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怨恨”计划

爱德华·鲁佩尔特

中尉亨利·迈切尔是我在“怨恨”计划中的助手。我在拉伯克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整理卡明斯中尉和洛斯卡顿中校从新泽西州蒙默思堡带回的琐碎材料。因此，他有自己的答案。

操作雷达的学生发现的以极快速度飞行从而导致他无法对其进行锁定的所谓UFO，其实是一架时速为640千米的普通飞机;之所以无法对其进行跟踪，是因为他把雷达自动跟踪系统的程序搞乱了。T- 33教练机上的两位军官的目击事件也在迈切尔告知其看到的是气球后宣告破解。

雷达屏幕捕捉到的另一个不明物体最终被证明是热气球。没完没了的电话从总部打来，都在询问飞行物的高度，因为总部的一些官员在打赌，猜测气球的飞行高度。

雷达第二天捕捉到的飞行物——这些足以证明当时新泽西州上空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诡异的事情，也是由气球和天气引起的。

对蒙默思堡事件的调查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信心满满，以为通过稍稍挖掘即可轻松弄清楚这起事件。就这样，我开始干劲十足地研究起长滩事件来。在我去得克萨斯州拉伯克期间，曾不得不暂时将其搁置。但是，如果飞碟会笑的话，它们很可能透过平流层暗笑不已，因为我们仍然束手无措。

在关于六架F- 86战斗机如何追逐一个在长滩上空飞行的UFO的原始报告中，提交报告的情报官员称，他已经核查了当时所有的航班，因此UFO不可能是飞机。

该UFO也可能是气球，因此，我给位于长滩市机场的空军气象小分队发去电报，想得到1951年9月23日7时55分所有热气球的飞行轨迹。在等待这两份电报的回复期间，我与迈切尔中尉开始整理早些时候的一些UFO报告。这项任务的工作量可不小，因为早在1949年“怨恨”计划被终止时，所有的资料都被塞进了储物箱。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四个乱七八糟的抽屉，里面塞满了各种UFO报告、信件、信件复印件和备忘录。

但我们还没整理多少，回电的复印件就被送过来了。那是一份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UFO目击报告。我开始读这份报告，并且信誓旦旦地告诉迈切尔，我很快就能得出答案，到时再回来跟他一起继续整理材料。但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来自特雷霍特的报告称，10月9日民航霍曼市机场的一位员工看到了一个银色的UFO;3分钟后，在特雷霍特东部飞行的另一位飞行员也看到了一个类似的物体。报告非常简短，而且缺失细节，但几通电话过后，我便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10月9日13时43分，一位民航员工正走在机场行政大楼前面的斜坡上，余光瞥见东南方地平线附近有亮光闪烁。他停了下来，抬头看着天空中亮光闪烁的地方，但那里已什么都没有了。他正准备继续往前走，突然发现一个“针尖大小”的发光体，就在此前看到亮光的那个地方。接着，这个微小的发光体开始变大。对这位民航员工来说，很明显的一件事是，有个不明物体正以极快的速度朝机场飞来。就在他观察的时候，该物体越来越大，直到在他头顶上径直一闪而过， 消失在西北方向。该员工说，事情来得太过突然，而且他只顾着看了，忘了喊附近机库中的人出来一起看。但平静下来后，他还是能记起一些细节。该起目击事件的持续时间大约有15秒，在此期间，UFO出现于地平线又消失于地平线。事件中，UFO被描述为“扁平网球”状的明亮银色物体，而且，当它飞抵民航员工头顶时，有“伸开的胳膊处一枚50分硬币”大小。

然而，报告还没有结束。目击事件几分钟后，又有一名飞行员通过无线电报告，称自己看到了UFO。当时，他正从印第安纳州的绿堡飞往伊利诺伊州的帕里斯。到达帕里斯以东时，他回头看去，发现物体就在他的左侧。该UFO是一个巨大的银色物体，状如“扁平的橘子”，飞行高度与他的飞机持平，而且距离非常近，正一动不动地悬浮在空中。观察了几秒后，他猛地将飞机来了个左转弯，径直朝UFO 飞去，但该物体突然加速，往西北方向飞去。其时，仪表盘上的钟表显示为13时45分，也就是特雷霍特目击事件2分钟后。

挂断电话后，我从文件堆里找出一份航空图，并将目击地点一一标出。民航员工看到UFO消失于西北部地平线，那名飞行员正从印第安纳州的绿堡飞往伊利诺伊州的帕里斯，由此可知，他的航向接近270°，差不多是往正西飞行的。 他第一次看到UFO时，正好在帕里斯东部，因为他说过当时是往后看去，UFO在他的左侧，说明他看到UFO 的位置应该就是民航员工看到UFO消失的位置。两位目击者都在目击事件后校对过手表的准确性，因此时差最多只有几秒。我能得出的结论是， 两人看到的是同一个UFO。

我核对了中西部地区每一个热气球的飞行轨迹，核查过当时的天气状况——碧空万里，也对两位目击者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此外，我还查阅了当天的空中交通状况，虽然我知道该UFO不可能是飞机。我在代顿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关于日间陨石的所有材料，但都帮不上什么忙。据民航员工的描述，他看到的UFO是一个轮廓分明的扁平物体，没有雾状尾迹，没

有火花，也没有尾翼。如果是日间发生的陨石现象，低到可以被形容为“伸开的胳膊处一枚50分硬币”的话，肯定会有雾状尾迹和火花，而且会伴随巨大的呼啸声。但是，该物体一点声响都没有。此外，日间陨石的停留时间也不会久到一架飞机能掉头飞向它。

结论：未知。

几天后，我拿到了长滩事件的相关数据，开始着手分析。一个气象气球曾在长滩发射升空，地点就位于那六架F-86战斗机试图拦截UFO处附近。我标出气球的飞行轨迹、报告中提到的UFO的飞行轨迹以及F-86战斗机的飞行轨迹。气球与F- 86战斗机的轨迹是准确无误的，因为气球由无线电跟踪校准，F-86战斗机由雷达跟踪记录。三者的飞行路径只在一个点有重合。当前两架F-86战斗机初次遭遇UFO时，他们的目视方向几乎正对着气球。但此后，即使改变F-86战斗机的航线，我还是没法证明什么。

此外，据长滩的气象观测员说，F-86战斗机拦截UFO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户外对气球进行观察。当日天气非常晴朗，即使气球已经飞得很高，他们仍然能看得见。他们没有在气球附近看到任何一架F- 86战斗机，而且，在F-86战斗机跟丢UFO之前10分钟，气球就已爆炸了。

迈切尔中尉接手此事。鉴于蒙默思堡事件已取得成功，他想趁热打铁搞清楚那位飞行员是如何看到UFO的。但是，结果与我并无二致——什么也没有得出。

1951年10月27日，新“怨恨”计划正式启动。几封必要信件寄出后，必要的支持也如约而至，对于所需的直接费用及人手，我做了充分预计，逐条列出，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经过充分的讨论、推断和查阅之后，所需之款项都已到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至于新“怨恨”计划的工作方针，我被授予充分的灵活性，毕竟没有人知道追踪UFO的最佳方案。我也只有一项限制，那就是不允许手下人员把时间浪费在不着边际的猜测上。我们的任务就是逐一分析每份UFO报告，并试图找到一个我们认为是诚实的、公正的答案。如果我们无法确定被报告的事物为气球、陨石、行星或其他任何常被误认为UFO的普通事物，我们就在文件夹上写上“未知”，并将它归档在特殊文件处。等攒到足够多的此类“未知”报告后，我们会对其进行再次研究。

只要我负责UFO计划，这条底线就不能破。在此期间，如果有人成为反飞碟人士，无法继续对报告做出公正的评估，那么他将被请出新“怨恨”计划;相反，如果有人开始相信飞碟的存在，那么他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计划启动之初， 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没有时间去猜测这些未知事物究竟是宇宙飞船、太空怪兽、苏联武器，还是空中幻景。

因为有三个人观点过于极端，要么绝对赞成，要么完全反对，我不得不让他们退出。

截至1951年11月末，我对以前的UFO计划了解得已经差不多了，对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比较明了。据我所知，“信号”计划和“怨恨”计划的研究人员犯了不少错误，我对这些错误进行了研究，从中获益良多。可以看出，前人的工作比较粗糙，但因为有他们的研究做基础，我的工作就相对容易多了。

我和迈切尔中尉整理出了1951年之前的所有文件，将它们重新归档、研究，然后列出了新“怨恨”计划未来的行动方向。

当洛斯卡顿中校和卡明斯中尉在五角大楼就蒙默思堡事件向卡贝尔少将汇报时，少将让他们在新计划启动并准备就绪后再去汇报。我们的确准备就绪了，但在把想法带去五角大楼前，我觉得先试试别人的反应比较妥帖。时任美国航空航天情报技术中心（ATIC）主任的弗兰克·邓恩上校，对我的这个想法表示赞成。作为顾问，很多知名科学家、工程师都定期到访ATIC，邓恩上校认为，这些大咖们的意见和评论都非常有价值。因此，接下来的两周里，每一个到过ATIC的科学家、工程师或学者，都将得到一份UFO简报。

很遗憾，上述各位的姓名不便透露，因为我向他们承诺过对他们完全匿名。但这份名单读起来很像从《科学伟人》（Great Men of Science）上撕下来的。

在此期间，共有9人到访过ATIC，了解新“怨恨”计划。其中，有2人认为空军是在浪费时间，1人的态度可以称之为漠不关心，另外6人则对计划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对此，我倒是吃了一惊。起初，我将这些人的反应界定为0至20，即在完全冷漠到相对温和之间。而事实上，科学界正对UFO进行自由而严肃的讨论。大多数到访者认为空军被以前的计划弄晕了，他们很高兴计划能被重新启动。所有到访者，包括那两名认为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的学者，都对计划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且都表示，将来如果需要他们的帮助，一定在所不辞。后来，这些人中很多都成了我要好的朋友，也成了我们尊贵的顾问。

1951年圣诞节前两周左右，我与邓恩上校前往五角大楼做汇报。少将约翰·桑福德是卡贝尔少将的继任者，为现任ATIC 主任。很显然，桑福德少将已被告知了当前UFO的处境，因为他非常熟悉目前存在的大致问题。他已任命助手W.M.加兰德准将替他监督计划的执行。

邓恩上校向桑福德少将简要汇报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他向少将解释了计划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暂将未知事物搁置一边不做过多猜测;他还提到了访问ATIC的科学家是如何喜欢新“怨恨”计划的开展。

我们就空军与ATIC对UFO报告的各自职责进行了一些探讨，加兰德准将当时曾表示过（后来也书面确认过），空军全权负责调查及评估所有UFO报告，在空军内部，ATIC是对应的负责部门。这意味着，新“怨恨”计划要负责军部所有分支做出的所有UFO报告。接着，我开始向桑福德少将及其部下汇报UFO研究当前的处境。

自1947年首次出现以来，UFO报告一直源源不断地被送来。仅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高质量报告的数量迅速增多，但媒体并没有就此做过任何报道。

UFO大多出现在美国国防的关键领域。洛斯阿拉莫斯-阿尔伯克基地区、橡树岭及白沙试验场是UFO光顾频率最高的区域，港口、战略空中指挥基地和工业基地位居其次。美国各州都有UFO报告的记录，其他国家也都报道过UFO，因此，UFO 报告并非美国特有。

UFO报告出现的频率也非常有趣。每年7月，报告的数量会急剧上升，达到一年中的峰值。圣诞节前夕通常也会出现

一个小高峰。

然而，新“怨恨”计划并不能解决UFO的困境。的确，这些报告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对“已知事物的误认”导致的，当人们看到气球、飞机、行星时误以为是UFO，还有一部分源于恶作剧、幻觉和疲惫的飞行员。但这些报告所占的比例不到1%，剩下的则是确实“无法解释”的UFO目击事件。

我向情报部门官员汇报说，报告的质量越来越高，报告中可用来分析研究的细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但还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

到访ATIC 查阅过UFO报告的9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表达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我们应该优先获取报告中UFO的速度、飞行高度及大小的准确测量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有助于我们轻易挑出那些实际是普通事物的报告，比如气球、飞机;二是如果我们能得到准确的测量数据来说明的确有某个物体正高速穿过大气层，并且该物体不是陨石的话， 那么，解开UFO 之谜也就指日可待了。

我制订了一个数据测量方案，交给小组其他人员，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确信，不久之后，媒体将会闻风而动，公众也会随即知晓空军在鉴定UFO方面做出的新的努力。届时，整个事情将不再遮遮掩掩，我们将顺势承认新计划的存在，详细而准确地将目前的情形向公众解释清楚，并且告诉公众空军会认真研究收到的所有UFO报告。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受到鼓励，从而就自己所见提交报告，或许我们也能由此获得一些宝

贵的数据。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张草图。假设有人报告声称在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中看到了UFO，我们或许能收到一两份报告，而且这些报告都相当粗略——这种报告对我们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我们能得出的推断就只是某人看到了某个无法确定的事物。但是，如果UFO报告的数量达到50份，而且来自城市的角角落落，那么我们就会去找这

些目击者谈谈，了解他们目击UFO的时间和地点，包括UFO的方位以及距离地平线的高度。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通过三角剖分法计算出物体的速度、飞行高度以及大小。

同时，我还指出，雷达的确可以提供速度和高度的准确数据，但雷达数据也并非万无一失，因为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天气状况。想要得到关于UFO的准确雷达数据，就必须证明雷达捕捉到的目标物并非由天气现象引起。雷达数据很有价值，而且我们需要雷达报告，但它必须与肉眼所见被同等对待，而不是取而代之。

作为这次汇报的结束语，我再次强调，截至1951年年末，也就是这次汇报的时间，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任何超出我们认知的飞行物的存在。所有建议重组“怨恨”计划的理由，都只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从许多诚实可靠的人那里得到很多不可思议的UFO报告。但它们也只是UFO报告而已，不应被看作科学证明。

与会的每个人都表示赞同，他们都曾读过或听说过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报告，而且，在场的人中有两人曾亲眼看到过UFO。

散会之前，邓恩上校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尽管他知道答案，但他还是想证实一下。问题是：“ 美国是否有被当成UFO的秘密武器？”

答案干脆利落，“没有”。

几天之后，我得知我的计划已获得准许，计划的正式文本也早已写就，剩下的就是走程序获得正式批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