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剪纸传承方式转换研究

韩慧荣

[内容摘要]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中国民间剪纸不仅面貌发生了转变，而且传承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民间剪纸是通过母女之间、婆媳之间、村内剪花巧手和劳动妇女之间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一辈又一辈地传承着。而新剪纸的传承方式打破了这一局限，它产生了教材和“作品集”，以出版的方式扩大传播，参与创作人员更加广泛，作者有作品意识与署名权，在传承方式上发生了质的改变，使得新剪纸作品提升到与主流文化艺术相提并论的地位。

[关键词]民间剪纸 新剪纸 传承方式 创作群体 文化地位

一、中国民间剪纸传统传承方式述要

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历史悠久，普及性强的民间艺术。中国民间剪纸的历史可以追溯汉代，造纸术发明之后。剪纸在民间广泛使用则是在纸质材料普及以后。它能承载着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对生活、对美的追求和渴望。由于民间剪纸使用的工具和材料相对简单、普遍，它的普及性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企及的。目前，中国除少数地区不流行民间剪纸外，其余大部分地区，无论民族差异，均有民间剪纸的流传。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典型的地域性文化体现得很充分。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剪纸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构成了民间剪纸丰富多彩的生命力，延续了民间剪纸自成体系的文化基因。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剪纸各具特点，作为创作主体的民间剪纸艺人肩负着文化传承的责任。

由于民间剪纸依附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而中国长期处在相对封闭的农耕社会，生活空间的局限使得民俗事象始终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民间剪纸作为民俗的载体之一，在我国农村与城乡广大地区依然顽强地生存。作为女性，承担着很多繁重的家庭劳动，包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在细碎的家庭生活中，如何将自己的生活装点得饶有情趣，是每个热爱生活、追求美和幸福生活女性的重要选题。剪纸是考量女子综合素养重要的一项。地处黄河流域的陕北，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民谣《迎亲歌》中唱到：“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由此可见，认为女子聪明灵巧、是否是理想中的婚配对象总要与剪纸紧密联系。剪纸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技艺是如何传承的呢？传统的传承方式勾勒出一幅恬静而美丽的画面。剪纸作为女工的必修课在女性中流传十分广泛，要求女性在闲暇时光里学习剪剪纸。如果问她们“剪剪纸是和谁学的”，她们会回答“和妈妈学的，姥姥教的，奶奶教的”。

以上说明剪纸的传承方式是从家庭内部长辈教晚辈。山东高密著名剪花巧手齐秀花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和自己的姥姥学习剪花。成年后她仍然向姥姥请教剪纸技巧。（图1）从形式上看，剪纸技巧是女性家庭成员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的。另外，姐妹、姑嫂、妯娌的平辈之间或者是邻里之间相互学习，以传统的熏样儿模式将古老的富有文化内涵的剪花纹样代代相传，一直沿用至今。

二、以出版的方式广泛传播

（一）剪纸教材进入课堂

民间剪纸一直延续着自己稳固的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以这种方式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的精神寄托。直到民国时期，剪纸教材的出现方打破了这种古老的传承方式。

191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了《剪纸图说》（图2）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所找到的第一本剪纸教材。本书由简单的对摺剪纸技法切入剪纸教学，作者施咏湘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将103种剪纸方法教授给小学生，目的是“磨炼儿童脑力，发达匠意。得养成精密之习惯，且能于练习制作时，得正确几何学制概念”。书中所举图形多为几何形纹样，其中采用少部分传统民间剪纸的造型，如“盘长”、“万字符”等。对摺几何的剪纸是采用西式的手工课堂的教学方法，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

尽管如此，《剪纸图说》作为高小的教学范本进入学堂，已突破传统民间剪纸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转化为可参照课本学习的方式，其中由对摺到六摺的分步骤示意图和色彩搭配示意图绘制得清楚详尽，即便是学生离开教师的指导也可以自学剪纸。1947年，大东书局出版的《剪纸工》 -书也同属这类教材。

剪纸教材的出现，使剪纸的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书中讲述的内容就其本质讲是一种图案，这也体现了剪纸的装饰性特征，但是剪纸的寓意在这里很少被提到。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不同年龄段业余剪纸创作的剪纸教材相继出版，使剪纸创作更加普及。195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剪纸辅导资料》是一本少年儿童的文艺辅导材料，为发扬民间艺术，使少年儿童结合生活、反映现实，创作出具有教育意义的新窗花剪纸。其中讲授剪纸的方法、应用、技术等问题，欣赏各地区传统民间剪纸并且教授如何创作新剪纸。同年，西安长安书店出版高学敏编著《怎样剪纸》。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林曦明编著《怎样剪纸》（工农兵业余美术自学丛书），采用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从讲授剪纸的工具入手，将剪纸的制作方法、步骤、表现形式和技法逐项说明，并且结合图例讲授，使读者一目了然。

另外，仍然延续对摺至多摺的图案剪纸教学，如1960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剪纸图案》，其中采用镰刀斧头、红旗、和平鸽、跃进马、钢花、工厂等图案，既反映时代风貌，又简单易懂。这种教授方式很容易吸引读者。

1965年，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系教师鲁华编写的剪纸教材《实用美术教材·剪纸》（图3）被列入该校课堂，作为图案课的辅助教学。由于剪纸自身具有图案性和连贯性的特点，能使图案课的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教学变得言简意赅。据鲁华先生回忆：“要讲单独纹样、适合纹样这些纹样，尤其是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等。要是在黑板上画就慢，拿剪刀一铰，图案就出来了。这样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折，打开就是二方连续。适合纹样呢？铰个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课堂效果又快又好，学生回去一研究，想做什么图案就做什么图案。”

（二）剪纸作品集进入主流文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生产复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对旧社会的观念和风习逐渐克除，对新文明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他们急需找到一种恰当的艺术方式来表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抒发内心的情感。针对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剪纸创作在此期间遍地绽开，在内容题材、造型语言等方面都展现出一个全新时代的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各地文化、出版部门对剪纸等传统民间文化进行广泛收集和出版，多数“剪纸集”中将当时出现的新剪纸作品及时纳入其中，如《窗花》《渤海窗花剪贴选》《湖北民间雕花艺术》《甘肃民间剪纸》《山西民间剪纸集》《福建剪纸》《烟台刻花》等；新剪纸作品的个人图集有曾景初的《木刻与剪纸》、冯稼的《新剪纸》、张学廉的《新窗花》、王镜明的《剪纸艺术·农村集》、朱枫的《剪纸集》、张侯光的《农村剪纸集》（图4）、林曦明的《农村新窗花》、徐飞鸿的《风俗刻纸》等。在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存在大量困难、出版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够出版个人作品集的美术家可以说寥寥无几，但这些在此之前默默无闻的新剪纸作者们因剪纸而迅速成为新中国美术界的佼佼者，可见当时剪纸在主流中的位置之重。

剪纸作品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初现繁荣，而“大跃进”时期的剪纸集出版得更加密集，数量之多令人瞠目。如果说建国初期的剪纸集是主流文化向民间渗透的一种表现，那些剪纸作品是为了美化生活，改变原有的生活观念，它是原有传统民间窗花的替代品，那么“大跃进”期间出版的剪纸作品集在功能上发生了转变。它以一种主流艺术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受到极大的重视，频繁出现精装豪华版本，如《山东民间剪纸集》、张永寿的《“百花齐放”剪纸集》为布面精装，《山西民间剪纸集》为绸面精装，尤其在物质生活较为贫乏的年代就更显主流对剪纸艺术的珍视。此时，剪纸作品已经步入艺术的主流行列，与其他主流艺术相比较，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历经了艺术本源的回归，剪纸作品集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繁荣景象。其中传统的民间剪纸和表现新时代、新生活风貌的作品数量非常多。中国民间剪纸的造型特征及构图方式等诸多要素成为很多艺术家的创作源泉。

三、中国民间剪纸传承方式转化的总结

中国民间剪纸的传承方式通过母女之间、婆媳之间、村内剪花巧手和劳动妇女之间口口相传，直到产生剪纸教材和作品集，以出版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在传承方式上发生重大改变。

第一，新的生活方式促使参与创作人员更加广泛。在民间剪纸面临新的创作中，部队战士、文化馆美术工作者、民间剪纸艺人、专业美术工作者和美术院校的师生都积极参与并且组成创作组。由于参与人员多，作品数量和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与中国传统民间剪纸的内涵距离越来越远。

第二，作者具有作品意识和署名权。由于美术工作者的介入，剪纸创作出现了很多形式上的独立作品。这些作品逐步摆脱传统民间剪纸民俗形式的局限，追求在新生活中的意义：剪纸作品标注作者的姓名，与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比较，新的传承方式产生了属于个人和某个集体的作品具有署名权。

第三，与主流文化相提并论。剪纸教材的大量出版为普及新剪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剪纸作品尺寸逐渐增大，如《山东剪纸集》中的《狂欢》、《济南铁厂》、《腰斩黄河锁住蛟龙》（图5）、《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战斗训练、军民一家》，《安徽阜阳民间剪纸集》中的《工农联盟互相支援》等作品都是大型的长卷作品。就其本身具有的特点而言，这些作品越来越远离传统，强调独立的作品感，有意与无意的与主流艺术相提并论。大量精装豪华版剪纸作品集的出现使剪纸作品占据了主流艺术的位置。