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四）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
——吕骥

★ 文 / 乔书田

吕骥与沙梅——他们于1939年6月共同组建了上海歌咏运动中的一个歌咏团体“业余合唱团”

1966年5月，上海正举行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一位新华社记者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述评说，“这是一次空前地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音乐会，这是一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会；这是一次有广大工农兵奋起参加的、为巩固地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音乐舞蹈阵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挑战的音乐会。”为此，《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

5月下旬，吕骥在上海参加完“上海之春”音乐会后，返回了北京，随即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洪流卷了进去，工作被停职，造反派给他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和“反共老手”两顶帽子。原“配备的汽车被收走，家里的地毯、沙发、茶几、弹簧床全部被搬走，保姆被勒令辞退，书柜和多数房间被查封”。（1）6月起，白天到单位（文联）接受审查，晚上回家居住。

8月，进文化部集训班，接受审查。

9月，被送回文联，与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冯牧、葛洛、韩北屏、屠岸、陶纯、李焕之、孙慎、吉联抗等人关在文联大楼的地下室反省，开始与群众隔离。

这时，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的小礼堂内外，大字报已铺天盖地，各种批斗会、示众活动接连不断。9月30日，为庆祝建国17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10首。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共4首。10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三次发表“毛主席语录歌”，并加了“编者按”，说，“我们相信，在革命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

很快，毛主席语录歌，铺天盖地，响彻大江南北。12月30日，吕骥被迁离文联大楼地下室，一个人被关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

1967年伊始，“造反派”开始分裂。大多分成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动乱的形势日趋严峻。

1月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半月刊同时登出姚文元的长篇批判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随即对周扬展开了大肆诬蔑和攻击。

先后被牵连的有林默涵、刘白羽、齐燕铭等80多人，其中也有吕骥。他们不停地被审问、游街，挂牌批斗。

1月9日，吕骥又被重新关入文联大楼地下室。原被关押在这里的田汉、阳翰笙、光未然、李焕之等人都不知去向。此时，只有他一个人，由一位姓王的老员工（吕骥称他“老王”）看守。

5月上旬，吕骥再次被带离文联大楼地下室，押至中国音乐学院前排的一间平房里。一人一间，马可也被关在相隔的第三间。由一个被称为“老王”的人看守。早上由“老王”开锁，晚饭后由“老王”上锁。每天读毛主席著作，听大喇叭广播，写外调材料，写检查。不许读其他书报，不许做其他事情……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约12月初的样子），59岁的吕骥和夫人关立人被送往天津静海县团泊洼文化部开办的“五七干校”劳动。（2）每月的伙食费不到14元钱，早晚都是窝头、咸菜、粥，只有中午有点正经菜、饭。

在干校，他跑长垄种过地，喂过七八头猪，“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头发长了对着镜子自己剪……”（3）每月发给他的生活费，从不乱用一分钱，省下来全部交了党费。他不吸烟，不喝酒，比起那些烟民、酒民来，日子显得好过一些。

苦苦熬过了6年时间。1975年10月，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宣布干校结束，全部人员分期、分批撤回北京。文化部为接收这批干部，重新组建了一个“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简称“分办”），属司局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恸。

3月，吕骥和夫人回到了北京。（4）此时的吕骥，虽归“分办”管理，但他这一级干部的组织关系仍在中央组织部。“学习待命”期间，文化部办公厅主任、部队来的侯再林曾与他面谈工作问题，他推脱说：“我老了，脑子不够用了。”予以回绝。

接着，于会咏亲自找他谈话，明确请他出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一职，他仍然推脱说，“不行了，脑子不够用了，若一定要工作的话，就到考古所去，弄弄古董，或许还行。”吕骥的性格，凸显无遗。

4月5日，清明节。首都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贴传单，朗诵诗歌，发表演讲，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

9月9日，毛泽东主席病逝。10月6日，国家危急时刻，以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机智地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帮派骨干一网打尽，隔离审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彻底铲除。于会咏为首的文化部也彻底垮台，其骨干分子都成了阶下囚。

10月下旬，北京为庆祝“四人帮”覆灭，举行了三天大游行。吕骥所在的“分办”，也跟随在文化部的队伍中，走上了街头。

当文化部的游行队伍行至南长街的南口时，迎面走来了一支高举着旗子的队伍，旗子上写着：“国务院政策研究室”8个大字，胡乔木走在队伍的前面。当两支队伍相遇时，胡乔木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雄赳赳、气昂昂走在文化部队伍中的小个子吕骥，便大步迎了过去。两人相见，一言未发，就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大家为之热烈鼓掌，共庆新生。

吕骥与鲁英，1989年5月3日摄于鲁英家

1977年3月，恢复了自由的吕骥申请去西北从事考古工作。得到批准，与音乐研究所的黄翔鹏、王湘、顾伯宝组成一个考古小组，先后赴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对历年来出土的陶埙、编钟、编磬等进行考查研究。

吕骥在总结此行的收获时认为，重要的有两点：一、了解了陶埙从公元前6700年至殷代的发展过程，进一步证实了五声音阶形成的年代 —— 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二、发现先秦的编钟大部分可发双音：小三度、大三度、完全四度。但尚须进一步证实。

不久，吕骥根据此行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一文。并发表在国家文物局、文物编辑委员会出版的《文物》月刊上。（5）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6）到会代表1510人，代表着全国3500多万党员。这次大会是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各方面工作得到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要求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

8月18日，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致了闭幕辞。他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正以团长身份带领中央乐团在朝鲜访问的吕骥，得到消息，兴奋得一夜未眠。

1978年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吕骥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在此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会”委员（7）。

6月3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全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期间，召开了第二届常务理事扩大会。吕骥主持了会议。会议决定，即日起恢复中国音协的工作。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贺绿汀、丁善德、周巍峙、孙慎、李焕之、王元方、李伟、江定仙、关鹤童、时乐濛、吴祖强、周小燕、杨荫浏、喻宜萱、缪天瑞、马玉涛、常苏民、程云、彭修文等50多人。吕骥在讲话中回顾了音协17年来的工作。他指出，“音协恢复活动，首先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疯狂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严重罪行，坚决肃清‘四人帮’在文艺（包括音乐）方面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的流毒和影响。”

8月，《人民音乐》第四期(双月刊)，发表了吕骥的《恢复后，做什么？—— 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文章指出音协恢复工作后急需做好的四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为第一位的工作抓起来。”“第二，……抓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三，狠抓深入生活这一环。”“第四，大力抓好提高文学艺术修养、钻研音乐艺术技巧这一环。”（8）是年夏，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中，又发现了一组共56个编钟。（9）12月18日至22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根据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文革”以后党的领导工作提出的意见、对如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以及如何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问题，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全会”后，全国的形势迅速向好的方向转化。

（1）见《中国艺术报》吕朴等人的文章《回忆父亲吕骥》。

（2）2005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吕骥传》中说，“1970—1973年（61岁—64岁）吕骥和夫人关立人均被送到天津团泊洼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见该书第219页。吕骥亲自为乔书田撰写于 1988年6月的《吕骥年表》补写的文字是：“1968年12月将我送至天津农村与音协干部一同劳动。”（见“吕骥补写部分”第一页）。

（3）见《中国艺术报》吕朴等人写的短文《回忆父亲吕骥》。

（4）2005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吕骥传》中说，“1974年—1975年（65岁—66岁）作为干部回到北京。”见该书第219页。时间过于宽泛，给人感觉吕骥从天津农村回到北京，路上整整走了两年。另外，所述时间并不准确。吕骥亲自为乔书田撰写于1988年6月的《吕骥年表》补写部分，这样写道：“1976年3月回北京。”（见“吕骥补写部分”第一页）。

（5）2005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吕骥传》中说，“同月，（指“1978年3月”—笔者注）发表《从原始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见该书第221页。错误有二：一、该文发表的时间是1978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文物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物》月刊上。1978年3月，是完稿的时间，不是发表的时间。二、文题有误。题中在“原始”二字后面，应有“氏族”二字。

（6）2005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吕骥传》中称：“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见该书第220页。会议名称有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称“次”，不能称“届”。选出中央委员会后，中央委员会开会称“届”。

（7）2005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吕骥传》中说，吕骥当选为全国人大“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见该书第220页。在全国人大机构中，只有“教科文卫委员会”。没有“科教文卫体委员会”。

（8）（该文收入在1988年8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吕骥文选》（下集）第37页。

（9）2005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吕骥传》中说，1978年“5月，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了规模宏大的一套编钟，经测音和铭文解读，‘编钟能发双音’……”见该书第221页。错误有三：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56个编钟，是在1978年夏发现的，说“5月”，时间有误；二、“编钟能发双音”，1977年在西北甘肃的考古活动中就发现了，不是在湖北才发现的；三、1979年，吕骥到湖北考察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时，经解读钟上的“铭文”，证实了1977年在西北甘肃的考察中发现“编钟能发双音”是正确的。所以说，“测试编钟能发双音”和“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以及“解读编钟上的铭文”，是在三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次活动中完成的，并非都在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