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稚亚
与文学甚至绘画相比,雕塑通常被视为模仿艺术。“像不像”往往是人们评价一件雕塑作品成功与否的最普遍标准。不可否认,这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雕刻家们,因此,当雕刻家创作时,他必须处置的形式问题直接源自他对现有事物的感觉。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像不像”,或者说,如果雕刻家的作品只要求注意这些方面,那么这件作品就实实在在成为了一种复制品,它的独立性该从何体现?
另一方面,如果雕刻家任凭他的想象力天马行空,无法在作品中表现出物体的形相,那么“雕塑”作为载体又极大地束缚了他的创造空间(他何不去画画、演奏或者写作?)。所以,如何让雕塑作品表现得强烈而自然,如何既能符合人们对形式最一般的概念的那些基本效果,又能排除大自然所呈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这是雕刻家如何能从“设计师”跳跃为“艺术家”的最需要跨越的门槛。
对此,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形式”,似乎解决了这个难题。这种对感性派(无目的)和理性派(合目的)的综合,既突破了传统的感性派的“模仿说”,也突破了理性派的“灵感说”,让感性和理性从对立走向了统一。然而,康德为了既能顾及再现论的规范性,又顾及表现论的独创性,不得不把联接点归结于特殊的心理秉赋。“这种天才的作品是一种范例,而不是规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康德说。可见,康德的局限在于他否定了美的客观性,夸大了心理功能的神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