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关系？

熊秉元

关于华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很多学科（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国学，等等）都有探讨。其中最广为人知，也经常被中外学者引用的，无疑是社会学者费孝通的著作。在《乡土中国》这本书里，费孝通（一九四八年）由田野调查归纳出他的心得：华人社会里的人际关系，符合“差序格局”的结构。

要体会差序格局的意义，不妨用图形来比拟。以棋盘的交错纵贯来描绘，并不很恰当。用同心圆来刻画，庶几近之：把一个石子丢进池塘，水波由中心向外扩散，形成许许多多距离不等的同心圆。人际关系，约略如此。而且，如果再加上一维变成立体，就更贴切生动：同样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分布在距离不等的同心圆上。

以“差序格局”来总结华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精妙。然而，问题在于，费孝通点出了华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却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是哪些因素让人际关系形成差序般的格局？因此，探讨华人文化这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只能算是起点。

费孝通的著作，广为人知。可是，真正提出理论上解释的，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的戴珍妮教授（Janet T.Landa）。她研究东南亚华侨的经商模式，发现一个有趣、想来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华侨们会依自己的背景（漳州、泉州等），形成自己的人际网络。买卖时，也就分成圈内人和圈外人。无论是赊欠、价格等等，圈内人和圈外人条件不同，圈内人要优渥一些。

戴教授的解释，现在看来平凡无奇，几乎只是常识。然而，在理论的发展上，却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她认为：在东南亚国家，华侨在当地经商，和圈内人买卖，万一有纠纷，可以依恃乡亲故旧这种人际网络，因此，风险较低，条件自然可以宽松一些。相形之下，和圈外人交易，万一有了麻烦，没有人际网络，因此，风险大，当然要比较严格（苛刻）的条件自保。也就是，圈内人圈外人之分，隐含着不同程度的成本效益。换句话说，人际关系的性质和结构，可以由成本效益来解读。

戴教授的个人经历，也可以稍微插播一下。她出生在上海，于香港成长，美国留学后，结婚冠夫姓，在加拿大工作。近退休时回到上海，故国家园情怀，像打翻了的醋瓶子。她作英诗自遣：在外多年，现在和故国相连的，似乎就剩下名字里和熊猫的联想（ Landa，panda）！

由成本效益的角度，解释华侨经商的模式，合于情理，顺理成章。然而，毕竟这只是针对海外华侨，这种解读能不能普遍适用于华人社会的人际网络，并不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华人社会里，“关系”重要无比。关系衍生出英文单字（guanxi），可见一斑。对于关系的讨论，国际期刊里更是汗牛充栋，俯首可拾。华人普遍重视关系，大家耳熟能详，是你知我知、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可是，为什么在华人社会里，关系特别重要？ 对于这个小哉问，却少有探讨。

几千年的华人文化，经过早期的摸索之后，走上儒家文化的轨迹，从此一以贯之、路径相依，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简单的答案，是和其他几种主要思想比较。稍稍琢磨，答案自然浮现：法家，不容易成为主流，两个明显的理由。第一，地理幅员人口如此辽阔的帝国，操作一套严谨明确的法律，并不容易。第二，真的就法论法，皇室与庶民一致，不能持久，因为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道家，强调顺其自然，返璞归真。可是，帝国的治理、特权的维护，都要靠源源不断的税收;无为而治，是自找麻烦，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墨家，强调非攻兼爱，爱人如己。这种游戏规则，在小范围里也许行得通;对治理一个帝国而言，操作性不高，因为太不实际。

道家、法家和墨家，都各有明显的弱点。相形之下，儒家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维，刚好有比较优势。追根究底，“仁”和“礼”就是人际相处的游戏规则，强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等等。这些道德上的戒律，合于人情世故，说服力强;而且，虽然性质上是观念，也可以具体成为规定或戒律—落实为政府措施，就是公共政策;落实为行为规范，就是法令规章。在运用和解释上，很有弹性。可以因地制宜，适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大地。因此，儒家成为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是经过尝试错误，慢慢形塑而成。环境条件使然，一旦走上这个轨迹，就是路经相依、长此以往。想起来似乎是偶然，其实几乎是必然。

无论如何，儒家成为华人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可是，以儒家为脊梁的传统华人社会，有几点特质却很少受到关注。一方面，传统华人社会的政治结构，行政和司法合而为一。县老爷既是父母官，又是青天大人。司法并没有独立运作的空间，而律令的解释又有相当的弹性。另一方面，几千年来，华人社会一直以农业为主，安土重迁，人口的流动性很低。在这两种条件直接间接影响之下，华人的老祖宗们，就慢慢发展出自求多福的生存机制：家庭里靠伦常（孝道），家庭外靠关系（门道），也就是形成“伦常关系”的双元轴线（filial piety-guanxi nexus）。换种描述方式：伦常，是家庭内的关系;关系，是家庭外的伦常。借着塑造和经营“伦常-关系”，进可以兴利，退可以除弊。伦常（孝道）和关系（交情），表面上看起来是道德教化，其实不折不扣是工具性的安排（tool-like arrangement），具有功能性的内涵。

儒家，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伦常和关系，是华人社会的特色。这些都是事实，争议不大。然而，由哪些主要因素，塑造出这些文化上的特色，涉及千百年的历史。对于历史，可以揣测，可以试着解读，但是离“事实”毕竟还有一段距离。相形之下，在现实社会中，也许反而能够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来提供间接的证据，反映华人文化的特质。

因缘际会，我曾设计问卷，希望借着一些具体的事实，以小见大，勾勒出这三个华人社会的当代面貌。借着二十到三十个问题，针对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直接间接地测试关系在生活里的意义。测试问卷的内容，可以包含下列问题：

* 如果亲人生病，必须住院，找医院和病床时会不会通过人际关系？

* 开车违反交通规则，被开罚单，会不会通过关系，取消罚单？

* 去年春节时，自己有没有送礼物给上司？

* 自己求学过程中，在高中阶段，关于入学和就读班级等事项，是否曾经通过请托、帮忙安排？

* 最近一个月内，在公共场所（例如： 地铁上、马路、商店内）有没有看过陌生人吵架对骂？

人际关系很重要，对三个地区都成立。虽然没有其他地区作为对照，但是由问卷的作答里，可望反映出这点特质。这是华人社会共同的特色，即使三地之间有诸多差异。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内地、台湾、香港三个地区之间，依次递减。这个排序，和所得（经济发展）的排序，刚好颠倒。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程度愈高，传统关系的重要性愈逐渐下降。台湾和内地比较相近，香港和两者距离都远。重视关系，是华人社会的特质。也许有区域性的差异，但是在各个区域里，重视关系、运用关系的程度相近，并没有明显的差距。

在香港和台湾的测试结果，总结如下。由问卷的回答里，可以看出几点共同性：

对于亲人住院要找医院和病床，“会”和“可能会”通过关系的比例，都超过60%（香港60%，台湾73%）。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关系”非常重要（香港58%，台湾70%）。把“有点重要”和“非常重要”加在一起，都超过90%（香港97%，台湾96%）。对于升迁，无论是公家单位或民间企业，也都认为“关系”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在香港和台湾，关系在公家单位的重要性，都高过民间企业（香港67%>64%，台湾70%>61%）。

差异部分。根据样本，对香港和台湾而言，关系都很重要。可是，两地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

开车违规被开罚单，台湾还有近1/3的人（26%）可能会托关系取消罚单，香港想这么做的人绝无仅有（0%）。到银行申请贷款时，不会托人帮忙的比例，香港明显高于台湾（香港67%，台湾48%）。春节时去探望师长的比例，香港明显低于台湾（香港27%，台湾50%）。和五年前相比，认为“关系”重要性上升的，香港要远低于台湾（香港44%，台湾91%）。预期五年后“关系”重要性上升的比例，两地都很高（香港42%，台湾52%）。但是，认为五年后和现在差不多的，香港要远高于台湾（香港45%，台湾22%）。一般而言，香港的法治和专业水平都超过台湾;依赖关系的程度，也因而低于台湾。可是，公开场所吵架的现象，香港却远高于台湾（香港61%，台湾26%）。这个现象，巧妙地反映了“关系”的另一种内涵。香港有很多是来自内地的新移民，也有很多外籍佣工，因此社会成员的异质性较高。在“非我族类”之间，就比较可能冲突摩擦。相形之下，台湾社会的成员之间同构性较高，即使有冲突摩擦，通常也不会剑拔弩张地公开叫骂。

简单总结一下，由香港和台湾的测试里，可以发现：对这两个华人社会而言，关系都很重要;但是，在程度上，台湾重视关系的程度，要超过香港。这种结果，和文章里所做的推测，大致相符。

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点文字游戏的双关语。第一层意思最晓白：华人社会里，人际网络有什么样的特色？这是指关系“是什么”。第二层意义，稍微深刻一些： 华人社会的关系，重要性（relevance）如何？性质上，这还是在解释关系“是什么”。第三层意义，要更幽微隐晦一些，但却是本文的旨趣所在：在华人社会里，关系无所不在，是彼此心知肚明的潜规则，为什么？而且，希望追根溯源，由演化的角度提出解释。

探索的轨迹，可以稍微回顾：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为引子，联结到戴珍妮的华商网络。而后，由关系追溯到儒家思想，解释儒家成为主流文化的可能原因。最后，再以儒家思想为参考坐标，指明这种主流文化落实到一般人的生活起居，会引发出哪些反应。“伦常—关系”的双元结构，总结了这趟智识之旅的心得。当然，值得再次强调，引领带路的，不是想当然尔的道德哲学，而是“拿证据来”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