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文夕大火”的是是非非

陈守宁

1938年11月13日凌晨燃起的长沙大火整整烧了五天，酿成千古浩劫，史称“文夕大火”。长沙原有居民四十二万人，至11月12日已疏散百分之九十，而火灾的罹难者仍达三千余人；全市一千一百多条街巷，全部焚毁的有六百九十条，幸存房屋不到五栋的有三百三十多条，损毁程度合计超过百分之九十。著名古建筑如经历两千多年的贾谊故居和定王台，明代城墙上耸立的天心阁和明朝吉王府牌楼，清朝的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左宗棠公馆和曾国荃公馆、左宗棠祠堂和曾国藩祠堂以及火宫殿等，都在大火中化为一堆堆残砖破瓦。由于这场大火而引发的人事纠葛，延续多年，让人始料不及。

1948年，滞留香港的郭沫若应《华商报》副刊《茶亭》主编夏衍之约，写作了《抗战回忆录》。到了1958年，经郭沫若重新整理，将《抗战回忆录》改名《洪波曲》在《人民文学》第七至第十期连载。郭沫若前记中说：“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

《洪波曲》发表后，迅即引起了郭沫若的两位老朋友、老同事的“未敢苟同”的反应。

首先是张治中。他认为《洪波曲》第十五章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有些地方是歪曲事实，我不能缄默。“（张治中《长沙大火真相详记》）于是，1959年1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第一次去信，写道：”我从《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看到您写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十五章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佐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个火烧长沙市。’又说：‘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万骨枯！’您这种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人对事别有成见呢？”

“1938年11月12日上午九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

“您说‘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十二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长沙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

“您是一位负盛名的、有权威的大作家、大诗人、历史学家，如果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描写不够真实，对作品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呢？”

张治中提到的“模仿库图佐夫的火烧莫斯科”这句话是有出处的。1938年11月7日在长沙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一次军事会议，蒋强调“坚壁清野是以空间争取时间，保存实力，最后取得胜利的要诀”。蒋介石还援引1812年俄国主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打败拿破仑的战例，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

大革命时期张治中与郭沫若同在国民革命总司令部共事，张是副官处处长，郭是政治部副部长；抗战时期（1940）张治中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郭沫若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这封去信中，张治中又提到：“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十年的立场来说，这不大合适吧？”这里说的“同事十年”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职，郭沫若在政务院任职，直至1959年。郭沫若是按照那个年代所强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写抗战这段历史的，所以他复信说：“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在这种新历史观看来，同事不一定是同志。

1938年11月12日夜，岳州（岳阳）虽失守，而平江、汩罗以北的防守阵线仍在，长沙离前线尚有三百多华里，并没有达到蒋介石电令的“长沙如失陷”的焚城前提条件，张治中也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大火后，张治中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留任办理善后工作，至1939年元月卸任离湘。还是周恩来在善后救灾动员大会上说得好：“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

在这次致信中，张治中还对《洪波曲》第十四章《长沙种种》一节以及第十六章《桂林种种》一节中的一些说法给予反驳，并陈述了事实真相。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0日第一次复信，仍维持己见：“请您注意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您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并告之：“《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

1月12日，张治中第二次致信郭沫若：“我想和您说，您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定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当时，潘公展到职才一个月，他在大火前一天就和各厅厅长、省府人员撤往沅陵了，此事他根本不知道。”

18日，郭沫若第二次复信：“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这封信的语气，与第一次复信中诸如“我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一个人的问题”等语句比较，有了明显的改变，个中原因可能与张治中在他的《长沙大火真相详记》一文中记录的内容有关。当初张治中想把《洪波曲》的相关问题报告给周总理，但又想不太好，就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但事后得知，事情还是让周总理知道了，“郭老因此受到批评”。

《长沙大火真相详记》还记录下张治中第二次去信后不久，郭沫若“和我见面时还握着我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

后来，《洪波曲》在天津出版，内容删改了不少，措词语气也有了变动，但是在日本出版的日文版还是沿用了《人民文学》的稿子，这就使事情以讹传讹地传到国外去了。于是，面世的《洪波曲》就有了两个版本：《人民文学》连载及日文版；单行本及《郭沫若文集》收录版。

《洪波曲》牵制出的另一段纠葛来自田汉。郭沫若在文中写田汉时有这样一段话：“文化人的积习毕竟太深，尽管有全身的戎装和马靴也管勒不住。队伍一出城，一和大自然的风光接触，于是文人的习气便解脱了羁绊。据说，沿途都在游山玩水，遇到什么风景好的地方，便停下来流连流连，或绕道去牵就牵就。有的人喜欢照相，第六处的摄影同志随处在拍照，以留纪念，就这样，一个队伍弄得五零四散了。”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38年11月12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三厅开始随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由长沙向衡阳疏散转移，年老体弱的职员乘火车走，年轻力壮的职员和几个演剧队由田汉带领步行到湘潭集合。到易俗河时田汉的队伍被日机冲散，加之如穿不惯军靴的音乐家林路脚痛走不动路等情况，导致田汉一行耽误了时间，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达湘潭下摄司与队伍汇合。

据时任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撰写的《风雨五十年》记载，时任三厅厅长的郭沫若见到田汉时，“冲着他大发一顿脾气”，说：“田老大是游山玩水丢了队伍。”阳翰笙对此事的看法是“郭老听了误传”。

不曾料到时隔二十年后，郭沫若以文坛第一人的身份在《洪波曲》中旧事重提。1958年正值反右运动的后期，这使得一度被内定为右派对象的田汉感受到莫大的压力。一向“孜孜焉必欲有以自见”的田汉自然不服气，在随后写的《影事追怀录》中写下了辩护之词：“第一，在长沙动身那天下午，天快黑了，无法照相；第二天忙于收集流散的人，整顿队伍，也不会有心思照相；我身边实际上也没有照相的人；第二，我还不失为爱乡爱国的人，我既受命领队撤出长沙，刚对大家悲愤地讲话，一到路上我忽然甩开队伍不管了，游山玩水去了，我能是那样没有心肝、没有责任心的人吗？”

“文夕大火”后，11月16日，田汉、洪深率队返回长沙救火，随后周恩来、郭沫若也率人返回长沙开展救援善后共作。救援善后工作完成后，三厅人员离开长沙向桂林转移，田汉没有随行。郭沫若从桂林发来电报催田汉回部，田汉回电说待罪长沙，暂不回厅。田汉感到“在长沙工作中，许多事不甚顺手”，许多知友关系不如以前的好（田汉《与郭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

将时间推到文夕大火前二十多天，1938年10月21日，政治部三厅职员由武汉往长沙转移，临行时田汉写下一首诗《武汉退出后》：

大家快为着民族生存，作出更大的牺牲；

让敌人不得消停，让敌人不得安宁；

守不了粤汉，回不了东京，

在洞庭湖畔，筑起一座倭虏坟，

在东亚大陆，竖起自由解放的旌旗。

田汉是按照他在《戏剧艺术家的志节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抗战艺术家必须随时保持对于最后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其间不能容丝毫的虚伪，丝毫的勉强”写出的志节诗，由衷的真情与他在三年前写《义勇军进行曲》一个样。

郭沫若也在撤离武汉时为《扫荡报》写下了一篇社论《武汉永远是我们的》，说“我们的保卫大武汉之战，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以死拖换取硬打”“敌人的侵入武汉等于窜进坟墓”。

然而，到了1958年，在《洪波曲》中，郭沫若对自己的这篇文章另有解释：“认真地说，我也是昧着良心，在那儿替别人圆谎，昧着良心在那儿帮忙骗武汉的市民。”可以说这是重新入党的郭沫若对自己当三厅厅长时言论的剖析，与当年反差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