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大王”的荣耀与苦恼

沈嘉禄

陈国桢在北大、故宫办展，并向故宫等文化机构捐赠越窑名器，也是一种“曲线救国”。他想得很明白：只要越窑精品走出国门，就能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越窑名器直登龙庭，民间藏家金榜题名

进入深秋，本是北京观赏香山红叶的最佳时节，而此时遮天蔽日的雾霾令人退避三舍。不过故宫的游客依然熙熙攘攘，为庆祝九十华诞而推出的一系列展览无疑是一道道丰盛的文化大餐，令人眼花缭乱。策展人团队的节奏也把握得相当到位，上一波的亮点是《清明上河图》，这一波是一个高古陶瓷展览：“月染秋水——陈国桢捐赠暨珍藏越窑青瓷展”， 自10月21日起在故宫的斋宫揭开帷幕，果然人头攒动，观者如堵。

圈内人士都懂的，这个由民间收藏家提供展品举办的古陶瓷专题展，其现实意义不可低估。首先从学术上说，故宫珍宝的家底是皇家收藏，明清两朝的皇帝对于陶瓷的兴趣基本都是本朝的“标志性产品”，皇帝坐上龙椅，就要烧造一批陈设瓷和日用瓷，一丝不苟地打上自己的年号，表示一脉传承，实现政治交接。自己用，再按制度分赏一部分给后宫及大臣。也有个别雅好古玩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等，但他们的目光只射到唐代以降，比如心仪已久的宋代五大名窑。所以在宫中几乎看不到从墓里挖出来的越窑器和“同门兄弟”，下臣即使有这份孝心也不敢进呈，弄不好吃饭家伙也要搬家。那么，故宫本身家底极厚，博物院成立以来的九十年里库存都来不及整理，加上种种客观原因，越窑器之类的高古陶瓷就少有入库。对于中国陶瓷史而言，这一段“前传”就留下许多空白。那么通过引入民间收藏，就可以让专家及观众在一个很高的学术平台上欣赏与研究，这是四两拨千斤的高招。比如此次的展览分青瓷溯源、青瓷初秀、青瓷辉煌三个部分，展出由浙江收藏家陈国桢收藏的西周至北宋以越窑原始青瓷和青瓷为主的文物精品共计153件（套），其中不乏重量级的精品，连故宫博物院那些见多识广的专家都没有看到过，展品开箱验收那天，每当一件取出，宝光四射，就会引来一片惊叹。这些藏品无疑为研究中国古陶瓷、特别是南方越窑青瓷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其次——

陈国桢从送展的这批越窑精品中，挑选一批“进献”故宫。故宫专家经过“会诊”，通过一举否决制的表决，最终决定接受其中的19件。为表彰陈国桢的无私捐赠，故宫博物院将陈国桢的大名镌刻在“景仁榜”上。

景仁榜设在故宫景仁宫内，是一组由花梨木制作的巨型屏风，按捐赠年代镌刻着近七百位捐赠者的姓名，“金榜题名”的这批社会贤达包括张伯驹、马衡、张大千、孙瀛洲、陈叔通、沈从文、王世襄、吴冠中等人，从1939年至今，先后向故宫慷慨捐献了3万余件文物。去年4月底起，故宫在景仁宫轮换展出捐赠精品，表彰并倡导民间人士向国家献宝的义举。

陈国桢与大师级人物一起金榜题名，当然高兴得合不拢嘴。而此举的象征意义也远远超过他一个人，这是国家专门机构对民间收藏的肯定与鼓励。

其三，展览开幕当天，故宫博物院还举办了“月染秋水——陈国桢捐赠暨珍藏越窑青瓷座谈会”。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高度评价了这次展览的意义，他说：“越窑青瓷可以说是中国瓷器的母亲瓷，过去我们较多关注元明清的皇家宫廷瓷器，对产生于江浙的青瓷研究起步较晚。这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馆首次展陈中国最早的青瓷部分，对青瓷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于百忙之中参加了会议，他表示：“这次陈国桢先生捐赠的越窑青瓷，对故宫收藏的整体数量体系来说，是数量比较少的类别。他的捐赠对丰富馆藏和文物的系列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故宫欢迎社会各界把符合故宫收藏原则的文物捐赠给故宫，丰富故宫的馆藏和收藏序列，并且能够在更多博物馆展出。”

注意！单馆长的讲话中有“符合故宫收藏原则”这个关键词，这是技巧，更是政策。那么也可以理解为陈国桢的这批收藏是符合故宫收藏原则的，这等于为陈国桢作了背书。

一个民间收藏家能在故宫举办个人藏品展已属“千年修来”，耿宝昌和单霁翔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肯定，更是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的事。此事肯定“空前”，是不是“绝后”，谁也说不准。

咬过菜根百事做得，啖蟹勇士下海创业

上周，微风细雨中，记者驱车去余姚采访陈国桢，顺便实地考察一下他的越窑青瓷博物馆藏品。本记者涉足古陶瓷收藏的时间几乎与陈国桢同步，也经历了中国民间收藏风起云涌的场景和几个关键节点，因此很想见识一下他的藏品。我相信，藏品本身会告诉我许多秘密。

余姚被誉为“文献名邦”，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在古城东南的姚江之滨，这里既是河姆渡文化的发源之地，也是历史上越窑窑口集中的地区。中国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位于余姚老城区的护城河——姚江北岸的通济桥堍，与舜江楼比邻。那是一幢在原城墙遗址上建起来的砖木结构三层老楼，看上去建于清代末年，后来用作茶馆和商铺。面积有1300平方米，柱梁已经东倒西歪，踩在松木地板上吱吱嘎嘎直响。十三年前，陈国桢借下这幢楼，花了300万元进行内部装修和布展，建成了这个专题博物馆。展览路线从二楼开始，从西周、春秋战国、两汉、两晋、隋唐五代，一直到北宋，跨度长两千多年，一部越窑的历史在此徐徐展开。

精品中的精品此刻正在故宫，还有1000件正在广东办特展，还有各300件陈列在宁波和上海两个分馆里，余姚这里有800件左右，各时代的代表作品也算齐了，但令人眼睛一亮的精品也只有三四十件。数十件唐宋时代的茶器，连同茶盏和茶托摆在展柜里，令人遐想那个时代中国人生活品质的高尚和礼仪上已经达到的高度，同时也对中国茶文化作出了形象的注释——那是为宁波电视台拍专题片而刚刚准备的。

老陈告诉记者：“这里的安保设施还不算最好，有些精品只能放在家里。”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向陈国桢颁发捐赠证书。

细雨初歇，博物馆门口就有好几个贩子将红布一抖，摆起了地摊，古玩瓷杂中也有零星越窑器，但一眼便知是假货。

泡好一壶茶，老陈关掉手机，就跟记者聊开了。

陈国桢的祖籍在浙江余姚南山乡，祖父是小地主，他的父亲陈思照接受过新式教育，思路较活，遂弃农经商，跑到上海开了家木粉行，专做木粉生意。这种木粉就是江南一带常见物种樟树、柏树的粉，主要供出口，在东南亚可做成香料，在欧洲则可用提取物做成香水，所以他父亲的生意一直做到荷兰。后来陈国桢在家里看到早年父亲留下的方单（产品说明书）居然是用八国文字书写的，他还在《宁波市志》里看到对他父亲的记载。

中国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

陈国桢出生于1947年，家住十六铺垃圾码头一街之隔的久兴里过街楼上。那一带是车水马龙、脏乱差的老城区。他在上海读了小学和中学，在十年动乱风雨欲来之际回到余姚务农，但父亲份上的那幢楼房已经被别人占了，他只能投靠伯父，在一间杂以柴堆、土灶、粪桶和猪圈的房子里栖身。住下不久，从上海带去的一床被褥就不翼而飞。

“出身不好的人，处处受人欺啊！一般强劳力每天可拿12个工分，我用尽吃奶的力气干，工作量一点也不比别人少，却只能拿一半工分。有一年我老爸来乡下看我，一看到我与猪和粪桶睡在一起，两行老泪顿时滚落下来。后来我做篾竹匠，山里毛竹多嘛，用这个搞副业，我很快就学会了做竹器，做好了就运到余姚城里，一辆自行车最多要载36把椅子，三个小时一路颠簸，一直到这里——通济桥下卖给供销合作社。去年宁波电视台给我拍专题片，有一个镜头算情景回放，编导找来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让他在山路上骑自行车搭载竹椅，还不是满满当当的36把，只有22把，他也没法在山路上骑着走，最后还是我这把老骨头来表演一下。后来我在通济桥堍办这个博物馆，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

改革开放春风初度，浙江人春江水暖鸭先知。陈国桢也是先知冷暖的那个“鸭”，他所在的公社办起了企业，他就当起了采购员。当时在双轨的体制下，最紧俏的就是原材料，比如钢筋水泥、电线电缆等，此时陈国桢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他有个舅舅在上海铁路局当调度员，紧张关头客户向他要车皮，他就向客户“匀”一些紧俏物资，如此一来陈国桢无往而不利，为企业解决了一个个燃眉之急。不久，村子里的乡亲就靠他用上了电灯，有了电，企业生产力也成倍提高，效益可观。

过了几年，陈国桢辞职下海，自己办起小企业，成为余姚第一个个体户。他专门为电器设备做小配件，还发明了一种钢笔型的教鞭，平时是一支笔，可以插在上衣胸袋里，用时将顶端头子拉出，一节节拔长，就成了一根银光闪闪的教鞭。这个用处理下来的电视机天线改装的小玩意成本很低，市场反响却很好，让他获利巨大。后来他又改进了电表接线的端口，让电工操作时更加便捷安全，电表企业如获至宝，大量订货，来不及生产时，他就发动原来在社办企业的员工，将活带回家里做，让大家尝到了在工余时间外加工的甜头。后来他还为一些大企业提供配套设备，获利更大，直到有一天他与一家北欧的电梯配套设备企业谈成了合资意向，专门生产电梯配套用的电缆线，才临时租了一间空厂房，用半年时间进行装潢，老外来余姚考察，一看环境和设备，马上OK，签约。其实厂里的设备都是从上海虬江路买来的二手货，才两三千元一台，但就是用这样的设备，陈国桢做出了让合资方跷大拇指的产品，掘到了第一桶金。

但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合资企业的产品销路大受影响，陈国桢被迫与外资中止了合作。不过，之前陈国桢已经买了一块地皮，为职工造好了宿舍，后来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们。“我机遇好，脑子好使，胆子也大，做成了一些事。后来浙江有些企业申请上市，钱不够还向我借呢。”老陈说。

表面风光内心沧桑，坐拥宝山阮囊羞涩

迷上越窑是一次偶然吗？老陈跟记者说：“其实，越窑是我永远的记忆，是渗透到血液里的精神。”

老陈的父亲做木粉业而成为当时余姚城数一数二的富商，在那个时候就出国跟洋人谈生意，眼界也比较宽，玩收藏也成了他的爱好与消遣。“文革”来了，老陈还记得家里被抄，一些名人字画，比如张大千、齐白石、王一亭以及明清名家的作品，都被当作“四旧”堆在天井里一把火烧了，硬木做的画轴烧了一天一夜也没有烧成灰烬。还有一些古陶瓷堆在小屋里，造反派以为是腌咸菜的坛坛罐罐，就不感兴趣，躲过一劫。“你看到了吗，展馆里有几只西周的印纹硬陶罐，就是我父亲留下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范围迎来了基建大高潮，浙江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更是快马加鞭，沧海桑田，高速公路网罗之处，推土机所到之处，古人类遗址和古墓葬群就可能遭受大面积的破坏，大量出土文物的出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物贩子如闻到血腥的苍蝇，快速聚来浙江，这个形势客观上也催生了浙江新一代收藏家。

眼看成千上万件越窑古瓷被外地人甚至外国人买走，流失境外，陈国桢有些焦急。一方面他是喜欢这个东西的，另一方面，他觉得越窑是浙江的“物产”，是浙江的文化之根，应该留在浙江。他找出父亲留下的坛坛罐罐，左看右看是真喜欢，觉得自己应该出手了。浙江收藏家中有的收藏龙泉窑，有的收藏明清官窑，有的收藏景德镇影青瓷，他将目标锁定在越窑。

越窑青瓷是中国古陶瓷的鼻祖，有“中国母亲瓷”之称。越窑在唐、五代至北宋早期达到全盛，烧造的专门用于供奉朝廷的“秘色瓷”，代表了历史上越窑青瓷的最高水平。陈国桢通过翻阅有关资料，感觉到越窑的文化内涵非常深厚。

东晋卧羊烛台两件。

但是陈国桢收藏的第一批越窑就让他不爽。那是一个亲戚介绍来的生意，他跟着亲戚来到一户农民家里，6件刚刚出土的越窑器摆在他眼前，有盘口壶、耳杯、洗子、双耳瓶以及碗，身上还有些泥巴。对方开价很高，而他对行情还不了解，一激动就全部买下。过了两个星期在古玩市场转了一圈，才知道吃了老虎肉，后来更有专家指点他：这6件东西里有2件是假的。更让他郁闷的是，后来他得知这2件假货正是这个亲戚预先在农民家里埋好“地雷”，搭顺风车卖给他的。

“都说江湖凶险，那么古玩市场也是江湖，更加凶险。这是市场给我上了第一课。”老陈对记者说。“要问是谁教学我鉴别真伪，告诉你，最好的老师就是骗子。现在电视台里有些所谓的收藏家说自己从来没有买过假货，那是自欺欺人，我敢说，就连博物馆里的专家也不敢说自己百发百中，买的全是真品。博物馆专家吃药的事也时有耳闻。我在媒体面前并不回避自己吃药的经历，这不丢脸。丢脸的是到现在还指鹿为马的人。我告诉你，市场历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收藏行情越好，懂行的人越多，造假手段就越高明。收藏家在学习，造假的人也在学习。谁不学习，谁就吃药，收藏的乐趣也在于斗智斗勇。我这里也保存着不少假货，还有些瓷片，为的是让观众和收藏爱好者获得真实信息，什么是假货，什么是真品？”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老陈就经常碰到一些无赖。有个朋友捧了一只青花釉里梅瓶请他“看一眼”，据称说是清代雍正官窑，生意场上的朋友缺钱，只得将这件祖传宝贝转让。老陈对青花瓷不感兴趣，婉拒了他。但这个朋友还不死心，第二天打来电话请他陪着走一趟，拿这件瓷瓶去请教一位专家。被对方缠得烦了，老陈只得答应。两人来到一个据称是浙江大学教授的家，那个教授装模作样看了一下就说是好东西，值得花5万元买下，在两三年里肯定翻番。老陈的朋友表示，既然专家这么肯定，就决定买下，但“正好没带钱”，就请陈国桢代为垫付一下。老陈已有警觉，仍然碍于情面为他垫付了一半，25000元。朋友抱着瓶子出门，一脸欢天喜地的天真相，但到了家门口却不抱回去，仍然放在陈国桢车上，表示既然让老陈垫付了钱，这件东西照例押在老陈那里。可是过了一周，又是一周，这件瓶子还没有赎回去，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对方厚脸皮地说：算是一人一半合伙买吧，等哪天瓶子卖出高价后再结账分成。至此，老陈知道上当了，那个无赖朋友再也不会赎回去了。现在这只青花釉里红梅瓶就放在老陈的馆里，成了一个“反面教员”。

在古玩市场跌打滚爬三十多年，老陈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在电视台做节目时，也向大家提供了五条经验：一看、二摸、三掂、四闻、五缓（避免一时冲动）。这次在故宫展出的一件唐代越窑绞胎虎子，就是在十多年前从一个古董商人处买来的，对方以为越窑历史上没有绞胎这个工艺，有点吃不准，老陈遂以不到20000元的价格买下。现在这件具有标本意义的虎子成了国宝，再高的价老陈也不愿出让。

还有一件战国琉璃蜻蜓眼陶罐，是老陈在上虞东关古玩市场发现的。陶与琉璃的烧结温度不一致，两种不同物质入窑烧造的成功可能性极小，所以它对中国陶瓷史提供了特殊的样本。古玩店老板自己也吃不准，而老陈曾在一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的馆藏品图录中看到过同样的陶罐，于是果断出手，以30万元高价收入囊中。事后他又得知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也藏有同样的陶罐，相比之下自己的这件品相最好。这次老陈将这个陶瓷罐也拿到北京，据故宫博物院专家估价，“保守估计，也值1800万元。”

为了追寻越窑，陈国桢从来就是“不计代价，买到再说”，这种“败家子行为”引起了老婆、孩子的不满。有一次他在杭州古玩市场一个熟识的老板那里看到了一只器形庞大、完整无损的越窑大碗，直径有36厘米，釉色肥正，肯定是王公大臣用于祭祀的礼器。对方开价300万元，他口干舌燥地还价到240万元。拍板后老陈到处筹钱，但一个星期过去，一分钱也没有筹到，情急之下他就将自己价值800多万的一幢别墅卖了。

老陈并没有装穷哭穷，就在记者与他对谈的三四个小时里，助手就来催了三次：某债主催讨本月的利息。多少呢？13000元，对像老陈这样的人来说，这简直不能算钱。但事实上，老陈身上的数张银行卡，连这点钱也没法支付，最终还是请助手拿她自己的钱先应付过去。

建立平台实现分享，求人相助饱尝炎凉

2001年，陈国桢赴京参加文物局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宋代五大名窑真品与仿品鉴赏展，老陈提供了一些展品。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故宫博物院中国古陶瓷协会秘书长王莉英与江浙省龙泉工艺美术大师毛正聪建议陈国桢创办一家越窑博物馆。这个念头其实在老陈心里酝酿已久，此前朋友到他家来欣赏宝贝，一件件打开、讲解，每次要花上一两小时，如果一天接待两三批，什么事也干不成了。现在专家的这句话，正合他的心意。后来，他在沈岳明、朱伯谦等专家的支持下，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于2003年7月成立了“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经过选址和装修，这座“中国第一家”越窑青瓷博物馆于2005年正式开馆，记者采访他时，门口正好挂着庆祝开馆十周年的大红横幅。

“月染秋水——陈国桢捐赠暨珍藏越窑青瓷展”在北京故宫斋宫内举办。

有了这个平台，老陈初步实现了让民众分享越窑文化的愿望，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主办或参加几个展览。有一年他挑选了200件以越窑为主体部分的古代瓷壶，在宁波举办一个《皕壶国珍》展，作为余姚同乡的余秋雨教授也赶来参观，并为老陈题写了一幅字：“两百古壶藏家山，千年秘色画远祖”。

后来陈国桢还在宁波与上海开了两家分馆。而让老陈最为激动，也有点“咸鱼翻身”味道的一次展览是在2013年11月22日至28日，陈国桢带着他的一百多件越窑珍藏在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叠翠——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藏精品展》，展览反响热烈，同时也引起了故宫博物院专家们的极大兴趣。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展览的最后一天准备坐飞机到上海公干，趁登机前尚有两个小时，就匆匆赶到北大看了展览，一看大为震惊，马上邀请陈国桢在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大庆之际，到故宫办展。单霁翔院长离开后，老陈还像做梦似的傻站在门口，有人从后面杵了他一下：“请私人博物馆进故宫办展，你可是破天荒的第一个噢，小泥鳅居然登龙门啦！”

故宫办展当然是大好事，但事情并不是将藏品从北大搬到故宫那么简单。为此老陈要与专家一起重新确定展品与展览线索，出版画册，准备学术研讨会，为此他整整忙了一年多。还需要经费，没几十万打不下来。这个时候，老陈太需要钱了，余姚几大银行曾经是老陈办企业时的财神爷，但现在不肯再向他贷款了。老陈最后只得向曾经接受过自己多次帮助的12位朋友发了短信，话说得相当客气，还附上银行账号，但这12个朋友都装聋作哑，最后还是一位藏友从旁边得知这条短信，悄悄给他汇了10万元。

“世态炎凉啊！这件事让我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势利。”老陈说，“有许多人说：你陈国桢是在哭穷，你的那些宝贝拿几件出来卖了，不就有钱了吗？告诉你吧，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我买，也是从古玩商人那里买，身份不明的人拿东西来，我不要，他或许就是盗墓者，我不能做违法的事，我收藏这些古陶瓷也是为了防止文物流失，我不能以此牟利。”

有一次老陈在馆里接待一位大学女教授，两人谈得很投机，临走前女教授提出想买三块越窑瓷片回去作研究，老陈慷慨地让她挑了三片，象征性地收了她1000元钱。她挑得相当专业，片片带有纹饰。出门前给了老陈一张名片，老陈一看，原来是日本某大学的教授，马上将她手中的瓷片夺回来：“我不能让这些瓷片流到境外，如果你带着瓷片在海关被截住，我也要负连带责任的。现在这个钱我还给你，为了表示敬意，我可以送你一片作为纪念。”

余姚越窑青瓷博物馆里陈列的唐、五代茶器。

年复一年，老陈当年办企业挣的钱就这样坐吃山空了，发现越窑精品，不惜举债购买，拆东墙补西墙，老陈向记者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我每月要还的利息就要30万元。”

老陈就一直按照这个模式运作下去，直至山穷水尽吗？

资金紧张捉襟见肘，传承文化亟需支持

接下来就应该探讨这几个问题了。

一是政府支持。老陈在余姚的这个博物馆开了十年，每年租金15万元，加上人工、安保、保险等其他开支，总共投进去两千多万，而老陈一直坚持免费开放的原则。余姚市文广局经研究后也给过他一点补贴，但每年只有区区6万元。直到两年前新任市长奚明得知老陈的困难后，给他免了租金。市委书记毛宏芳也是关心他的，赴北大办展就得到了他的有力支持。“但是我希望政府的支持力度再加大点。毕竟，越窑是余姚的根，是余姚的文化名片啊，我现在做的，也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老陈说。

二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以专业的态度和专业水平来达成，这是一个常识。但记者在与陈国桢对谈时发现，他的所有展览都没有策展人，前言请人代写，展览线索由他确定，展品说明由他标注，新闻通稿也临时请人撰写，所以遗憾与漏洞是难免的。这也是民间博物馆的一贯做法和盲点。与国际惯例接轨，注入更大的文化含量，是他们面临的共同课题。

再比如，陈国桢应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方面邀请，在那里建了一个越窑青瓷博物馆，但地处奉贤滨海，开馆多年来知名度不高，游客一进去会发现灯光布置不行，展品说明不详细，文化含量不足。最关键一点，游园客人与收藏爱好者的兴趣不在一个点上。

关于上海这个馆，老陈也有难言之痛。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是卖门票的，但老陈至今也没有分到一分钱的门票收入。本来说好场馆是免租金的，几年前换了一茬领导，又要收了。“后来连通信设备也给拆了，万一馆里发生火灾或偷盗，打个电话报警都不行。”老陈说，“我现在想退出，但公园方面又不放。”

三是文化传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了一大批收藏家，他们中有些是有实业依托的，有可持续性，但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子女对此不感兴趣。老陈的儿子也是如此，他从事体育健身产业，对越窑一窍不通。老陈拥有6000件越窑，在全国收藏界可称越窑专题收藏的龙头老大，但这批藏品若要传承至第二代，不同于资金转移，而是需要专门知识和文化情怀来精心打理的。许多收藏家步入老境，传承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聚散一瞬间。老话说：藏不过三代。但在文化出现断层的窘况下，两代都成问题。

四是政策跟上。按现行文物法规，像越窑这类高古陶瓷是不能进入市场的。但事实上，民间私下交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数量超过此前的总和，如果政策有条件地开放，不仅可盘活市场，让收藏家以藏养藏，还能让更多的文物留在国内。像陈国桢那样在收藏界有影响的人物，将文物买下保存在国内，应该肯定和鼓励，如果进行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并通过创办私人博物馆起到展示、教育、研究等功能，让社会分享，则更应该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北大、故宫为陈国桢举办越窑藏品，意义在于破冰，倒逼有关部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修改相关政策法规。

陈国桢告诉记者，前不久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位教授向他发出去日本办展的邀请，但进入具体洽谈时就提出文物所有权的问题，这个权属不明确，出关就很困难。也因此，陈国桢在北大、故宫办展，并向故宫等文化机构捐赠越窑名器，也是一种“曲线救国”。他想得很明白：只要越窑精品走出国门，就能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