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师”和“战狼”看新的中国故事

张慧瑜

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俄罗斯红场大阅兵，并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一系列贸易大单，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吸引了全球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这些都与落实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有关。这种朝向欧亚大陆腹地的目光，不仅调整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走向西方和蔚蓝色文明的历史视野，而且也有可能动摇现代以来以海洋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史秩序。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上世纪70年代基于冷战格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之后最具雄心的对外发展战略，显示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世界贸易体系的重构中。这将改变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中国和1980年代以来韬光养晦的中国形象，一个更加自信、更具有主导性的中国开始浮现。近期的两部国产商业电影《天将雄师》和《战狼》敏锐地感触到这种大的历史格局的变化，尝试讲述新的中国主体的故事。

《天将雄师》作为2015年春节档放映的贺岁片，是一部典型的香港风格的古装动作片，采用近些年内地与香港合拍的形式，由内地电影公司投资、香港导演李仁港执导、成龙与好莱坞影星约翰·库萨克等联合主演。这部电影最终获得7亿多的高票房，被认为是近些年最具国际范儿的国产大片，这不只是因为有好莱坞一线影星的加盟，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国际题材的故事。

成龙扮演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大都护霍安，承担着协调西域诸国关系和维护古丝绸之路和平的重任，电影的核心情节是古罗马帝国的小王子（王位继承人）逃难到西域，被在雁门关服刑的霍安所救，小王子的护卫将军盧魁斯帮助霍安修建了古罗马风格的骊靬古城，而霍安则联合西域36国替罗马小王子打败了弑君僭位的邪恶兄长，从此沟通欧亚大陆贸易的丝绸之路又恢复了。十余年前，香港电影市场衰弱，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淘金”，与内地电影人一起拍摄合拍片。面对陌生的内地观众和内地文化，香港电影人一开始并不适应，一度引发“港片变味”的争议。近两三年，香港电影人凭借着在商业环境下练就的适应能力，拍摄出既具有市场价值又让观众满意的影片，如《十月围城》（2010年）、《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年）、《狄仁杰之神都龙王》（2013年）、《中国合伙人》（2013年）、《亲爱的》（2014年）等。直到2014年底徐克成功改编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把红色经典用商业大片的逻辑顺畅地讲述出现，从而实现了主流价值观与商业票房合二为一的好莱坞大片的效果。《天将雄师》虽然不是主旋律题材，但却是把香港古装动作片成功地转化为与时下的国家战略彼此呼应的商业大片。

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和最重要的角色显然是成龙。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拍摄古装武打片《醉拳》成名，到80年代拍城市动作片《警察故事》系列，再到90年代成功进军好莱坞，成龙是李小龙之后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华人影星，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成龙塑造的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就是《A计划》系列和《警察故事》系列里的香港警察，每次都是正义的化身和惩恶扬善的大英雄。90年代，成龙在电影中走出香港的地域限制，开始扮演与机智勇敢的007相似的介入国际事务的香港刑警，如《我是谁》（1998年）、《特务迷城》（2001年）等。这些电影在呈现90年代香港人的身份焦虑（追问“我是谁”）的同时，也展现了大量的异域风情，显示出香港作为国际之都的自信。新世纪以来，与周润发、吴宇森等出走好莱坞的香港电影人回归大陆相似，“审时度势”的成龙也把拍摄电影的重心转到内地，2004年以《新警察故事》试水内地市场，此后几乎每年都会推出新片。

对于成龙来说，让昔日的香港警察的形象登陆内地并不太容易，而让成龙所代表的中国功夫转化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形象则不是难事—成龙是香港演员中少有的能经常以中华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出演国家庆典活动的一位。这种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身份也是近些年成龙电影中经常处理的问题。在《神话》（2005年）中，成龙借用古装穿越剧的形式将秦国大将与香港考古学家表现为前世今生的关系；在《大兵小将》（2010）中，成龙扮演的贪生怕死、渴望过和平日子的小兵与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国家的将军之间形成了对立又和谐的关系；在《十二生肖》（2012年）中，成龙扮演的国际大盗最后变成了坚定的爱国者。而到了《天将雄师》，成龙这个香港警察变身为西域大都护，充当着政治和商贸调停人的角色。

在《天将雄师》中，成龙所扮演的霍安具有多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匈奴人，是汉朝名将霍去病收养的战争孤儿，另一方面他又是汉朝任命的西域都护府的负责人，代表中原王朝来治理地方事务。电影所展现的不再是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军民之间侵略与反抗的战争，而是多民族合作共存的故事。霍去病也不再是武力驱逐匈奴的象征，而变成了和平的守护神，他去世后留下的铠甲成为和平的图腾。霍安继承了霍去病的这种精神，协力维护西域36国的和平安定。如果说这种多民族共存实现了中华文明内部的和谐，那么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则成为中西文明对比的隐喻。与近代以来中国作为愚弱的民族以及80年代中国作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民族不同，霍安可以平等地与罗马大将军进行中西文明的对话（借助于成龙所使用的香港英语），并且用中国的和平理念来说服你死我活的战争逻辑。在罗马大将军与霍安共同修筑雁门关的过程中，这种西方的机械制造和理性工具的能力也可以被中国人所借用，共同打造出一座中西合璧的新城。于是，中西对比不再是对抗，而表达为一种协作关系。

这种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包容态度，反映了当下经济崛起时代的中国主体的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成龙（香港）再次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继续扮演中西文明交汇的角色，只是与那种接受西方现代法治理念的“香港警察”不同，“西域大都护”这个角色带有更多中国传统文明形态的印迹。

另一部引发热议的国产军事题材影片《战狼》，讲述中国特种兵的故事，在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7》同档上映的情况下获得5亿多票房，这也意味着年轻观众对这部并非大制作的影片的认可。这部影片带有双重特征，其一是当代军事题材，也就是表现解放军的主旋律电影；其二是动作片，与古装动作片《天将雄师》以及好莱坞硬汉动作片《敢死队》等没有本质区别。而这部影片的成功正在于把传统的军事题材动作片化。

军事题材是一种带有中国电影类型特色的命名方式，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电影生产体制。与军事题材相并列的是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也就是说，当时的电影生产也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其他工业部门一样是分门别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与国营电影制片厂的生产模式以及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相关。在毛泽东时代，很少使用军事题材的说法，更多的是用“革命题材”的表述。

80年代以来，军事题材一般指的是反映当代军人题材的文艺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1984年）、《大阅兵》（1986年）等。这种电影分类方式与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化之后以动作片、青春片、喜剧片、恐怖片等商业类型来划分是截然不同的。军事题材一般带有主旋律的特征，需要表现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与军队基本延续计划经济体制有关（相比之下其他的社会单位则完成了市场化转型）。因此，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与以个人主义为底色的商业电影是冲突的。即便军队单位出资拍摄现代军事题材影片，如《冲出亚马逊》（2002年）、《歼十出击》（2011年）、《目标战》（2013年）等，也很难在商业电影院线中获得票房成功。

2007年，冯小刚的军事题材贺岁片《集结号》获得口碑和票房的双豐收，也是新世纪以来少有的以解放军为主角的影片被主流商业市场所认可。这部影片与其说表现了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英勇杀敌的英雄主义，不如说表现了组织（体制）对牺牲的个体的愧疚和补偿，最终国家重新授予死去的英雄烈士称号。如果说《集结号》是以追认的方式达成了为国捐躯与个人牺牲之间的和解，那么《战狼》则把个人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融合起来。这部电影展现了个体、团队与国家的关系，吴京扮演的冷锋虽然是一个有个性、爱闯祸、自作主张的特种兵，但他却顺利招入战狼团队，这是一个既讲个人主义，又讲合作精神的团队。当国家用战狼团队来对付外国雇佣兵时，冷锋们的行动又具有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与为国打仗的军事行动之间是合二为一的。

人性与道德的冲突在《战狼》中出现了三次。电影一开始，冷锋为了拯救战友，不顾人质安危贸然向毒贩开枪，这反映了在执行命令与人性的冲突之间，冷锋选择了人性；第二次，冷锋的父亲开枪打死了受伤的战友，在愧疚和自责中生活了一辈子，这反映了在军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第三次是，同样面对战友受伤，冷锋用机智和勇敢，既拯救了战友又打击了敌人，从而实现人性与军事行动的统一，也消弭了主旋律与商业片的裂隙。

在《 》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成为特种兵追杀海外雇佣兵的信念，据说这句话来自于西汉抗匈名将陈汤，原文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如果联系到《天将雄师》，可以说这样两部电影讲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故事。《天将雄师》是中华与外族之间的合作、友好，以共同放弃战争来实现和平，而《战狼》则是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表述，通过对敌人的消灭，来确认自我的主体身份。这样两种主体位置反映了当下中国的两副面孔，对外是以经贸促合作的和平崛起之路，对内则通过激活爱国主义来完成内部的整合。这样两种面孔能否真正回应或缓解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的挑战，值得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