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选》看毛泽东的政治教育思想

马文萍 马晓明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选集4卷中，毛泽东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对象、内容、手段、方法以及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关键词]毛泽东选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无产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1]p289。毛泽东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集中体现于《毛泽东选集》之中（以下简称《毛选》）。

一、实践上与中国革命相伴而生

重视并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毛选》中，毛泽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表述经历了从“宣传”“动员”“教育”等理念，到“政治动员”“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政治工作”“教育工作”“理论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等实践的变化，论述愈来愈多、愈来愈具体。

（一）“宣传”在革命斗争中的有效发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p3这是《毛选》第1卷的第一句话。怎样分清敌人和朋友呢？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那些能接受革命“宣传”的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这一论述彰显了毛泽东对“宣传”地位和作用的强调，也蕴涵了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早期萌芽。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把这种宣传明确为“政治教育”“政治宣传”。在这个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农会的重要作用，指出：“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1]p34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开始使用“宣传工作”一词，总结了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中对敌军做宣传的两种最有效的方法：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在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他明确指出在宣传工作上，要重视宣传队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宣传思想进一步丰富成熟。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提出做宣传工作必须先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2]p802。在《反对党八股》中，他进而提出做宣传工作的人，要多对自己的宣传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否则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要学习语言，因为“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2]p838。提出全员宣传的思想，教员、新闻记者、文艺作者、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都是宣传家[2]p838。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他使用了“宣传教育工作”，指出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才能“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就自动去掉的灰尘”[3]p1131。

（二）“动员”对象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毛选》中“动员”一词频频出现，在第1卷出现36次、第2卷多达102次、第3卷有33次、第4卷有16次。它的使用与革命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动员的对象也是因时而异，内容也各不相同。起初的“动员”对象是群众，表现在1933年8月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1]p119。毛泽东指出：“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1]p136因而，他还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提出了“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1]p201，动员对象为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并指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1]p202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1]p256。政治动员的对象扩大到广大人民，在《毛选》第2卷中“唤起民众”出现频次高达12次。他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4]p480此文用自问自答形式详尽地介绍了什么是政治动员，指出：政治动员的目的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要有政治纲领，以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要全方位动员，经常性动员。“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4]p481

（三）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丰富经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在《毛选》中，毛泽东对政治工作的论述最为详细，评价也最高。他指出军队的政治工作的优点是“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存在的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2]p554。提出政治工作的主体是军队，最早出现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指出，红军“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1]p64。在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认为红军的工作包括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到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全国军队总动员”，指出要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在1937年10月《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他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政治工作是八路军的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基本原则有三个，第一官兵一致原则，第二军民一致原则，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原则。在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指出将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4]p434。在同月的《论持久战》中，他再次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重申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工作的方针。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四）针对性的“思想教育”贯穿中国革命始终。《毛选》中毛泽东对“教育”一词有广义的使用也有狭义的使用。在狭义使用中，有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军事教育、国防教育等等。其中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是重点内容。《毛选》中毛泽东最先使用“教育工作”是与文化连在一起的，主要指文化教育工作。例如1933年8月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4年1月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到了“文化教育工作”。只有在1938年11月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才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叫作“教育工作”，并且指出经过艰苦的“教育工作”，才逐渐地在中央红色区域实现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战略转变。政治教育就是“宣传”“政治宣传”，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展开。毛泽东思想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针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的。这些错误思想和观点有：湖南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打埋伏”和“盲目暴动”左右两种机会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亡国论”“速胜论”“唯武器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资产阶级专政”、“左”倾空谈主义、“一次革命论”等；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主观主义学风和宗派主义党风，党八股等等。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针对上述错误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

二、理论上与毛泽东思想共同发展

毛泽东的政治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对象、内容、手段、方法以及保障等方面做了有详有略的论述，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意识的能动性与思想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时，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p77。面对“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p77。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对各种错误思想提出了纠正办法，首要的办法就是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p533不论在党的发展的哪个阶段，都需要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4]p611，只要有新党员的增加，就要“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4]p610。“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2]p1094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二）唯物史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在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中，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都是我们教育的对象，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强调不同的教育对象要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策略。在《毛选》中泛指的对象有群众、人民、民众、敌人等，重点强调的教育对象有党员、干部、红军战士。此外包括中间阶级、知识分子、党外人士、人民中的落后成分，甚至还包括托洛茨基派、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反动军队、汉奸、日军等等。

（三）整体观、全局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在《毛选》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思想、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全局观点的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教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等[5]p118-121。其中思想教育为重要内容。

（四）实践观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毛泽东重视各种教育载体的重要性，特别是语言载体和行动载体。在继承发挥传统载体的基础上，他创造运用了许多新的载体。对于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使用的各种载体，他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通过一些很简单的标语、图画和讲演，同时利用示威活动、纪念活动、庆祝活动、群众集会等方式进行政治宣传，使得农民如同进过政治学校一样。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曾因缺少在墙壁上写标语的技术人员，请中央和两省委送人。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中，他指出，“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方法要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想通[4]p481。1940年2月他指出：“《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4]p728“《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4]p730他还强调语言载体的大众化。毛泽东指出，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2]p838。因此，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从外国语言中吸收好的东西，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2]p837。对于那些天天口头上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如果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那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2]p841。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3]p1322他还创新各种活动载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他提出对敌军的宣传应使用释放俘虏和医治伤病等方法，通过召开“欢送新弟兄大会”，让俘虏士兵演说，他们成为活的教材，打破敌军所谓的“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长征的历史意义，他认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说明了“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p192。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错误观点。经过整风，全党进一步掌握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五）普遍联系观点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虽然《毛选》中毛泽东的政治教育思想分散不系统，但已经有了全局观和科学管理的观念。例如，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加强政府的执行力。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级民众政权大多名不符实、政府权威极低的情况，毛泽东就提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并明确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p73。他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机构保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还实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1]p64。他于1928年11月6日重新组织红四军前委时还设立了宣传科。他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保障。一是主要领导人负责制。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2]p900。二是报告制度。1948年1月，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整党、宣传等各项活动的内容[3]p1264。

三、现实中其思想光芒依旧闪耀

《毛选》中蕴藏的政治教育思想，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即使今天也依然闪烁着耀眼光芒。

（一）充分重视“思想教育”的作用。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使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挑战。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掌握思想动态、做好思想教育仍然是中心环节。

（二）教育要做到有的放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对象性。我们在教育过程中，真心想把工作做好，就要看对象有的放矢，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因此，教育谁就要先向谁学习，不同的教育对象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教育策略。

（三）教育不能“一刀切”。不同的教育对象要有不同的教育内容。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4]p704我们“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4]p706。“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4]p708虽然近年来理论界对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对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提出不同的人应有所不同，但在实际宣传教育中还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教育中的高标准、严要求，现实中的无标准、低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人们闻之视之或消极抵制，或一笑而过。

（四）教育载体要推陈出新。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全方位、立体式、多途径的，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载体去做思想宣传教育工作。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列了12个方面论述各级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过去的很多载体或已“失声”或已“变味”，比如文艺队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今天的网络阵地本应发挥它巨大的正能量，但长期以来，网络上充斥着太多的负能量信息，让人们对社会、国家、政党产生大量的负面情绪，甚至产生“怀疑一切”的心理。因此，如何管理、净化、利用网络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曹爱琴.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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