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迁校六载风雨行

袁玉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西迁，于1940年初迁到遵义地区，分驻遵义、湄潭，历时6年半。奔波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浙江大学广大师生亲历了国难流亡的痛苦，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他们不畏强暴，在文化阵地上与国民党顽固派、三青团展开了斗争，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浙江大学在遵、湄期间的革命文化活动，是受党的影响及关怀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也是遵义地区抗战时期革命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各学生文化团体纷纷成立，在这块红军曾播下种子的地方如雨后春笋。除了“马列主义小组”（简称马列小组，在广西宜山成立时名为“拓荒社”）的外围社团“黑白文艺社”“黎明歌唱队”以外，还有“铁犁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塔外画社”“质与能”等进步文化团体。各团体还办有壁报，学校的学生会也办了《生活壁报》，作为同学们自由发表言论的阵地。

“倒孔运动”

文化活动进入高潮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置大批流落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不顾，让其家属携洋狗、马桶、箱笼等乘专机撤离香港安抵重庆。消息传出，全国哗然。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校于次年1月6日首先举行了打倒孔祥熙的示威游行。一周后，西南联大印发的关于倒孔消息的传单先后传到浙江大学的所在地遵义、湄潭、永兴。

遵义的浙江大学收到传单后，立即于晚间秘密贴在《生活壁报》上。学生们见后，互相传言，议论纷纷。很快，在《生活壁报》的墙上又贴出了好几篇倒孔文章，要求开大会，上街游行示威，点燃了浙江大学学生的怒火。连平时只顾埋头读书而少问政事的学生，以及一些三青团员也因反对孔祥熙的倒行逆施而被动员起来。

1月15日，遵义“马列主义小组”研究确立了倒孔运动的领导、中心及游行路线。在“黑白文艺社”成员集中居住的寝室里，同学们有的写标语，有的拟宣传稿，有的摘抄外地传单，有的刻蜡纸，有的油印传单。当晚，“马列小组”成员吴作和又组织六七人趁黑上街分发传单，把传单塞进各家店铺、住户。最远来到遵义城北郊汽车站，把传单标语贴到了汽车上。

1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由浙江大学校旗前引的学生队伍从何家巷校门口出发，竺可桢校长走在前头，女生队领先，沿大街向北到汽车站折回，再过“中正桥”到老城体育场宣读通电，历时2个小时。游行中，“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震撼古城遵义。一些中小学生和市民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游行途中，学生们或贴传单、写标语，或街头演说，受到市民的欢迎。有的市民受到感动而自发担负保护学生的任务。

浙江大学在湄潭的理学院和农学院以及在永兴的一年级学生也在酝酿“倒孔游行”。永兴学生贴出了“倒孔壁报”，于18日上午在江馆的天井里召开了声讨孔祥熙大会，下午到永兴街上顺利举行了示威游行。湄潭学生的“倒孔”活动由于计划前被国民党反对派破坏，故未成行。

“倒孔运动”后，白色恐怖加剧。一些进步学生，包括 “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等被捕，还有的被迫离校，“黑白文艺社”等进步社团也被迫解散。浙江大学的革命文化宣传活动转入低潮。

学运低潮

进步文化活动继续开展

“倒孔运动”后学生的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但也让大多数浙江大学学生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腐败及其法西斯本质，在斗争中学会用隐蔽的、巧妙的方式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进步学生“马列主义小组”和“黑白艺术社”的地下图书馆仍在遵义、湄潭和永兴的浙江大学宿舍里秘密地传播革命思想，发挥着无声引导的作用。图书馆的书都保存得很好，直到1946年5月迁校时，进步师生还把书刊装在教学仪器设备箱中运回了杭州。

永兴的《南方》《北风》《春雷》等壁报继续刊出。1942年3月底，黄代成等进步学生还组织秘密读书会，先后有17人参加。读书会的书是同学们自己凑起来的，有一二百本。其中文艺类的有《华威先生》《子夜》《牛主德与红萝卜》《八月的乡村》等，哲学类的有《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入门》等，社科类的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读后还开展座谈讨论。读书会还编《习作》，内部传阅，交流感想和意见。同年8月26日，读书会结束活动。永兴读书会的时间虽不长，却启发教育了不少学生，许多同学后来成了革命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在湄潭，以“桥社”为中心的一部分进步学生，组织夏令营式的新文艺学习班;1942年上半年，部分进步学生编发秘密传阅的《笔谈》，讨论革命形式和理论问题。

通过这些秘密的图书馆、读书会，编发传阅《笔谈》等活动，教育和团结了浙江大学学生。这是学运低潮中开展文化活动的特点。同时，利用校方的文艺团体，抓住可用的阵地、时机，适时地公开开展文化宣传工作，这也是低潮期的文化活动特点。

湄潭“浙江大学剧团”是1942年春由校方组织的文艺团体。在进步团体停止活动后，一些进步学生利用“浙江大学剧团”招人的机会，渗入剧团排演了《日出》《雷雨》《花烛之夜》《草木皆兵》《北京人》《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剧目。还举办了剧本讨论、诗朗诵、篝火晚会等活动。使剧团逐渐成为团结进步学生、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场所。

贵阳《民报》的副刊文艺报，是浙江大学的一个公开活动阵地。1942年10月，以裘克安、陈耀寰为编辑，在贵阳《民报》上编辑出版了一个名为“彗星”副刊的文艺版，每周星期四刊出一次，共出版35期。这个文艺版主要是在浙江大学学生中组稿，内容多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向往新社会的光明。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团结了部分进步学生，对国民党限制下发展新文艺的贵阳也有一定的进步影响。

木刻这把文艺尖刀，在学运低潮时仍然活跃在社会上。遵义的一些进步学生在学生会支持下，开展了进步的木刻活动。到1943年10月，他们先后在遵义、贵阳、惠水和普定等地举行了多次木刻画展，有200余幅木刻画参展。仅就贵阳的2次“木刻画展”，累计参观人数达2400人次，参观者对坚持抗战，要求民主与进步为题材的木刻画留下了深刻印象，使进步思想随同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在贵州传播。

具有民主革命传统的浙江大学《生活壁报》，仍在自己的阵地上沉着战斗，它在1943年2月的“赈济豫灾”和12月的“劳军运动”中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1942年秋后，河南3000万人民陷于“水、旱、蝗、汤”的四大灾害中，是《生活壁报》首先披露了灾情，激起了学生的同情与义愤，发起了“赈济豫灾”的捐献活动。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学生，均为筹集赈灾款而举办了球赛、义演、义卖和木刻画展，活动持续了2个多月。在湄潭县各界邀请的赈灾京剧义演中，湄潭浙江大学师生演出了《空城计》《四郎探母》等。

1943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遵义的中共党员李晨考进浙江大学，联系了浙江大学的党员。他们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利用进步的文化团体，开展党的宣传活动。1944年11月，地下党员通过《生活壁报》公布了“成都市立中学事件”（国民党特务打伤并逮捕学生数十人）的详情，激起了浙大学生的无比愤慨。学生们纷纷向《生活壁报》投稿，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声援成都各校学生坚持斗争。

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我党的抗日主张。浙江大学运动在党的影响及关怀下，正走向一个新的起点。进步的文化活动随着不同形式的学生运动顺利渡过了低潮时期，迎来了1945年的学运新高潮。

《国是宣言》

文化活动结出硕果

1944年9月，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党的各派组织，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浙江大学《促进民主宪政宣言》（简称《国是宣言》）的发表就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一个具体行动。

1945年，国际国内的形势促使中国革命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抗战已进入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浙江大学，与全国各高等院校一起，再次进入学运的高潮时期。学运的中心转向要求国家政治改革。围绕这个中心，各进步文化团体迅速恢复，积极为政治改革中心服务。

进步学生三五人一组，10多人一起办壁报的情况陆续出现，其中不少发挥了进步舆论作用。在遵义何家巷就有《自由堡垒》《民主阵地》《今天》《呼吸》《生活》《石榴花》《中国文学》等;在湄潭文庙院内有《海鸥》《剪报》《新潮》《文萃》等;在永兴有《绿州》《灯塔》《前夜》《五丁》等。这些壁报有综合性的、文艺性的、文摘性的，尽管形式不一，却都有着一致的强烈愿望，要求民主与进步，反对独裁与倒退，并与反对势力控制的墙报展开论战。

为了宣传党的主张和通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况与消息，这年上半年，遵义学生自治会还出版过《浙江大学日报》，主要内容来自遵义学生服务处收听的延安消息。该报除及时在校内发行外，还分送给遵义的各中学，扩大了党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化运动主要集中在“壁报”阵地上。尤以遵义何家巷的《生活壁报》最为活跃。学生会主办的《生活壁报》曾在约3平方米的面积上，点燃了无数次与反动势力斗争的烈火。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战局的剧变和大后方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生活壁报》的内容从一般地要求改善学生物质生活条件为主，逐渐转向以要求国家政治改革为主。

1945年1月9日，《读美军司令史迪威去职时对记者谈话有感》在《生活壁报》上发表，并附有外刊译文，全文登载了史迪威的谈话，批评和揭露了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消极抗日、贪污腐败等问题。文章刊出的第2天，几百篇各种各样反响的稿件投向《生活壁报》，校舍沸腾了，学生们参论国事政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一花引来万花放，很多文章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抨击。

紧接着，《生活壁报》又发表了李家镐写的关于国民党欺骗热血青年，组建青年军打内战的日记、信件，更使青年学生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3月中旬，又刊出了《费巩老师失踪了》的消息报道。这一起惊人的法西斯暴行制造的“失踪”事件，通过壁报通报给了全体师生，进一步增强了学生教师们国事政事的参与意识。《生活壁报》还在遵义浙江大学师生召开“怀念费巩先生大会”的当天（5月27日在何家巷召开），同时刊出多篇专论：如《还费巩教授自由》《呼吁民主和自由》《我们怀念费先生》《抗议暴行、保障人权》等。

浙江大学师生“争取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热情高涨。《生活壁报》上大量刊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可以说在学生中为《国是宣言》的发表打下了比较广泛和成熟的思想基础。2月22日，《重庆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发表。这个《进言》很快传到了遵义浙江大学，并且立即在《生活壁报》上公布了，顿时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学生代表会秘书程融钜执笔整理撰写《国是宣言》。《国是宣言》的初稿于3月16日在壁报上登出，征得同学们若干修改意见。几经周折，于3月23日正式印发全国各地。学生服务处的石印组用他们原始的石印机完成了印刷《国是宣言》的光荣任务。

《国是宣言》首先描述了当下国内外急剧发展的形势，明确指出了造成时局如此严重的危机：“根本的关键就在于政治的不民主”;提出“停止一党专政、实行政治民主”，国民党应当立即兑现其“民主宪政的诺言”，成立一个公允、合理的新组织，负责召开“国民大会”，这个组织“必须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及无党无派德高望重的人士”。并提出改革政治的十条要求，包括：确切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通信、身体、集会、结社等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承认各党派之间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裁撤并严惩一切腐化官吏;取缔一切囤积操纵和严惩奸商等。

《国是宣言》的发表，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学和社会各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生活壁报》陆续收到不少大后方各大学的来信及响应的传单。这些来信和传单在壁报上贴出后，同学们争相抢看，促进了浙江大学师生的政治觉悟向新的水平迈进。

湄潭浙江大学分校虽然出现反《国是宣言》的逆流，但经过斗争，进步力量最终还是战胜了邪恶势力，校内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各种壁报也多起来了。其中新潮社办的《新潮》壁报颇引人注意。

《新潮》壁报是小型综合性质期刊。刊期短，内容新，形式多，文字活，张贴在文庙隔壁的财神庙教室。每期一篇社论，由“新潮社”主要成员集体讨论命题，夜间挂出。有时白天被撕毁，他们又重新贴出，从不间断，主要内容为国内国外大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到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师生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当晚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长长的火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也预示着年轻的一代将挑起革命到底的重担。

浙江大学迁校遵义6年，这6年，浙江大学各进步文化团体所开展的文化宣传工作，在浙江大学校内及遵义地区各地起到了良好的沟通消息，动员群众，引导学运的舆论先导作用，配合了党在各时期的中心任务，为遵义的抗战文化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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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