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绘画语言当代转化探索——油画民族化的当代性发展困境

梁宏理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油画民族化工作室成立至今已有十几年了，作为一个研究或发展方向，在教学实践中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是困难。在长期的思考当中，笔者觉得面对和讨论这些问题或困难是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参考意义的，因此想把这些写下来，希望获得更广泛的讨论价值。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重要潜在原因。在这个背景和前提下，文化艺术的“本土化”“民族化”呈现出一种不断自我更新演变的历史面貌。这是与我们本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紧密相连的。在不同时期创造出的自为的油画民族性特征也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文化消化能力的具体体现。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油画的民族性与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何面对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当代性问题，就成为了我们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是自身的思考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从语义内涵的角度来看“民族化”这一话语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与三十年代“左联”提出的文化“大众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族化”一词的使用最早则是伴随抗战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而出现的。“油画民族化”作为一个完整的词语出现最早见于1950年《人民美术》第三期刊载的由王朝闻撰写的《精确描写不等于现实主义》一文中。“油画民族化”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则是与1956年8、9月间文化部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油画教学会议”直接相关联。很明显，“油画民族化”这一话语是美术界执行文艺“双百”方针的产物。1959年以后，美术界对于“油画民族化”问题开始转向一种谨慎、务实与理性化的发展轨迹。以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等为代表，标志着“油画民族化”的实践活动进入了一个相对学术化的探索时期。从油画语言表现方面入手，关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现实与理想等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民族”或者应该说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油画新现象。从而使“中国油画”有了一个更直观、更明确的初步形象。

由此看来，“油画民族化”这个概念的产生是有着多重因素影响的综合体。它将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相对的独立的艺术实践等诸多方面的诉求包含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难以辨析的特定历史产物，代表着某种特定的民族话语。客观地讲，“民族”一词的使用在现在看来是具有一定的狭隘性的，而“化”的使用更是带有了一种强烈的强迫性质，让人联想到某种“运动”模式。但是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我们可以暂时抛开与它的词义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只是寻求它的主体所指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很大程度地得到解放，个体意识得到觉醒，文化信息资源更是有了爆炸性的大发展。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中国艺术界产生了强烈的融入世界语境的诉求。希望能够拥有一种更加广泛的“公共语言”，被普遍认同与接受，表现出我们迫切地要求成为“世界人”的群体心理特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使得诸如“民族化”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尴尬和不合时宜。而“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在当今世界又成为了一种非常敏感的、冲突强烈的全球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世界难题”。这时的“民族化”讨论就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加谨慎的态度来回避一些潜在的危险性倾向。今天看来，“民族化”所对应的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新问题，是带有政治性的文化冲撞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尽量把它从意识形态领域剥离出来，以文化类型、人类学的角度深入地研究和发现它的价值与发展的可能性。

油画民族化不只是中国油画自我、自觉的发展问题，还是带有很强烈的中国文化发展策略的内容。就此，面对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在油画民族化概念中就应该增加新的内容，并且调整它的内涵结构，整理出一个更加适合当下发展的问题线索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扩张与冲击的环境，应当拥有一种文化自觉发展、同时争取有效的“对话环境”的要求。“民族化”问题所提倡的民族自信、自觉以及文化发展策略的主动性会成为一种张扬中国文化自信的象征，为中国油画争取一种独立与自主创新的机会和能力，发现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联系。这也是世界上每一个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的新兴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就此对于“民族化”概念及其存在的现实价值、意义的讨论告一段落。下面就我们在具体的本科艺术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困惑与问题展开讨论。

笔者所从事的是美术学院的油画教学工作，在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油画民族化工作室任教十余年了。在教学的实践当中我发现“油画民族化”这一研究方向就像它的概念一样，内涵是非常繁复的，牵扯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对于这样一个复杂问题，要在四年学制的本科教育当中实现阶段性的效果，其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问题的艰巨才使得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凸显了出来。

首先从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来说吧。80、90后是现今大学生的主体，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是这个大转型时代生动的综合体现。他们的出生以及成长伴随着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一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成为21世纪初的世界奇迹。物质资源与信息资源的空前丰富，使得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在获取物质与信息的时候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来实现，甚至宅在家里就有可能搞定一切。在校园生活当中他们更愿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交流，甚至实践活动。那就是利用网络利用新媒体来进行社交活动并从中获得某种安全感。我有一个直观的经验就是，与以往不同，现在的课间休息时间往往会比课堂时间更加安静。大家都在低头看手机！对于一个勉强挤入70后的教师来说，我所依赖的传统对话的交流方向会时常受挫，从而主观地觉得他们拒绝交流。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判断！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在虚拟世界中培养出来的热情、自信以及经验在现实世界中还是显得脆弱与不稳定。再加上独生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社会性的缺失使得这种自信或者自我意识缺乏一些现实社会基础。知识来源于经验，经验的缺失或者偏狭会造成价值观的不稳定，进而会造成审美的混乱。

在传统意义上讲，西方是以商业为主要生产特征的社会形态，通过商业途径传播文化信息是重要手段。时至今日，在商业巨轮的操作下，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已植根于我们的心里。从早先的耐克、可口可乐到如今的苹果，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心里是无法取代的。中国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消费时代。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利益是很自然的想法。一种“快餐文化”或者一种快速消费心理占据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以实践经验为主的传统的教育方式就受到了强烈的挑战。一些以经验为主要方式的带有手工业性质的科目会显得过于苛刻，那么不被广泛接受也是理所当然的现象了。另一方面以商业手段推动的“文化殖民”也会给我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失落感。由这种失落感引发的自我否定伴随着被接受的渴望，面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弱势心理显露无遗。

教育一定是一个大体系的东西，它应该是在人的各个成长阶段科学地、有序地系统进行的。我国早期的“重理轻文”现象随着高中教育即将取消的文理分科措施应该告一段落了。但应试教育所造成的功利心理依然普遍存在。国家提倡的素质教育还带有很多形式主义的痕迹。学子们还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应付那些高考拿分大项上面。这使得我们的大学生较之西方国家的大学生显得有些“晚熟”，缺失主动性，缺失社会实践能力乃至创造思维。另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传统学术在近几代人当中形成了认识真空。近些年来由于信息资源的扩大，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先天的缺失系统性的认识，导致前些年出现的“国学热”总是会带有一些异样的味道。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无法避免误读，但是只要有避免误读的要求就有可能更进一步地接近学术真相。如果有要求，开课、加课就必须比别人付出得更多，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勇气。

以本土传统文化为对象、为依据的油画民族化，要求更加深入、客观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性的认识。在本科的四年学制当中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拥有中西方美术史课程，但仅仅是美术史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当代的大学生较之以前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势。今天的中国艺术界已经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完成了世界艺术语言形式的完形填空题。曾经长期的感官饥渴使我们有热情去接受各式各样“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如今的年轻人可以随时接触到众多新鲜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思维的“早期开发”是相较于之前的巨大优势。现代科技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细枝末节，从而使得年轻人对于更多的科技语言具有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油画民族化的宗旨是实现传统价值、审美的延续以及语言的当代转化。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复制历史，更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希望在缤纷的艺术语言形式当中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内核，找到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存在于我们心里的合法性。随着“全球化”语境中的社会定位、文化发展、个体价值与存在意义等所凸现出来的语言矛盾，艺术创作越来越需要理性而冷静的态度，需要立足于社会、文化等较为宏大的视野中来思考问题。因此具有全面素养、具有社会意识与文化思考的艺术家，不只是艺术家个人的进步要求，更是时代的召唤。由此看来我们需要补的课还很多，需要思考的还很多，面对的困境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