馆、住所、总务长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郑先生行政事务极繁杂，还要承担不少教学工作，他不大可能有比较完整的读书时间，只能这样抓住一切空闲时间，利用一切场合，只要有可能，就读些书，做明史研究，即便是日军空袭之时，亦不放弃读书。晚上十时回家，依然还再读两个小时书，做几张卡片，就这样一张张卡片积累起来，一个个问题予以解决。从他的日记来看，几乎每天他都是晚上十二点才睡觉。就这样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地读史籍、录卡片、做研究。

在某些重大的日子里，依然见到郑天挺读史研究的记录。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郑先生当时是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主任，当天做了“徽州人与商业”、“明代高利贷”、“明代典当业”等学术卡片，史料分别来自《古今小说》、《醒世恒言》、《西园闻见录》、《警世通言》等白话小说之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做了“明代小说中的倭寇”卡片，材料亦来自《古今小说》。可见，依然是沉潜于读书治学之中。

有时候一张卡片上出现两个日期，即如“元末盗起及乱亡之原因”，上面写着“28.11.7定稿; 30.10.9日讲”，乃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一月七日改定，讲课则是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九日，将近两年以后才讲的。可见，郑天挺对于教学十分认真，准备时间很长，尽可能给学生们讲解自己多年研究的问题。有时候一个问题，准备时间相当长，即如“明初文字之元末纪年”一条，记录的时间几乎长达一个月，原始内容乃分记于十五张卡片上，时间乃为“28.12.3.—28.12.28”，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开始记录，至二十八日方结束，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每张卡片上皆记录摘录卡片的具体日期。可见郑天挺认真之程度，而明初文士对元朝的怀念，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学术问题，其中涉及宋濂、苏伯衡、贝琼、胡翰、王祎、杨维桢、解缙等人文集中的材料，可以说将明初重要文人的文集中相关史料皆摘录出来，呈现了相当全面的历史情况。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明初人对元帝统及明得天下之观感”，也是从这些明初文人文集中搜集出来的，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录的。又如《明祖训录》序，“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读于昆明北郊宝台山观音殿。下午四时半录竟”，“三十八年四月二十日重读录竟。北平西四前毛家湾一号信芳园”。乃是在西南联大时期首次抄录的，复员以后在北平再读重录。再如“河套问题”，其后言：“1956.11.9  晚以明日将述此，匆匆录之。既毕，忽忆及往年早经录过，检之果然，空费五小时矣。夜十二时书。 近长年不讲此，今年新大纲又列入，久忘矣。” 可见，对于复杂的问题，郑先生是经过长时间的阅读史料、研究思考，才慎重地做出卡片的。有时甚至花上几年，充分体现了郑天挺对于明史研究之重视与认真，对于明史教学之慎重。

可见，郑天挺对明史研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就一直坚持，不分场合，不管地点，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读史料、做卡片、做研究，不管是行政繁杂的时光，还是日机骚扰的时刻，一旦有空，他就醉心于明史史籍的阅读与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从而对明史做了精深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卡片。他研究明史，并非以发表文章为目的，而是为学术而研究，为明史教学而准备的。这与时下之不写文章不读书，读书是为了发表论文而准备之风气，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郑天挺明史讲义》，郑天挺著，孙卫国等整理，中华书局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