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当年的“梁陈方案”

袁奇峰

每每说起北京城市功能的超载、雾霾和交通的拥堵，人们就会提起“梁陈方案”— 1950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和陈占祥教授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整体保护北京城墙以内历史文化名城，在古城西侧单独建设一个可以容纳80万人的中央行政办公区。城市规划是一门未雨绸缪的学问，梁思成先生当年曾以规划师的远见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结果一语成谶。

相较而言，英国建筑师埃德温·兰西尔·拉钦斯就要幸运得多，他为英属印度新首都规划的新德里落成于1931年。目前新德里是印度共和国的首都区域，与喧嚣、混乱的旧德里仅隔一条铁路线，是一个有着巴洛克城市模样的英国式花园城市，属于彼得霍尔爵士所说的“城市美化运动”典范之一。这应该也是当年北京“梁陈方案”借鉴的城市规划案例。

如果“梁陈方案”实现了，北京是否就可以避免今天的尴尬？从名城保护的角度看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从避免大城市病来看结论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据外媒6月的报道：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印度首都新德里位居榜首，其雾霾的情况也不下于北京。北京面临的不是空间问题，而是城市问题。其实难以忍受大城市病的首都远不止北京，东京、首尔、里约热内卢、仰光……都计划或已经完成了首都功能的搬迁。

计划经济时代北京曾经有效地通过户口、进京证、粮食配给、人口疏散和上山下乡控制过城市规模，但是改革开放后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的一个大城市，北京发展回归了城市经济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