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转型阻力重重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经过15年来的大肆宣传，新兴市场深陷困境这一说法已经站稳了脚跟，其实观点并不新鲜。许多分析人士曾预测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等国未来将维持快速增长，并将其赞誉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现在几乎上述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增速放缓，因为美联储今年9月预期加息，投资者正忙着撤出资金。上述国家货币持续下跌，而腐败丑闻和其他政治困难已经在巴西和土耳其等地压倒了经济诉求。

事后看来，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显然没有连贯的增长前景。究其原因，你会发现它们的高增速源于需求拉动而非生产率转变，反过来又受到不可持续的公私借贷所带来的暂时商品繁荣的驱动。

的确，新兴市场涌现出许多世界级公司，而且中产阶级的扩张也明白无误。但生产企业仅雇用了很少一部分劳动力，而非正式的非生产企业则吸纳了大部分工人。

与成功跨入到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的地方进行对比，你就能找到所缺少的要素。快速工业化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增长的背景。随着韩国和台湾的农民变身为工厂工人，韩国和台湾经济——其后还有政治——都经历了转型过程。韩国、台湾最终成为富裕的国家、地区。

相比之下，今天的多数新兴市场都过早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服务的贸易性与工业产品不可同日而语，同等的技术活力也难以体现其中。因此迄今为止的事实已经证明服务并非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合格替代品。

新兴市场并非无法避免今天所遭受的厄运。新兴市场经济停滞的真正教训是必须更多关注增长的基本面，并清醒地认识到：被强行划归到一类的不同经济体具有各自局面的多样性。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劳动力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及治理改善和从低生产率到高生产率活动的结构转型（例如工业化）是三大关键增长基本面。东亚式快速增长通常需要长达数十年的大规模结构转型，靠教育和体制的平稳进步为接轨发达经济提供长期支撑。

与东亚经济体不同的是，今天的新兴市场不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出口盈余作为结构转型和增长的引擎。因此，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教育和制度等长期基本面因素。这些确实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实际上是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们最多只能带来每年2～3%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东亚7～8%的增速。

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和印度。中国增长依靠建设工厂并吸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借此为生产力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印度的比较优势在于相对的技术密集型服务——比如信息技术——但只能吸纳该国极小比例的非技术劳动人口。印度的平均技术水平需要几十年才能提升到能显著提高经济整体生产率的程度。

因此印度的中期增长潜力远低于近几十年来的中国。显著推动基础设施开支和政策改革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却不可能完全填补两国间的鸿沟。

另一方面，在发展竞赛中乌龟与兔子相比有着独到的优势。依赖稳定的技术积累和治理改善的国家可能不会发展得非常快，但却可能发展得更稳，不容易出现危机，更有可能最终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可否认，但其政治和体制转型的挑战远大于印度。中国的长期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相对较高。

或者对比巴西与其他新兴市场。在这些国家中，可以说巴西近来遭受的打击最大。围绕国有旗舰石油公司巴西石油（Petrobras）的腐败丑闻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导致货币跳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

但巴西对政治危机的处理表明其国内民主日臻成熟，甚至可以说表现出一种力量而非软弱。检察官有能力在不受政府政治干扰——或确保不将调查过程演变为政治迫害的情况下，深入巴西社会和政府的最高层级，对违规行为展开调查。巴西的这种能力甚至为许多发达国家树立了榜样。

巴西与土耳其的对比极为引人注目。牵扯到总统埃尔多安及其家人的规模大得多的腐败都没有得到调查。土耳其经济并没有遭受像巴西那么大的损失，但腐败带来的长期破坏将更为显著。

廉价的外部融资、充足的资本流入和大宗商品繁荣掩盖了诸多这样的缺陷，推动新兴市场快速增长了15年。随着世界经济未来几年内所产生的较强阻力，真正强化经济政治基本面的国家，和那些依靠弄虚作假及浮躁的投资者情绪的国家，这两者将变得很容易区分。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