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一带”和“一路”应该是协奏曲

曾园

年过七旬的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教授精神很好，去过一百多个国家的他今年仍然在路上，沿途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与政治宗教纠葛，经他讲来如在眼前。

我们的话题围绕“一带一路”展开。对于“一带一路”，很多人目前想的是商机何在。张信刚则有针对性地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几次“一带一路”的成功时期，在此基础之上看清我们今天的任务。

人人都明白商品交换促进了欧亚文明的协同进步。我们容易记住张骞带出去的丝绸与带回来的农作物，忽视了蒙古满族文字来自遥远的腓尼基，忽视了广州南越王墓里的埃及玻璃。在更早的时期，外来的马和小麦也曾经改变了中国文明的格局。在一篇文章里，张信刚教授一句话就刷新了人们的认识：“人民币上五种语言使用的四种字母就可能全都是从地中海东岸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过来的。”

南都周刊：你说过，中国历史上有过“一带一路”，甚至有过三次“一带一路”的成功时期？

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教授，曾获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是一位潜心游走在不同文明风景之间的观察者，著有《大中东行纪》、《尼罗河畔随想》等视角独到的文化观察手记。

张信刚：我确实是将“一带一路”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在对外关系的成功时期，恰巧，每次中间隔七百年。第一次是2100年前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华夏文明的力量开始投射到中亚（西域）去。也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了19世纪经过欧洲学者命名的“丝绸之路”。张骞有机会第一次通西域，见证了那里的文明和风土人情，并且猜出原来还有一条在南方的道路能通到西域。

张骞是陕西汉中地方的人，跟四川很近，四川筇县的东西他都知道。他在大夏（今天阿富汗）见到筇竹杖，回去就向汉武帝报告，说我在西域看到筇竹杖，还有四川的布；我应该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怎么会有四川的物品比我早到那里呢？经过我打听，这些都是从印度来的，那就表示从四川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印度，而印度和大夏是有商道的。

张骞通西域使得汉朝不只巩固了今天的甘肃（主要是河西走廊），而且进入了西域。这就是陆上的丝绸之路。在同一时间段，广州和地中海是有海上通道的。最近的考古发现，广州的南越王墓里有埃及的玻璃和西亚的一些器物。所以，汉武帝时代，陆上和海上的贸易和交往是并存的。

第二次是七百年之后唐太宗在位的时代。那个时候玄奘经过河西走廊和新疆，再通过中亚和今天阿富汗去印度取经。恰巧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阿拉伯人很快从波斯经过陆路到了中亚，和大唐帝国发生了接触。阿拉伯人也很重视海上交通，和印度、中国展开贸易。广州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在七世纪就修建了。所以唐朝初年不仅有陆上出去取经的玄奘，还有海上往来。也就是说，从贞观到天宝时代，唐朝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很有力量，和中亚、西亚、印度以及地中海世界有很多交往。

第三次，又过了七百年，就是忽必烈所处的14世纪。忽必烈征服了吐蕃、大理，最后灭了南宋，建立了大元。他所面对的是什么世界呢？

他的亲戚们在斯拉夫人和克普恰克突厥人生活的土地上建立了钦察汗国，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乌古斯突厥人生活的土地上建立了伊儿汗国，在中亚波斯人和东部突厥人生活的土地上建立了察合台汗国，他自己则在以汉人为主的传统中华帝国建立了大元。相对于其他三个汗国，继承中华帝国的元朝最为富庶繁荣，人口也最多。所以蒙古人的大汗才是忽必烈。可是蒙古几个汗国的幅员太过于辽阔，来往时路途太遥远。所以他要想办法建立一个可以从陆上和海上整合的世界。十四世纪的蒙古人建立了人类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他们致力于陆上道路和海运路线的建设和维持。驿站从高加索到北京，十五天就能到。从泉州经过印度到波斯湾的船舶来往不绝。可以说“一带一路”的1.0版是蒙古人建立的。

什么时候陆上和海上对外交通失去平衡，中国就不富强；或者可以说，什么时候中国不富强，海上和陆上对外交通就无法平衡发展。汉朝末年，陆上交通式微，海上交通还可以；南北朝时期也是一样。唐朝末年的有黄巢之乱，在广州杀外国人，此后海上交通大为减少；五代十国时陆上对外交通也变得不通畅，北宋时则是从一开始就有西夏阻断了和西域的交往；南宋时海上交通颇为发达，陆上对外交通很不通畅。

中国是一个有很长的陆地边界的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有很长的海岸线的海上大国。只有海上陆上交通都发达，中国才能够富强。

刚才说到三个七百年。如果每七百年找出一个我熟悉的旅行者，第一个当然是张骞；第二个是玄奘；第三个应该是伊本·白图泰，不是马可·波罗。第四个是谁，我还没有定论。余也不才，不敢自专，但是我还不认识谁在过去五十年里去过我所去过的那些地方。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虽然我说的三个七百年的理论有点像是数字游戏，但现在的中国的确处于七百年来最有机会富强安康的好时代。

南都周刊：有看法认为康雍乾时代也是盛世。如何评价清朝的“一带一路”的情况呢？

张信刚：电视里天天看到康雍乾盛世的一些事。满族的确很了不起，统一了蒙古，征服了南明，平定了准噶尔，击败了叶尔羌，统治了西藏，收回了台湾，后来还开发了广西和云南。但是清朝人的观念不够宽广，只看到陆上，没注意海上。收回台湾，琉球和越南都向大清臣服进贡，但满族上层还是没有注意海疆。

康雍乾虽说是盛世，但拘泥于满、汉之分，大兴文字狱。所以它不像唐朝那样气度恢弘。

南都周刊：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应该不仅是丝绸，还有茶叶瓷器等商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交通网。

张信刚：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人类互通有无一直是存在的。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因为主要是南北向的，要穿过不同的纬度和气候，所以最难交通。欧亚大陆是东西向的，在同一纬度上交通问题不大。南美与非洲没有产生出相当于欧亚大陆的文明，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非洲和南美都没有可以负重的动物。非洲的大象、犀牛、斑马都不听人的话，南美有鸵羊，也不太听话。但欧亚大陆上有骆驼，还有牛、马、驴。这些动物帮助了人类彼此交通，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南都周刊：我读过某本书里提过，南美和非洲的商品交换之所以不频繁，还因为早期的交换可能发生在农作物之间，但纬度不同的人们很难交换农作物，因为无法易地种植。

张信刚：很有道理。所以在2100年之前，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人类其实已经有相当广泛的交通网络。现在的科学家大都同意，马最早的驯化是在今天乌克兰一带。周武王灭商，用的是战车。有轮子才能有战车，轮子是在西亚发明的。这些在张骞之前一千年都已经有了。张骞从西域回来之后带了一些作物，后来的人逐渐增加了交流。现在我们吃的小麦、大麦、胡桃、黄瓜、大蒜、葡萄、石榴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而中国的凿井术，冶金术也传到了西域。

此外当然还是人的交流，思想的交流。中国的佛教，以及和佛教相关的建筑、音乐、绘画、雕塑等等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今天中国人的生死观、宇宙观很大程度上是受印度的影响。路线是从印度传达中亚，从中亚传到新疆，再从新疆穿过河西走廊传到中原。

蒙古文和满文都是拼音文字，它们的来源可以非常清楚地追溯到公元十四世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也就是说，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影响了中华大帝国两个朝代的官方文字。蒙古大汗和满族皇帝不会知道他们的文字是这样来的。

此外，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或者是陆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除了广州的怀圣寺，伊斯兰教还从海上来到泉州，在泉州建了著名的清净寺。

中国早期的文化就受到西亚的影响。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受了屈辱之后，反过来认为自己素来是自给自足，一切都是自己搞的，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要承认这点，就像欧洲也没有人否认纸、丝绸和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要认清，历史上尽管没有WTO，也从来都是互通有无的。

南都周刊：除了商人们的货物，国家可以从交通网上可以得到什么？

张信刚：我自己看“一带”和“一路”，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国家安全层面，如果没有办法稳定陆上交通或者社会秩序，包括疾病、难民、恐怖主义分子、毒贩都会进来；二，能源与生产资料比如铁矿、铜矿的供应，需要两条路都打通，不然很不保险；三，现在还看不清楚，但必然会发生更多的思想交流。人和人的交流，思想的交流无法被互联网完全取代。中国人必须要知道周围的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终究会对周边国家的人们产生一定的吸引力。

中国要产生向心力，必须要有物质文明兼精神文明，吸引人家。美国就是靠不断有新移民才变得强大的。对未来的中国来说，人家的精英要来中国工作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呢？现在中国是人才净输出国，每年都出去好多人，等于是楚才晋用。将来晋才也可以楚用嘛！

南都周刊：我们如何从大格局来看“一带一路”？ 需要注意什么呢？

张信刚：“一带”和“一路”之间应该是协奏曲。“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是时间的艺术，你不抓住这个时间，就会错过机会；该注重陆上而死盯住海上不放，或是海上有事却又一味在路上用劲，这都不是好的协奏曲。

目前来看，我们的人才储备很不够，全国懂“一带一路”上的国家的人太少。大多数人都是跟着电视、报纸上说，胸中并没有一个大格局，心里想的还是他的那一小块利益。没有想到整个人类不同文明几千年的接触过程中，第二次并且是真正的全球化就在我们手中，千万不要让这个好机会从我们指头缝里溜掉。

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要想立足于今日的领土上求发展的话，必须要海上陆上并用，协同陆上邻国和海上邻国共同求共识，谋发展，造互利。

最重要的还是要经济与文化并进。现在是经济上想得多，说得多，但文化上想得少，活动也比较少。唐朝时，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粟特人、和阗人都愿意来中国念书，许多人还在中国落户。我们现在已有一定的样子，但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相反倒是我们的精英子弟都抢着去西方国家念书。

所以我想套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昨天的丝绸之路是文化与经济齐飞；明天的丝绸之路应该是学者共商人一色。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明天的世界秩序大概是多事、多元、多极。我们要对这个秩序的降临有所准备，抓准时间的艺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迎接中华民族的第四个盛世。

南都周刊：您的见解一定与您在大中东近五十年的行走有关，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张信刚：我送你一本书，《大中东行纪》。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大丝路行纪》。另外，我会出一本关于丝路上的文化、历史、地缘政治的书，从巴尔干半岛讲到朝鲜半岛，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出版。《大中东行纪》第二版正在增补，也许春节后就可以出来，这一版反映了这本书出版五年以来大中东地区的变化。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父亲是外科医生，在台大医学院担任外科教授，到家里常来串门的有很多台大文科的教授，包括董作宾、李济、劳干、方豪等人。我父亲和母亲1960年去了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为世界卫生组织开设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我1963年去探亲也是为了留学，第一次去了大中东。在我去美国之前，先从台湾到香港，经过泰国、印度、约旦、黎巴嫩、埃及才到埃塞俄比亚。然后为了从埃塞俄比亚去美国读书，我又经过了希腊、意大利、瑞士、法国到美国纽约，再从纽约到美国西部。

所以国际旅游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还是我一个人。后来到各地考察、旅行成了我的嗜好。说一句坦白的话，人家是有了钱就买一套房子又一套房子，我是去了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到现在去过一百多个国家。

我的旅行不是纯粹旅游，尤其是后来我当了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北大讲座教授，有了这些便利，我往往预先约好一些政府官员、知识精英、媒体界人士见面谈一谈，是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比如到巴基斯坦，我就在拉合尔大学呆了三天，很有收获；2004年我第一次访问土耳其，就事先约好和我很喜欢的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见面长聊—两年后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七十年代末，我有了些经济能力，就开始去很多地方。1978年一家四口回中国畅游了八周，第一次踏足陆上丝绸之路，到现在37年了。2007年退休之后更变本加厉、忘乎所以了。去年年底在印度过圣诞节。今年一年，我去过温哥华、加利福利亚、参加卡塔尔的多哈论坛，然后去了泰国、北京，夏天又去了俄罗斯的两个自治共和国，中秋节前后第四次去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又去了甘肃的兰州、天水和陇南—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端不远处，就在张骞说的从汉中进四川的那条路西边。

南都周刊：这段旅程大陆观众印象比较深的是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主持人是余秋雨。我其实一直在想象如果您来主持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张信刚：啊，你说得我很感慨……人生际遇是不同的。凤凰的刘长乐董事长认识我，并且找了我。但我实在是不能去，因为我当时是校长，全职工作。他们要求两个月的时间都在路上，从希腊到印度。我是不可能离开职务那么久的。如果同事和同学们整天在电视上看见我在旅游，吃新奇的食物，和漂亮女孩子在一起说说笑笑，我不知道回来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管理大学。我1963年第一次去过希腊之后就想再去，可是1999年却有机会而选择不去。人生其实很难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展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