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巨变时代的伤痕上

2015-09-10 07:22:44李宗陶
读书 2015年10期

李宗陶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自由欧洲电台跟播音员G.R.厄本做对话节目时,借用物理学概念谈出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速度历史”和“质量历史”。前者指能够分辨历史规模和规律的;后者指能够对史料进行细节整理和分解的。汤因比认为,理想化的历史书写应该既是“速度的”又是“质量的”,但这两种方法被同一个人成功采纳是很难得的。

我重读了杨国强的几本专著:从一九九七年的《百年嬗蜕》、二○○八年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然后再读二○一四年末中华书局出版的《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发现浸淫清史四十多年的作者以其绵密深沉的书写,为世人提供了既是“速度的”又是“质量的”难得范本。

新近出版的《衰世与西法》收录了十四篇专论和一篇媒体访谈,时间跨度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的三十多年。这是中国近代化意义上的巨变时期,上接康雍乾三朝构成的十八世纪“盛世中国”,下启一个由“变局”而“危局”进而“残局”的百年。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由盛而衰,盛世里那些潜在的矛盾慢慢积聚、生长、发酵,成为十九世纪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困境。书中提到:一八三五年,道光皇帝召见翰林院编修张集馨时,吩咐他多读经世之书,少赴文酒之会。经世之学兴起在嘉庆道光年间,是以学问济时、以儒生的议论策论针砭时弊,尽管这些议论并没能进入国家权力而转为事功。……

登录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