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彦
在美国和欧洲,年轻人不再喜欢教堂,祷告也执行得马马虎虎,但“超过三个人就是一个小型教会”,因此,上帝依然无处不在。上帝是西方人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引导者,他与法律并行,是社会运转的保障。精神支柱也好,寻求庇护也罢,崇尚科学的西方人依然信仰上帝。“耶稣救恩”,世人也坦然地接受这份上帝的恩典。
熊孩子制造噪音,告你;花园未整理影响街容,告你;煮中餐污染环境,还是告你。当喜欢“讲道理”的中国人碰到有律师的老外,一句“告你”胜过所有孔孟之道。在西方,法律细致到生活中的每个细枝末节,公民受到法律约束,同时,他们也善于使用它约束别人。“律师”是最紧俏的职业,他们成为总统和首相的概率高于理工男和马哲高材生。不服气?小心,告你。
“合同”是契约,“婚姻”是契约,“我爱你”也是种契约。“契约”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革命者创立了社会契约理论,公民让渡了权力,国家接手,成为公民的守护者。当“契约”深入到社会交往领域,它维系着陌生人间的信任,是“安全感”的隐形保障。人性不可靠,但精神可以被塑造。当契约精神成为主流价值,信任和安全感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古希腊神庙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赫拉克利特说“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笛卡尔发现“我思故我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历史。西方人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并非热爱祖国,不过是计较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