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闺蜜这么聊天

蒋雪婕 孙超

女书是湖南南部女性创造的一种文字系统。广义上的女书还包括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作品，以及写有女书的物件。

形式上，95%以上的女书都以诗歌和歌词的形式存在。七个字一句或者五个字一句，可以唱也可以读，载于纸、书、扇、巾之上，涉及婚嫁、祭祀和交友等各种内容。

提到女书，不少人觉得神秘。的确，在过去，这是只有女性才能看懂的文字，连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都曾感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江永女书流传于湖南江永县上江圩一带，历史悠久。有人打趣说，女书怕是“闺蜜学”的起源，此话不无道理。

过去，女孩不能上学读书，无论在家中还是在社会上地位都不高。在压抑的环境下，她们聚在一起，有的还结拜为姐妹，一边做女红，一边用这种独特的性别文字唱读和交流。

女书大部分是七言诗体唱本，载于纸、书、扇、巾之上，涉及婚嫁、祭祀和交友等各种内容，有一些作为书信，有一些则作为日记，承载了她们的喜怒哀乐。有传说，王母娘娘的幺女瑶姬用天书改编成女书；也有人传言，很久以前，上江圩一农妇生下一九斤女婴，取名为九斤姑娘，她天资聪颖，创造了女书。然而，一方面由于“人死书焚”的传统习俗，一方面也因为旧时只能拿着木棍蘸锅灰写字，落后的书写条件导致不易保存，江永女书究竟如何起源，无从得知。

在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正因为它的神秘，识得女书的人越来越少，女书传统文化亟须传承保护。于是，这种本来专属于女性的文字，向大众开放了，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到江永县的女书园小岛上，学习这种优美的文字。

女书园四面环水，只有一条摇摇晃晃的吊桥可通达。胡欣是7位女书传人中最年轻的一位，8岁开始接触女书，2001年开始向女书传人胡美月学习，会读、写、唱女书，能织善绣女红作品。在吊桥旁等我们时，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粗布褂子，沉静淡然。

随她进入园中，绕过照壁，见一所学堂，挑梁很高，黑板嵌在白墙里，木头桌椅摆了好几排。男女老少跟着头发花白的传人老师，咿咿呀呀地学认女书。

“四字女经，教儿聪明，娘边做女，莫出闺门，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轻言细语，话莫高声。”短短一首诗，可以念出来，更可以唱出来，婉转动听。字里行间，虽还是旧社会对女子的要求，但如今它所传递的意义，早已不如文字本身的价值重大。

那细长的文字，犹如踮着脚尖翩翩起舞的女子。从右至左，左低右高，只有点、竖、斜、弧几种笔画。

女书所记录的语言，是当地的土话。因此，每一个女书文字对应着多个不同、但土话发音相同的汉字。单看一个字，难以得知它代表着哪个汉字，取何意，只有联系上下文，组词成句后，才可辨认。就连当地正在学习女书的姑娘，有时也认不准这些字。这不，手里宣纸上写的是“待人以和为贵”，年轻的姑娘就认成了“大人以和为贵”。

胡欣说，每天闲下来时，她就会拿出毛笔练习女书。她的书法笔迹娟秀，但笔锋很有力道，来园参观的不少人看到她展出的作品都找她求字。

在女书园，学堂并不闲着，每年都有免费的培训班对外开放。但要学习女书不是件易事，因为，如果不懂得当地的方言土话，根本难以入门。

这些女书歌谣和诗篇，翻译成汉字时不押韵，但用当地话说出来，却是韵脚整齐。同行的人不禁感叹，大部分懂得女书的妇女汉语水平都很弱，却能做出这么多押韵的诗句，真了不起。

从过去不被人熟知，到逐渐走入学术界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女书，甚至在电影《雪花秘扇》中，都出现了两位女子用女书通信的情景。当然，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女书还将走向世界，传人们到世界各地参加交流。想必，女书字典的出现也指日可待吧。

形式上，95%以上的女书都以诗歌和歌词的形式存在。七个字一句或者五个字一句，可以唱也可以读。内容上，女书有很多女性结拜姊妹之间的通信。书写者写好一封女书信之后，会请人送给她最要好的女性。对方收到之后也会回信。有的作品会这样描绘女性之间相互想念的情感：“我在梦中飞到了你的阁楼，我们一起做针线，一起绣女书，我们像凤凰一样遨游在天空中。”此外，女性传记内容也比较多。老年妇女会请人把自己一生的故事写在布帕上，随身携带。遇到忧愁孤独，或者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拿出来朗读。另外，女书还记录当地民俗故事和女性对苦难的诉说，常常流露出她们希望提高自己地位，能够当家作主的愿望。所以作品中也有很多歌颂中国古代女英雄，如武则天、花木兰的内容。

在大量女书作品中，也有少数是反映了古代女性同性恋的内容，这些作品一般被叫作“行客歌”。“行客”在江永和道县的县志记载中，指的就是同性恋女子。这在女书作品中虽属于少数，却又是实际存在的。

根据专家对口述、出土文物和地方文献的考察，可以认定女书是明末和清代的文字。首先，女书作品中的内容， 95%以上讲的都是明末和清代以后的故事。其次，女书所依据的汉字是简化字。而中国元代和明代以后，简化字才比较多。此外，通过对女书物件持有人的询问，一般也没有比清代或者明末更早的。湖南江永、道县两个县的女书曾经非常繁荣。在这两个县周边的区域，如湖南江华，广西恭城等，也能找到一些和女书有某种联系的纺织品。

女书出现的社会背景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清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在南方，比如广东、香港等地发展，进而影响到湖南。这种影响使湖南成为中国女权主义早期最发达的地方之一。而女书也是和女权主义相关的一种文化表现。没有新的生产方式，没有女权运动，也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妇女的文化。所以它的年代也是和女权运动的年代相联系的。

女书不对男性保密，所以并不属于秘密文字。在当时男性心目中，女书只是女性消磨时间的一种女红。1982年宫哲兵教授发现这种符号以后，拿回大学。教授们开始也都不认为它是文字，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女书才被社会和学术界认可为一种文字。当地方言是女书存在的社会土壤。辛亥革命后的乡村学校建设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推广普通话运动，使得当地女性可以念书，也会说普通话，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女書的衰落。宫哲兵教授1982年到达江永的时候，当地人都认为这个文字已经消亡了。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名叫高银仙的80多岁的老太太。她可以写、认，也可以创作女书，而且有很高的水平。女书这才被重新发现。

女书既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一种旅游资源。同时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湖南的江永县为抢救女书做了大量的工作，建设了女书村、女书博物馆，目前运行状态良好。但另一方面，当地直到今天还存在民间自发的、处于自然形态下的女书活动。专家认为政府管理下的旅游开发和对自然形态的女书的保护都很重要，都要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