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分册”点滴纪事

程堂义

现在说到“工分”“工分册”，别说城里人，就是乡下的年轻人也说不出个道道了。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一个人的价值、一家人的生活，可都离不开这东西，它是全家人的希望。想当年，人民公社制度造就了亿万公社社员，亿万个公社社员也就有亿万个记录劳动出勤的“工分册”。后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工分册”自然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还有多少个“工分册”被完好地保留着呢？然而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一位70多岁的老人至今还保留着好几百份“工分册”等资料。

这么多资料，在全国还没见过第二家

1月1日  修塘  10（工分）

1月20日 浇油菜10（工分）

2月12日 锄油菜10（工分）

3月4日  锄油菜 8 （工分）

3月16日 挑塘泥10（工分）

3月26日 砍青   8  （工分）

……

这是一本1959年肥西县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社员童庆寿的“工分册”部分记录。这本“工分册”如今被完整地保存在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74岁的李列元手中。在发黄的“工分册”封面上，“肥西县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及户主“童庆寿”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见。

在李列元家里，这样的“工分册”还有很多：巴掌大的长方形，黄色封面，印刷不是很精致。它们被整齐地摆放在箱子里。除了“工分册”，李列元还有满满几大箱子的“分红册”“农作物劳动定额表”等。“从1956年我当会计到1980年，有关工分的资料大概有好几百份吧。我比较喜欢收集这些东西。”李列元说，“前些年，有位农业部的领导来参观小井庄，看了我的这些资料后，说只在苏州见过有人保存这么多资料，除此之外全国还没看过第二家。”

由于当时生产队缺少有文化的人，1956年，略识几个字且办事细心的李列元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后来成了生产队会计，一直干到1980年。除了负责队里所有账目和制作分配方案，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每天为社员们记工分。李列元说：“干了这么多年，对‘工分册’有种说不出的感情。”

李列元平时喜欢收集资料，对“工分册”更加关注。由于小井庄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改革开放后农民迅速富了起来，不少人开始翻建房屋，那时候李列元经常帮人拆房子，“拆老房子时总能发现一些旧的‘工分册’等，他们不要，我就拿回来了。”

李列元一直把这些“工分册”看成宝贝。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李列元不在家，正好有个货郎从门口过，他老伴见家里破破烂烂的本子、纸张摊了一地，就拿给货郎换了点盐、糖。李列元回来后，一听急坏了，连忙追了几个村才找到货郎，要回了那些东西。前几年，有位研究“三农”的专家想花5000元买走这些资料，磨了好多天，李列元硬是没同意。他说：“舍不得，每本‘工分册’背后都有个故事。”

“工分册”记载着一段历史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记工分是农村生产队每天的必干活。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工分册’，按照每个人所干农活的数量确定分值，让记工员在册上记下来，年底进行统计，作为分配钱粮的依据。”李列元说。“你别小看了这个‘工分册’，在当时可是一家人的希望，吃喝全指望它了。一般头等男劳力是10工分，以下等级依次递减为9分、8分;头等女劳力是8工分，以下等级依次递减为7分、6分。若迟到或早退要扣半个甚至1个工分。小孩所干的农活分值都是固定的，比如放牛一天记3分，割草记2分。一般一个劳力一年有3500个工分。”李列元指着一本户主叫“何孝财”的“工分册”说。

李列元介绍说，记工分一般是晚上在队屋里进行。“屋正中放一张八仙桌，四周摆放着十几张条凳。每天晚饭后，我就早早打开屋门，点亮那盏大号煤油灯。社员们从各个方向陆陆续续地汇集到队屋里，依次坐在条凳上。八仙桌上首位置是队长的，下首是我的。到得早的男人边抽烟、边闲聊，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女人们不是织毛衣就是纳鞋底;孩子们则窜进窜出打打闹闹。”

“估摸着大多数人已经来了，队长说开始评分吧，我随即翻开工分薄。队长根据他的派工和农活完成情况，报出谁干什么活得几个工分，我就在谁的‘工分册’上记下这一天干活的内容和工分数。等到最后一本记完时，往往天已很黑。然而，即便工分记到再晚，也很少有人提前退场——可能是因为工分涉及钱粮分配事关重大，也可能是早已形成习惯，反正大家都坚持到最后，直到工分全部记完为止。”不过，让李列元最劳神的还是为工分争吵，“有时，为了一分半分的，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一般由队长决定或民主评议一下。”

在那个年代，可是一切行动听哨声。只要队长哨声一响，不管在干什么都要立即行动，有些男人边跑嘴里还边嚼着饭;而女人则放下喂奶的孩子，边走边扣着衣服……反正不能迟到，因为迟到了要扣工分。至于到了后怎样干活就另当别论了。”据李列元介绍，那时干活重数量不重质量。比如锄草，大家不关心锄没锄草，关心的是进度，所以锄了好几遍，工分记了好几次，草还是依然在。“那时候，一切来源于土地，如若一天不干活，到年终分配时就直接影响到收入。尽管那分值十分微薄，但一家老小的吃喝开销全這在里面呢。”

不过，评工记分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为了提高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改变那种“干到落日头，一天一划头”的平均主义，后来队里规定凡是能定额包干的农活都实行定额包干，如犁田、插秧、割稻等，预先定好每亩的工分数，然后根据实际完成的数量和质量计算工分。“这样虽然比原来的记工分法合理了，但计算的难度增加了，我的工作量大了不少。”

那个时候的李列元，深知工分在社员们心目中的分量：不仅体现了他们的劳动价值，更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和希望。所以，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总是耐心细致地记好每一笔账，尽可能不出差错，让社员们放心。“常常工分评好后，当我收拾好账本最后一个离开队屋时，夜色已罩住了整个村子。”

在生产队，最激动的时候要算年底分红了。“社员们拿着‘工分册’到我这里记账，我会根据全生产队的情况做决算。在生产队交够‘公粮’和‘购粮’后，剩余的粮食还要留种子和机动粮，最后才给社员分。队里让社员分粮的依据有两条：一是各家的人口即计口分粮，每家都有，拿我们生产队来说是每人每年450斤左右基本粮;其次则是工分，按工分多少分粮。待到年终总决算时，将生产队的经济收入除提留（在总收入中按规定提取一部分存留起来作他用或归自己使用——编者注）外，全部按全队的工分平均，看一个工分值多少钱，然后减去，就是年终各家各户分红所得的钱。”

“年底决算，那结果是现在的人无法想像的：一个全劳力起早贪黑干一天仅值几角钱，披星戴月干一年还不到200元！”李列元感慨道，“于是不少家庭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但分不到钱，反而还要给生产队交口粮钱。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李宗胜，有5个小孩，只有两个大人干活，一到年底分红还要分给队里钱，没钱的他家只好以粮食充抵。”

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挣工分的日子渐渐离我们远去，大家不用为挣工分而忙碌了，“工分册”自然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过去记工分、挣工分的日子，李列元却是无法忘记，“有时，我会拿出‘工分册’翻一翻，感觉就像放电影一样，连续地反映出我30多年的人生经历。”

李列元说，现在他还喜欢走过曾经为社员们记工分的队屋，曾经留下过乡亲们无数欢声笑语的队屋，曾经伴他度过许多黄昏的队屋。虽然，队屋早已不在了。但对于李列元来说，时光之手不能抹去他的记忆。他说，他要把这些资料再加以整理，因为有些纸张开始破损，字迹也有些模糊了，“除了已送给‘小井庄包产到户纪念馆’一部分外，余下的我像‘传家宝’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丢失。回忆过去，了解以前生活的贫乏，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生活。”

（摘编自《党史纵览》2014年第8期。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