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晨希
《重返五四现场(增补本):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叶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近几十年,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往往偏见多于常识。曾有学者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常识。在我看来,于近代史研究,回归常识,就是颠覆常识,颠覆我们多年来对很多事件的错误认知。叶曙明先生《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则以最好的证据说明了“颠覆”的重要性。
叶曙明将五四运动爆发的因子上推到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是近代一切事件和运动的“导火索”。梁启超作为改革的急先锋,率先在戊戌之后,提出要好好学习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但作为读了半辈子“孔孟老庄”的人,他也还只能是调和中西方的思想。
但梁启超的后辈们,则完全没有了这种顾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因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直言要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语言、戏曲入手,从而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和政治体制。“五四”那一段人,动辄大谈政治、文化,心中怀抱着理想的乌托邦,似乎只要把语言改成白话文、拉丁文甚至“爱斯不难度”(世界语),把三纲五常、孔家店推翻,引入西方的民主自由,就可以见到中国未来的曙光。这正如叶曙明在书中所说,大家还处在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中,思想也充满着天真的一面。
五四运动其实也是在这种偏激的思想之下所发生。
五四学生运动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